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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批诗人中，不少是直接受到姚、贾熏陶的。如马戴本来就是贾岛、姚合的诗友，李频则是姚合的女婿，刘得仁、顾非熊、雍陶也都与姚、贾唱酬交游，还有一个李洞，则称贾岛为“佛”，铸了贾岛的铜像，“事之如神”（晁公武《郡斋读书志》）。他们都继承了贾岛、姚合苦思苦吟、琢字炼句的特点，像李频说“精华搜未竭，骚雅琢须全”（《长安书情投知己》），方干说“沈思心更苦，恐作满头丝”（《赠喻凫》）。
所以他们的五律，尤其中间四句，遣词造句极为讲究，对仗工稳，声律谐和，而境界狭小，气象萧瑟，喜欢用一些凄清冷寂的意象，特别注意“诗眼”即联缀名词性意象的一些动词、形容词的使用。如马戴《送客南游》的“疏雨残虹影，回云背雁行”，刘得仁《冬夜寄白阁僧》的“鸟栖寒水迥，月映积冰清”，雍陶《秋露》的“竹动时惊鸟，莎寒暗滴虫”，李频《淮南送友人归沧州》的“断烧缘乔木，盘雕隐片云”，顾非熊《桃岩怀贾岛》的“疏叶秋前渚，斜阳雨外山”，李洞《郑补阙山居》的“马饥餐落叶，鹤病晒残阳”，都是像大历十才子及姚合、贾岛的诗作。当时这一大批诗人都在写一种伤感悲愁之情，狭小敛约之景，都在近体格律的框架内琢词炼句，翻新出奇，因而使晚唐诗坛上笼罩着一种与时代相仿佛的灰暗、萧瑟气氛。
不过他们与姚、贾也有一点不同：姚合、贾岛苦思苦吟，以艰涩的词语写寒苦的心境，使诗歌在清新恬淡之中还有些拗峭尖新的意味，而这些诗人大多走上了清畅浅切一路。如马戴的《灞上秋居》：
灞原风雨定，晚见雁行频。落叶他乡树，寒灯独夜人。空园白露滴，孤壁野僧邻。寄卧郊扉久，何年致此身。
全诗意境和谐，视线由灞原风雨之停歇，而见归雁之远去，又收回来，则落叶、孤灯，近在眼前，再拓开，环视空园四壁，然后感叹自己的孤独寂寥，情与景融合一体，语言既不生涩，意脉也流畅，这就不太像姚合、贾岛而有些像大历时代的诗了。
在这批诗人中，比较重要的还有赵嘏和李群玉。
赵嘏（约806—？）字承祐，山阳（今江苏淮安）人，会昌四年进士。他的《长安秋望》诗中“残星几点雁横塞，长笛一声人倚楼”两句，据说杜牧曾“吟味不已，因目嘏为‘赵倚楼’”（《唐诗纪事》）。诗体方面，他以七律见长。但他的诗风，与杜牧、李商隐都不同。摹山画水，送往迎来，寓旅辛酸，逢僧遇道是他的诗的常见主题，在这里面写出细腻凄清的人生感受；语言表现，是常以白描手法，写来疏朗流畅，清通圆熟。如七律《长安月夜与友人话故山》：
宅边秋水浸苔矶，日日持竿去不归。杨桃风多潮未落，蒹葭霜冷雁初飞。重嘶匹马吟红叶，却听疏钟忆翠微。今夜秦城满楼月，故人相见一沾衣。
又如七绝《江楼感旧》：
独上高楼思渺然，月光如水水如天。同来望月人何处，风景依稀似去年。
都写得明白如话又清空幽美，这在晚唐似乎又别有一种韵味。
李群玉字文山，澧州（今湖南澧县）人。他与这批诗人中大多数人一样，只当过小官，情怀忧郁，襟抱不开，老有一种要愤然出世的冲动。他的诗歌题材与情感并没有什么异于其他人的地方，只是他的诗歌意象要富丽些，包彩要明艳些，风格上要轻软柔婉些，五言诗如《湖阁晓晴寄呈从翁二首》之一：
岭日开寒雾，湖光荡霁华。风鸟摇迳柳，水蝶恋幽花。蜀国地西极，吴门天一涯。轻舟栏下去，点点入湘霞。
七言如《望月怀友》：
浮云卷尽月朣胧，直出沧溟上碧空。盈手水光寒不湿，流天素彩静无风。酒花荡漾金尊里，棹影飘飘玉浪中。川路正长难可越，美人千里思何穷。
都显得色彩艳丽而气骨纤弱。虽然他的诗令人感到优美，一些五七言绝句也很有南朝民歌的味道，但格局太狭小窘迫了，这也是晚唐诗歌的一个演变趋势。
第四节 晚唐后期诗文的演变
九世纪六十年代以后，农民起义不断爆发，至八十年代中叶，各地起义虽然平息，但这时的唐帝国已是千孔百疮，风雨飘摇了。这一时代变化给文人士大夫又一次沉重打击。“西北乡关近帝京，烟尘一片正伤情。愁看地色连空色，静听歌声似哭声”（司空图《淅上》），面对着这种巨变，感受着这种时代的衰飒气氛，他们或者从沉痛中抬起头来，企图挽救时世；或者在悲哀里低下头去，走向明哲保身的退隐之路；也有不少人在这两者之间徘徊，对时世变化感到伤感与痛楚，却缺乏勇气站起来，只是在那里发发感慨。
在黄巢起义之前，一些文人就有了一种关注社会问题的思想趋向。如曹邺的诗，就常反映民生疾苦、抨击统治者的荒淫残暴，较多地涉及了社会情态。著名的《官仓鼠》写道：
官仓老鼠大如斗，见人开仓亦不走。健儿无粮百姓饥，谁遣朝朝入君口？
这诗令人想到《诗经·硕鼠》，在表面的幽默诙谐语气中，蕴含了深刻的批评和无比的沉痛。又如于濆的诗，也有不少针砭时弊之作，如《苦辛吟》：“垄上扶犁儿，手种腹长饥。窗下抛梭女，手织身无衣。”写了劳者反而无获的不合理；《陇头水》：“杀成边将名，名著生灵灭。”以激愤的语言指斥边将以杀人为功绩。他们都效仿汉魏以来古诗和乐府的内容与风格来揭露现实，针砭社会，语言平易通俗、气格刚健朴实，在当时独树一帜。但可惜的是他们在艺术上比较粗糙，观察社会问题也不够敏锐和深入，诗中所写多是过去常见的伤农、厌战等内容，因此影响不大。
随着士人逐渐察觉到社会问题的严重性，传统的社会责任感与政治参与意识也愈来愈强烈，这使一部分人认真地考虑国家的危亡和一个稳定的文化价值系统的失落。于是，在文学领域里，主张发扬儒学传统，强调文学作品应具有服务于社会政治现实的实用功能，又成为颇为流行的思潮。如皮日休在其《皮子文薮·序》中自称他的各种文章，“皆上剥远非，下补近失，非空言也”；《悼贾》一文的序中又说：“圣贤之文与道也，求知与用，苟不在于一时，而在于百世之后者乎？”同时的陆龟蒙、罗隐也持相近的看法。从强调实用的意识出发，他们大都反对韩愈、柳宗元以后一度又很兴盛的俪偶工巧之辞，像罗隐的《河中辞令狐相公启》中所谓“歌者不系音声，惟思中节；言者不期枝叶，所贵达情”，就表明了这样的态度。而他们的文章，也确实多议论政治、揭露社会弊端、批评统治者的暴虐。在诗歌领域，他们也再次宣扬诗歌对于政治、教化的功能。皮日休说：“诗之美也，闻之足以观乎功；诗之刺也，闻之足以戒乎政”（《正乐府序》），杜荀鹤则在《自叙》中说自己“诗旨未能忘救物，世情奈值不容真”，而黄滔在《答陈磻隐论诗书》中则更明确地提出：“诗本于国风王泽，将以刺上化下，苟不如是，曷诗人乎？”
晚唐的这一文学思潮，就理论上而言，实际是中唐以韩愈为代表的古文运动和以白居易为代表的新乐府运动的延续。它的偏狭的功利性与前人是一致的。但是，要说到艺术的创造力，以皮日休、陆龟蒙、罗隐、聂夷中为代表的这些文人比较韩愈、白居易等人就相差很多了。当然，也不能说他们的创作没有自己的特色和成就。由于社会已处于崩溃的状态，他们的诗文在批判现实方面表现得特别尖锐。尤其是散文，一些具有讽刺性的短小精悍之作，其气势和锋芒是引人注目的。
皮日休，字袭美，襄阳（今属湖北）人，自号“鹿门子”。咸通八年（867）进士，曾任著作郎、太常博士等职。有《皮子文薮》。在晚唐，他可算是最积极的重振儒家文化的呼吁者。不仅写过《请〈孟子〉为学科书》，提议以《孟子》为科举考试中的必读书，写过《请韩文公配享太学书》，要求将韩愈配享于孔子庙堂，还颇有以“道统”承担者自居的意识。
其文学思想以此为出发点，所以颇多迂腐偏狭之论。但有些作品批判现实还是有力的。
皮日休有《七爱诗》，其中之一写白居易，从为人、为官、为诗、为文各方面都对白居易佩服得五体投地，他的诗歌创作，自然受白居易影响较深。和白居易一样，皮日休也试图使诗成为谏书奏章，并且仿照白居易的新乐府作《正乐府》十首等诗，期望王者从中“知国之利病，民之休戚”（《正乐府序》）。其中如《橡媪叹》写农妇的苦辛，《贪官怨》写贪官污吏的狠毒与无能，矛头都指向了最高统治者。这一类诗有白居易诗的那种简朴的语言和平易的形式，但由于偏重政治议论，较缺乏艺术趣味。
皮日休的散文可以看出韩愈的影响，语言犀利，注意层次和节奏的变化。尤其短文，常写得简洁而有力。如《鹿门隐书》：
古之杀人也，怒；今之杀人也，笑。
古之置吏也，将以逐盗；今之置吏也，将以为盗。
古之官人也，以天下为己累，故己忧之；今之官人也，以己为天下累，故人忧之。
每层两个完整句，以合于理想的“古”与黑暗的现实相对照，文字简洁凝炼，把内心的愤怒与感慨充分地表现出来。另外如《相解》，通过相工以“类禽兽”为富贵之相的现象，引申出对人世种种不平的感慨，隐含了对富贵者很尖刻的讥刺。全文层层推进、转折，句式与节奏也随之变化，造成一定的气势。
皮日休的好友陆龟蒙，字鲁望，姑苏（今江苏苏州）人，人称甫里先生，又号天随子。有《笠泽丛书》、《甫里集》。他的文学主张和创作风格都与皮日休相近，讽刺性短文写得十分犀利，如《记稻鼠》一文先写大旱，而越是大旱群鼠便越在夜里盗稻谷，接着推起一层，写大旱与鼠患越是严重，官吏索赋征税就越苛刻残酷，然后进一步斥责道：
上捃其财，而下啖其食，率一民而当二鼠，不流浪转徙，聚而为盗，何哉？
把官吏比作老鼠，说二者一样为害百姓。二百来字的小品文，写得情绪激愤，锋芒锐利，结构严密，语言简洁有力。又如《野庙碑》一文，从无名土木神鬼受人供品祭享写起，笔锋一转，说到当今官吏既不能“解民之悬”，又不能“清民之暍”，却“升阶级，坐堂筵，耳弦匏，口粱肉，载车马，拥徒隶”，并以暴力驱迫百姓奉侍自己。而一旦天下有事，他们却束手无策。所以，他们比土木的鬼神更有害而无用。文章写得淋漓痛快而且生动流畅。
晚唐讽刺性短文写得最好的当数罗隐（833—910），字昭谏，余杭（今属浙江）人，曾十次应试都没能考中进士，只好浪迹天涯，最后东归吴越，投靠钱镠。其《答贺兰友书》自述“少而羁窘，自出山二十年，所向推沮，未尝有一得幸于人”。有诗集《甲乙集》和《谗书》等。因为心中常有愤愤不平之气，他的作品对社会持有一种尖锐的批判态度。正如《唐才子传》所说：“诗文凡以讥刺为主，虽荒祠木偶，莫能免者。”罗隐《谗书》里的短文，大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