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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岂好辩哉,不得已也——记陈子展先生(1)…(图)
陈子展先生一生都过得不顺遂,建国前一直受到国民党的迫害,建国后又受到共产党的错误处理。但是,他从来没有屈服过,也不肯放弃真理违心认错,而是挺直脊梁,一争到底,在斗争中表现出他的人格力量。若借用孟子的一句话,可以说: 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 若排起履历来,子展先生可以算是中国共产党的老革命战士了。他在1922年就住进了湖南自修大学,这家自修大学是毛泽东别出心裁的创造。在这里,子展先生先后与李维汉、李达、夏曦、何叔衡、谢觉哉等早期共产党人同事或同住过,并与毛泽东相识。马日事变后,被悬赏通缉,一直到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上海前一个月,他的名字还列在黑名单中,国民党军警还到复旦大学搜捕过他。他是在1927年秋天,共产党处境最困难、许多党员纷纷退党时,加入共产党的,谢觉哉是他的入党介绍人,——据说,因为来不及宣誓,还不能算是共产党的正式成员,但国民党却已将他作为共产党要犯加以通缉了;而因为躲避通缉,他与党组织失去联系。但这无损于子展先生的革命积极性和坚定性,他一直在做革命的文化工作。他在白色恐怖的形势下,发表了很多揭露性的杂文,是1930年代重要的杂文家。如《正面文章反看法》、《读书作文安全法》、《不要再上知堂老人的当》、《湖南精神与广东精神》等文章,写得相当泼辣。他那时通读了二十四史,又深入于现实斗争,所以能写得一手好杂文。 子展先生是1934年到复旦大学任教的,后来又担任了中文系系主任。讲堂是传道、授业、解惑之所,除了传授文化知识之外,教师们常常要发表对于现实的见解,表明自己的人生态度。子展先生的见解和态度,必然要触犯时忌,而当时的教育界则是在陈果夫、陈立夫的CC系控制之下,双方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听说,抗日战争中复旦内迁重庆北碚时期,子展先生与CC系就斗得很厉害,以致听命于CC系的学校领导要解聘子展先生。正在危难之际,冯玉祥将军得知此事,特制了一张特大的大红拜帖送到复旦,上书“太老师陈子展先生启”,下面署上冯玉祥的名字,还特意要摆在门房里给大家观看,这才吓退了CC系及其喽啰,没有敢下解聘书。盖因子展先生的一位学生曾教过冯玉祥读书,故有“太老师”之称,而冯玉祥此时虽然已被架空,手中没有了兵权,但名义上还是军事委员会的“副委员长”,与蒋介石也还没有彻底闹翻,而且又算是结拜兄弟,这一点威慑力量还是有的。 子展先生就这么一直斗到新中国成立,应该说,他在文化教育战线上的斗争是不屈不挠的。但学校的情况也极为复杂,这么一路斗下来,总难免有些恩恩怨怨,而这些恩恩怨怨,也难免会延续下来。再加上子展先生虽有湖南人“扎硬寨,打死仗”的精神,但缺乏讲机变善妥协的灵活性,这就难免要吃亏了。 建国之初,军代表和党组织还是重视子展先生的。当初的军代表,即后来的党委书记,曾经登门拜访,请子展先生出山,但是,他不肯出山。理由是:共产党困难时,我应该帮忙;现在共产党胜利了,我就不必再凑这个热闹了。但是,真空总是需要有东西来填补的,既然你不肯出来,总有人会出来占据这个位置的,而做领导的,也少不得有帮场的人。所以,新的积极分子受到领导人的赏识,也是必然之事。这个道理,子展先生未必不晓得。但最使他恼火的是,出来跟着新的领导走,成为新的积极分子的,竟是他一直与之斗争的“公馆派”。所谓“公馆派”,就是子展先生所指当年经常出入于章益校长公馆的人。 其实,这也并不奇怪。一个权力者倒了之后,追随者改为去追随新的有权者,这在中国历史上本是常见的现象。所以中国有五朝元老,多三代红人。何况,现在是天翻地覆的大变革时代,有人能悟今是而觉昨非,追求进步,靠拢领导,这当然是值得欢迎的。而政治家们则总是较为看重现实的需要,远甚于已成陈迹的历史。而且,即使子展先生能够慨然出山,凭他的性格,也决不会去迎合领导,而难免要自行其是,冲突是早迟间事。
第一部分岂好辩哉,不得已也——记陈子展先生(2)
然而,形势逆转之快,却使当事人难以接受。子展先生感到愤怒,他写了一封信给党委书记,说你当初虽曾支持过我,但现在却跟一些人一起迫害我了,因而严加指摘。当时,有人要调他到北京工作,他也回绝了,而提出要回湖南老家去。后经陈望道校长劝说,虽然仍留在复旦,但心情总是不舒畅的了。而在思想改造运动中,他又受到挫伤,特别是有人借故指责他的讲稿陈旧,很使他愤然。于是他干脆待在家里,不再上课。 子展先生虽然离群索居,但是仍旧难逃1957年的劫难。 本来,子展先生不出席会议,不参加鸣放,不为“阳谋”所动,该是可以平安无事的了。但不料却有人打上门来。来者是一位老相识,建国后做了民主党派的头面人物,很是走红,却为子展先生所看不起。这回他声称是代表党来通知陈子展必须参加会议,子展先生一下子火气就冒上来了,立刻顶上一句:“你是什么狐群狗党?!”这原是骂那位盛气凌人的来者的话,但汇报上去,却成了是骂共产党的话了。于是罪莫大焉,子展先生被打成了极右分子,教授级别从二级降到四级。但是他硬是不买这个账,不承认自己有什么错误,不承认自己是右派分子,而且留起长胡子,仍旧关在家里研究《诗经》、《楚辞》。子展先生虽然处于困难的境地,但从不去通路子,而是自己硬顶着,这很令人肃然起敬,连复旦党委中有些人在私下里也称赞他“耿介”,说他认识那么多中央大佬,也从来不去找他们。但后来,上面还是知道了此事,中央统战部出面过问,复旦才于1959年10月间摘掉他的右派帽子。原来是要他先承认错误,做个检讨的,但子展先生硬是不肯,也只好作罢。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不久,子展先生被迫离校,进了牛棚,后来又下到班级,接受监督,有时还要跟班下乡劳动。有一段时期,我和他分在一个小组,又同为改造对象,常在一起劳动、休息,得有机会经常聊天。子展先生很健谈,你只要提个头,他就会滔滔不绝地谈下去。谈文学、谈历史,但从来不谈他与那些大佬的交往。工宣队主持清理阶级队伍时,他当然在被清理之列,还专门组织过一次对他的批判会。但批判之后,同学们对他不是痛恨,倒反而尊敬,有些另眼相看了。因为这个老右派却原来是个老革命,而且是根硬骨头。人们在运动中虽然常把那些硬骨头叫作“顽固派”、“死硬分子”,但内心里还是给予很大的敬意的;倒是对那些随风转的风派人物和一压即屈服的软骨头,很有点看不起。所以,在“文革”期间,学生们对于子展先生倒也并不特别为难。只是,他一直搞不明白,为什么以前是国民党找他麻烦,后来共产党又找他麻烦?就像哈姆雷特思索“生存还是毁灭”的问题一样,老是解不开这个结。 “文革”结束后,子展先生搬到复旦渝庄来住,生活也较为安定一些,那时,他虽已80多岁高龄,但仍奋力继续他的研究工作,终于完成了《诗经直解》和《楚辞直解》两本大部头著作,出版后,很得学术界的好评。《诗经直解》出版后不久,王蘧常先生曾送我一副章草对联,附带提了一个条件,要我向子展先生要一本《诗经直解》签名本给他。他们原是朋友,但子展先生却忘记送书了。 子展先生建国前曾出版过《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最近三十年中国文学史》和《中国文学史讲话》、《唐宋文学史》等书,前两本书还是中国近代文学研究的开创性著作,产生过很大的影响。但就学术水平而言,《诗经直解》和《楚辞直解》毕竟是后来居上,它们是作者沉潜多年的发愤之作。子展先生自己说:“愚治《诗》旨在与古人商榷,治《骚》旨在今人辩难。”即使在艰难困顿之中,即使从事纯学术的研究,他仍不忘与人论辩争斗也。 此之谓陈子展先生!
第二部分不肯跟风的独行者——记蒋天枢先生(图)
时下,陈寅恪的学术思想重新引起人们的重视,蒋天枢先生也因整理《陈寅恪文集》并撰写《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而出名。其实,蒋先生是一个不求闻达,不计利益,一生埋首书斋,扎扎实实做学问的人。他花了那么多的时间和心血来做这些事,完全是出于对老师的尊敬和对学术的痴心,别无他求。所以,当上海古籍出版社将2000元整理编辑费开给蒋先生时,却被他退了回去。他说:为老师整理遗著,是决不能取酬的。真是古道可风。 蒋先生不但自己扎扎实实做学问,而且以此诲人,对学生的要求也相当严格。他给我们上先秦两汉文学史,是我们刚入学那一年。那时,我们有很多同学是做着作家梦进入中文系的,因为能写几句文章,或者曾诌过几首小诗,个个以才子才女自居,很以为了不起。入学之后,方知大学中文系不培养作家,而是培养教学、研究人才的,失望之余,难免觉得有点闷气,再加以一上来就读佶屈聱牙的《盘庚篇》,读解释得很牵强的“关关雎鸠,在河之洲”,实在提不起兴趣来。蒋先生知道这情况,就花了两节课时间来务虚,给我们做思想工作。蒋先生在两节课内讲了很多话,我大都已经忘却,但有两点,因为课后同学们时常议论,所以至今还记得很清楚:一是要我们扎扎实实做学问,首先要把基础打好,以后才能搞研究,不能凭着兴趣读书;二是不要急于写文章,特别是不要去写“报屁股”文章,蒋先生调侃道:“你们急于在报屁股上发一些豆腐干块文章,无非是想买花生米吃,把时间都浪费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