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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刘翁得马，焉知非祸——记刘大杰先生（2）
《中国文学发展史》在1940年代出版后，很受欢迎，后为适应时势，不断加以修订。1957年底至1958年初，陆续出版了第一次修订的3卷本。但不久，却受到了批判。盖因当时适逢大跃进年代，各条战线都在“兴无灭资”，几乎所有老教授都被当作白旗拔掉，他们的著作也一概在批判之列。大杰先生的《中国文学发展史》因影响较大，自然就成为重点批判对象，复旦中文系还出版了一本《“中国文学发展史”批判》论文集。不过大杰先生对此倒并不在意，后来中文系总支召开甄别会，向被批判者表示道歉时，大杰先生当场发表声明，说那些写批判文章的都是他的学生，对于自己的学生，他是决不会加以计较的。 经过批判之后，这本书的影响倒反而更大了。连毛泽东对它也大为赞赏。1960年代初，有一次毛泽东到上海，派人找大杰先生，因为事先没有通知，找了好久，才从花鸟商店找到他。据大杰先生说，那一次，毛泽东与他谈了四个钟头，主要就是讨论文学史问题，对他的《中国文学发展史》里引述分析许多作家作品这一点，大加肯定。大概因为有此接触，大杰先生给毛泽东的印象很深，所以到“文化大革命”时期，毛泽东提出要保的教授名单中，就有大杰先生在内。 “文革”初期，大杰先生虽然也进过牛棚，但其实倒没有受到很大的冲击。工宣队进驻之后，要清理阶级队伍，才开始对他进行批判。批判过后，就下放到班级中与学生一起学习，日子倒也还过得去。大杰先生仍很健谈，有一次会间休息时，还跟我大谈他的老师“季刚先生”（黄侃）的趣事，其中情节，真是妙不可言。后来传达了毛泽东要保一批教授的“最高指示”，复旦点到名的就有四位：周谷城、苏步青、谈家桢、刘大杰。因为当时的调子是“一批二保”，所以工宣队又重新在全校组织批判大会，让他们“接受教育”。但是，“钦点的翰林”，待遇毕竟是不同的了。当大多数教师都下放干校，准备斗、批、散时，大杰先生却进了“小班子”，去教工农兵学员。而且，因为毛泽东欣赏，江青也来拉拢，要他给“样板戏”提意见云云。而到“儒法斗争”学习运动起来时，又要他以儒法斗争这条线为纲，来重新修改《中国文学发展史》。 将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归结为儒法两家的斗争史，这本是江青的政治阴谋，并不符合实际情况。要根据这个伪造的“规律”来编写中国文学史，也实在是够为难的了。但这毕竟是“光荣的任务”，大杰先生还是去做了，——而且不做也不行。他花了很大的力气来做这项工作，但当新的修订本出到第二卷的时候，“四人帮”被打倒了，于是他又成了被批判的对象。这回，批判者已不是无知的学生辈，而是他同辈的学者教授；他的罪名也不再是资产阶级学术观点，而是朝政治上上纲上线了。这样一来，大杰先生也就潇洒不起来了，他以患癌症的病躯，经过大修改大翻造工作的过度劳累之后，再受到这样的刺激，整个精神都萎了下来，于是一病不起，而且很快就去世了，享年只有75岁，比系里他的许多同辈教师都活得短。 如果大杰先生不被重视，不去做这样的工作，也许他还能活得更长一些，在“文革”结束之后，还能写出更多更好的著作来。 这真是：刘翁得马，焉知非祸！
第一部分终于讲席的教师——记朱东润先生（1）…（图）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批斗的教授中，我最佩服的是周谷城和朱东润两位先生。他们都是运动初期被复旦党委抛出来挡头阵的“反动学术权威”，所受磨难最多，但从来不肯屈服。周谷城先生自称眼睛有疾，被批斗时眯着眼睛，似睡非睡，别人批了半天，问他是不是这样，他说，我没有听见。一阵“周谷城不老实，就打倒他”的口号声之后，批判者只好再说一遍。会议主持人问周谷城，承认不承认错误？他却坚持说自己的意见是对的。朱东润先生则硬是不肯低头，别人把他的头按下去，他又挺起来。批斗者质问他是什么人，意在要他自己承认是反动分子，他却昂然说：“我是中文系系主任！”甚至有个党委副书记的儿子冲到他家，将一把日本军刀架在他脖子上，他也毫不畏惧。 不过周谷城先生情况有点特殊。他是毛泽东的老朋友，毛泽东曾请他到中南海家中住过几时，毛泽东到上海、杭州视察时则常约他面谈，“文革”中又点名要保护他，所以他老先生实在是有恃无恐，开一点小玩笑，主持者倒也无可奈何。而朱东润先生却是一无凭借，全靠自己的骨气支撑着，这就更加难能可贵了。朱先生常说：“人不可以有傲气，但不可以没有傲骨。”他自己的确是身体力行的。愈是困难时刻，愈是受到压力，他愈是傲骨挺然；而在他主持系政，地位较高时，对系里的教师、学生，则和蔼可亲，而且也很宽容。所以，大家都尊称他为朱老。 朱老不是随波逐流之辈，做事有他自己的准则。他所崇奉的，大概是早期儒家思想，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有积极进取精神，有时还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他青年时代在英国留学时，得知袁世凯欲与日本签订二十一条卖国条约，要做皇帝，即弃学束装，万里归来，拟参加讨袁斗争，表示“不愿以区区之身，与儿皇帝共存于天下”。后来，他虽长期从事教育工作，但并不以学校为世外桃源，作避世之想，也不是仅以此作为谋生手段，而仍是积极用世，总想对社会国家有所贡献。他写了很多传记，传主大都是政治家或关心世道的爱国诗人，如张居正、陆游、梅尧臣、杜甫、陈子龙，这就可以想见其用意。朱老一向很珍惜时间，但对社会工作却从来不推辞。他没有时间回老家，但“文革”前每年高考阅卷，他都去参加，而且主持语文中心组，工作很繁重；1957年以后，系主任实际已处于无权状态，但朱老仍在可能范围内多做工作，决不超然。并不是他对这些小小的权力感到兴趣，而是总想要对社会做些有益之事。后来又有拔白旗运动，很多老教师干脆不再上课，或很少上课，风气形成之后，有些并不很老，而且没有被拔的教师，只要有些地位之后，也就不肯上课了，出现了“教授不教”的现象。但是朱老总是坚持上课，而且还上很多课时、很多课种，即使带研究生，也是认认真真给他们讲课，直到90高龄。他是在最后一名研究生李祥年的博士论文答辩完毕之后，才进了医院的。正应了他所信奉的那句话：“战士死于疆场，教师终于讲席。”他在做了十年“牛鬼蛇神”之后，以84岁高龄加入中国共产党，并非个人有所求，也非迎合上面的需要，应该说，仍是积极用世思想的表现。 朱老早年家贫，靠族人和师长帮助上的学，从小养成坚忍不拔的精神。他从来不肯走捷径，认为捷径便是死径，他做事做学问总是认认真真，踏踏实实，刻苦用功。他曾说过，他初学英语时，将生词写在纸片上，挂满房间，朝夕读之，这样，很快就掌握了。他又说过，写字总要写它60年以上，这才能够写得像个样子，——他补充道：15年练篆字，15年练隶书，另外30年再练楷书、行书、草书。而他自己就是这样每天练字一直练到90多岁。他曾送我一些他日常写篆字的本子，从中可以看到他认真练字的情况。朱老之所以成为书法家，就是这样苦练出来的。他每做一门学问，都要做许多基础工夫，从头至尾，决不假手他人。因为他自己认真苦学，讲究打基础，所以对学生的要求也比较严格。我毕业留校时，朱老是系主任，他要我订进修计划。当时我的进修方向是中国现代文学，计划里准备从《中国新文学大系》和五四时期的文学期刊读起，自以为如此进修，基础也就相当扎实了。但朱老一看我的进修计划，就大摇其头。他说：“你必须从《史记》读起。”而且派我去辅导新闻系的“中国古代文学史”课程。我不理解他何以要这样安排，就提醒他说：“朱老，我留下来是准备教现代文学的，不是搞古典文学的。”朱老笑了笑，说：“你是我留下来的，我还不知道你的工作任务吗？但是，现代文学是从古典文学发展下来的，你不从古典文学先下工夫，能够搞好现代文学吗？你一个中文系的毕业生，去辅导外系的古代文学史，有足够的能力，我给你打包票，你大胆地去干！”我照朱老的安排去进修和工作，的确提高很快。可惜不久就下放劳动，接着又来了大跃进运动，形势大变，我自己也没有再坚持按朱老的要求去进修，以致一直没有把基础打好，很是愧对师长。
第一部分终于讲席的教师——记朱东润先生（2）
朱老身体很好，走路做事总是精神抖擞。有些老先生是病病歪歪活到老，朱老则是健健康康活到老。70多岁时还能与孙子赛跑，而且跑赢了；90岁还在写大部头的著作《元好问传》。他是92高龄患癌症去世的，倘非患上此种绝症，还可活得更长些。但是，平时却并不见他锻炼身体。我问朱老有什么养生之道，他说，他严格遵守作息时间，再就是每天练字，也是一种运动。朱老的遵守作息时间，严格到机械的程度。他说，晚上休息的时间一到，只要时钟的指针指到此时，他就停止工作，决不拖延，如果在写文章，哪怕只写了半个字，也一定搁笔，另半个字到明天再写。但是，他并非一开始就养成这种生活习惯的，年轻时倒是另一种做法，即规定好每天的工作量，做完了才睡觉。他说，他在武汉大学教书时，编写“中国文学批评史”讲义，每天是要写一定的字数的，但有位高邻喜欢聊天，常常过来闲聊，他只好奉陪，有时电灯熄了，那位高邻还不肯走，——那时学校的电灯到12时就熄灭，不能亮通宵，于是他只好点起蜡烛来陪着聊。等这位高邻聊得够了起身之后，他再坐下来编讲义，一定要把当天的任务完成，这才睡觉。但不久，有一位年富力强的同事突然死亡，这对朱先生刺激很大，于是就改为准时睡觉的生活方式，并且坚持到老。 朱老虽然很严格，但是并不严厉，有时还很幽默。他老人家是一切都讲准时的，开会从不迟到早退，我则自由散漫惯了，除了上课决不迟到外，开会是老迟到。有一次，因为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