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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文人的误区——吴晗的悲剧（图）
这样看来，吴晗是走进了一个误区了。这是一个文人不该进去，却又常想进去的误区。 吴晗本是一介书生，他一头扎在故纸堆里，长期不问政治。抗日战争时期，是国民党政府的腐败统治迫使他走向十字街头。他一出手，就想以他的专业学问来为当前的政治斗争服务。他在《从僧钵到皇权》（《朱元璋传》初版本）里，以传主明太祖朱元璋来影射现实政治中的蒋介石，这就使他的史笔偏离了历史真实性，把学术与政治拉扯在一起了。这步棋走得并不高明，实际上是走入了隐射史学的迷阵。好在他似有所悟，在以后的版本里作了改正。但是，他好像也并未跳出此种思维模式，所以，在建国以后，还是以学术去配合政治，以致被政治压得粉碎。 应该说，吴晗并非一个热中于仕途的人。他一面参加政治斗争，一面仍想退回书房去做学问。当他得知自己当选上北京市副市长时，正在访问苏联的旅途中，他当即打了一个电报给周恩来总理，表示辞谢，说是愿意留在清华大学从事学术研究和教学工作。这并非故作姿态，可以相信是由衷之言，因为吴晗的确念念不忘他的明史研究。何况，当时教授的地位也还是相当高的。回国之后，周恩来与之彻夜长谈，才说服了他就任副市长之职。 而且，作为一个历史学家，他对于政治斗争的严酷性也不是毫无所知。这只要看看他在《朱元璋传》里对朱元璋有计划整肃文人的一场政治游戏的描写，就可以知道他的眼光不俗，——“网罗布置好了，包围圈逐渐缩小了。苍鹰在天上盘旋，猎犬在追逐，一片号角声，呐喊声，呼鹰唤狗声，已入网的文人一个个断脰破胸，呻吟在血泊中。在网外围观的，在战栗，在恐惧，在逃避，在伪装。” 但是，评论历史是一回事，参与现实政治活动又是另一回事。文人在评论史事时往往能说得头头是道，而一旦陷入现实政治活动，就难免要变得昏头昏脑。吴晗在1950年代的政坛上可以说是一帆风顺，这反而促使他把问题看得简单了。吴晗的一位同时从政的朋友在悼文中说道：“老实说，我们都是书生，不是搞政治活动的人。吴晗的书生气，举一个例子便可以说明。1957年反右扩大化以后，许多知识分子不敢写文章了，民盟成员也是如此。有一天（大概是1958年秋），吴晗和民盟的一些同志在颐和园的听鹂馆聚餐，吴晗鼓励大家继续写文章，不要有任何顾虑。当时有一位同志问他：‘吴晗同志，你既然鼓励大家大胆写文章，你自己写文章为什么要用笔名呢？’吴晗同志说：‘我用笔名决不是有什么顾虑。好，从今天起，我以后写文章，一律用真名，不再用笔名。’他看政治过于单纯，由此可见一斑。”（《吴晗纪念集·缅怀吴晗同志》）同时，该文还指出，吴晗自投入政治舞台以后，一直是一帆风顺，不自觉地滋长了一种自满情绪，而且表现得锋芒毕露。作者认为：吴晗性格中的这一缺点，“与他（后来）政治上遭到挫折，也多少不无关系”。这是过来人的话，值得深思。还有，他们“三家村”里幸存的“同村人”廖沫沙，在《纪念吴晗同志》的三首诗里，以打油的形式，亦发表了许多悟道之言：“书生自喜投文网，高士如今爱折腰”；“《灯下集》中勤考据，《三家村》里错帮闲”；“鬼蜮为灾祸已萌，天真犹自笑盈盈。”这是值得我们细细体味的。 吴晗的悲惨命运是值得同情的。但是，从吴晗的悲剧里，文人们可以总结一点什么经验教训呢？
第四部分偶与风云值，独存豪气多——记吴中杰先生（图）
年前（1997—1998年），吴中杰先生在《文学报》上写复旦大学一些前辈学者的往事旧迹，引起很多人的兴趣，不少复旦同人、学子读后，想起人事代谢，颇有感慨。其实他自己也有不少逸闻…… 吴先生的大名，我是年纪很轻时就如雷贯耳。1970年，“胡守钧反革命小集团”罗织成案，吴先生被派定为“摇鹅毛扇”、“长胡子”的“狗头军师”角色。那年夏天，以江湾体育场为主会场，又在各处设立分会场，用电视现场转播，召开了40万人的批斗大会。其时吴先生不过30多岁，但因早很多日就接到不许剃去胡子的命令，拉出来果然满腮乱须，跟他被指定的角色配合得恰好。“政治常常带有戏剧性，看穿了，也就不怎么可怕。”吴先生事后如此总结。这批斗会规模宏大，吴先生在会上又死不认罪，他的名字被冠以“打倒”，吼得震天响，真是很出了一回风头，从此“天下何人不识君”。到了1980年代，有位尚属年轻的研究者一时得名，常把成就感高悬于眉宇之间，吴先生看得不耐烦，便嘲戏他一句：“兄弟在你这年纪，已经被打倒了。”——颇有点得意。 我因为久仰吴先生曾为“军师”的盛誉，到复旦读书后便跟他很接近，趁机问些往事，才知当年他与胡守钧他们并无勾搭。原来在这以前，吴先生编一种《鲁迅语录》，把鲁迅指斥姚文元之父姚蓬子的话也收进去了，“四人帮”在上海的手下人觉得他用心可疑，才找个锅把他煮进去。其实吴先生倒也没什么深意，暴得大名，多少是出于偶然。但如此不知为“尊者”讳，又在那样的大会上“横眉冷对万夫吼”，则纵无反谋，“反骨”总是长了一根的，斗他也不算全错。 其间有一个插曲：当吴先生蒙祸时，有人提出要把他的夫人、正在东北下放的高云老师揪回来一起受审。一位曾和高老师同事而那时正在上海掌着大权的人物便说了句：“这人我了解，不必去找她了。”高老师因此逃过一场磨难——她是个既温良又激烈的人，比不得吴先生的皮粗骨硬耐捶打，要是卷进那股凶潮，不知会出什么事呢。因之夫妇俩对那人怀了一份感激，在他落魄孤寂的日子里，特地去探望了一次。自己的磨难也就淡忘了……因为同在“牛棚”待过，吴先生同复旦一些著名人士如苏步青、周谷城先生等都算是有点交情。但他们后来地位日隆，吴先生就很少与之交往。有一回，周谷老写了一张条幅送吴先生，是漫漫然的“博大精深”四个字。“这怎么挂出来呢？”吴先生以为不妥，又让人转告请周谷老重写。字是重写过了，但随后不久周谷老就当了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这怎么挂出来呢？”吴先生觉得家里挂一幅副委员长的字，是一件尴尬的事，便连同前一幅都束之高阁了。周谷老竟是白白写了两回字。这故事同上面的故事合起来看，我觉得蛮有意思。 吴先生父辈的兄弟几人，有在共产党里干革命的，有在国民党里做事的，总之一家人与中国的政治纠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