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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图书馆借书还需要有个取舍的标准。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大江健三郎说：“要多读好书，只有不读坏书。”虽然说“开卷有益”，但是由于目前中国图书出版市场极其不规范，大量文字垃圾相继混入书市，而图书馆的采购人员对于图书好坏的判断能力可能非常有限，加上他们更关心的也许只是哪一种书的折扣更低（这可不是为了给学校省钱），所以大学的图书馆里有相当多的书只能用两个字来形容：垃圾。虽然借一本这样的书并不会浪费你任何钱，但是浪费的时间可是再多的钱也买不回来的。对于那些肤浅的纯粹是炒作的图书最好是敬而远之。
在图书馆借书不要太过功利，不要以为只有跟考试相关的书籍才值得一看。我记得原来学校的图书馆里被借次数最多的好像全是英语四、六级或者考研方面的书，而其余的那些跟考试不那么相关的书则很少有人问津，哪怕就是《现代化的陷阱》这种曾经非常畅销而且很有思想深度的书籍也难免被打入冷宫。
其实，毕业以后就会发现，在图书馆借过的那些英语四、六级的书里面写些什么说些什么都记不清了，就算记得也没什么用。而别的一些书籍在自己借书甚至看书的时候不知道会有什么用，而若干年以后这本书的用处就发挥出来了。正因为某本书对自己究竟有没有用暂时很难判断，所以最好摒弃有用或者无用这样的功利性思维。看书为什么一定要抱着“有用”的心态呢？看书的过程或许本身就是一种思辨的享受。
记得大学三年级的时候在图书馆看到了《独秀文存》，后来便借出来认真地看了，并且还做了笔记。在当时看来，看这样的书是肯定没什么用的，而且我当时也不指望能够有什么用。可是，在三年以后，我在深圳的某一栋写字楼里，碰到了一个同样喜欢陈独秀的上司。虽然这一切跟工作没有任何关系，可是，仅仅因为这个原因，这个上司对我可谓是“百般宠爱”，我刚刚进入地产行业，“容积率”这样一个基本的名词都不知道是什么意思，而这位上司却不遗余力地教我，我因此很快就融入了这个行业并当上了项目经理。
有一位做业务员的朋友很喜欢老庄哲学，对道家思想也颇有心得。有一次他去拜访一位重要的客户，因为客户正好在看书，所以两个人就从看书谈起。客户问这位朋友：中国古代文化中你比较喜欢看哪方面的书？朋友答：老子和庄子的书我比较喜欢。话音刚落，客户便眉飞色舞起来。二人关于道家思想谈了几个小时，而生意的事情似乎抛诸九霄云外了。后来这位朋友自然顺利地签下了那个case，而且跟客户还成为了莫逆之交。
或许有些读者看到这里便会暗暗告诉自己：我也赶紧去图书馆借《独秀文存》，去找老庄的书。可是，你怎么知道你以后的上司一定喜欢陈独秀、你的客户一定喜欢老庄呢？如果他们喜欢的是孔孟、孙子或者康德、黑格尔呢？编张只有一个网眼的渔网或许也能捕到鱼，但这靠的纯粹是运气。要想每次都能捕到鱼，那就必须要编织一张足够大的网，尽管每次网到鱼的不过是其中的一个网眼罢了。
《读大学，究竟读什么》 第一部分三人行，必有我师
三人行，必有我师
读大学，还要学会“读同学”。这里说的同学不只是说自己同班的同学，而且还包括别的班级别的院系的同学，包括高年级和低年级的同学。这些人用“校友”、“学长”之类的词语来指称或许更贴切吧。
“读同学”，在一定意义上来说就是“读大师”和“读图书馆”的延伸。读高中的时候每个学生侧重的学科不会有太大的区别，就算偏科，学理科的总不至于放弃物理，学文科的也不至于荒废历史。但是，读大学的过程中每个人的精力却可能放在截然不同的地方。除了要应付共同的英语等级考试，同一个专业的人都可能在研究完全不同的方向。譬如，同样是中文系的学生，有些人可能研究张爱玲，有些人可能喜欢沈从文，又或许还有些人会用一大段时间去钻研幽默学。这就进一步导致了每个人向身边同学学习的必要性。同时，不同的人会从不同的老师那里获得知识，同学之间的交流自然也就相当于间接地从别的老师那里获得了知识。
读大学的时候我们班曾盛行论辩之风。这一点在上世纪80年代的大学可谓是司空见惯，可是在当今的大学却是不多见的。我们班只有32位同学，可是在很多门课程的课堂上总能就或大或小的问题分成几个阵营唇枪舌剑互不相让。对于同一个问题，有些同学从哲学的角度来阐释，有些同学从法学的角度来论证，又有些人或许索性从数学的角度来分析。罗素、杜威、尼采、哈耶克、昆德拉、拉德布鲁赫、朱苏力、何清涟……这些不同国籍不同时代不同学术领域的人被我们同时引用了。虽然每个人力图证明的观点可能截然相反，但是，在这样一种论辩的过程中，我们不但分享了彼此的知识，而且通过论辩碰撞出了思维的火花，这对于每个人学术思维的养成无疑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并且对于毕业后在工作中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也有莫大的帮助。
《读大学，究竟读什么》 第一部分三岔路口的抉择
二、人生规划：三岔路口的抉择
要想走更远的路，既要马不停蹄地赶路，还要尽量不走弯路。不走弯路就是捷径。为了不走弯路，一开始就要明确自己的目标，并且矢志不渝地朝着这个目标前进。没有目标注定要兜圈子，目标不能恒久也照样可能南辕北辙。不思进取自甘堕落的人我们或许会“怒其不争”，而自强不息勤奋刻苦的人如果因为走了太多的弯路而最终一无所获，我们更加会“哀其不幸”。
我曾接触过的一个人可谓是鲜明的例子。他曾经一心想着考研究生，准备读完博士找所大学教书，安安稳稳地过日子。为此，他每天都背着厚厚的考研辅导资料去图书馆自习。大四的时候，他突然觉得考公务员更有意思，于是转而考公务员去了。在政府机关工作一年以后，他发现自己确实不适合在官场发展，便辞职来了深圳。此后他又陆续换了几份工作，至今仍然一事无成。
为了少走弯路，人生规划便成为了每一个大学生至关重要的事情。大致说来，每个人大学毕业以后有三条可供选择的路：仕途，商界，学术。在此专题中，我主要从这三个方面来谈谈人生规划的问题。至于其余角度的人生规划，我将在后面的专题中分别予以阐述。
“入仕为官”指进入党政军和其他一切“吃皇粮”的事业单位。“经商”指的是加入或创建以营利为目标的市场主体，参与市场竞争。而学术之路主要是指获得一定学位、在某个学术领域有一定造诣之后，在大学或者其他学术研究机构专门从事教学和学术研究。一些企业的技术研究人员似乎也可以归入到学术的行列。
当然，上面这种分类在逻辑学上未必会很周延。有一些职业，譬如医生，似乎被归入以上三个阵营的任何一个都有点儿牵强。还有一些职业则似乎可以归入不止一个阵营，比如党校的老师、国企的高管等等。但是，从整体上来说，将这种分类方法作为人生规划的逻辑起点不但是可行的，而且是必要的。
廓清了以上三条职业道路之后，需要考虑的问题便摆到面前了：在这人生的三岔路口，你将何去何从？只有先决定做商人，才能考虑在哪一个行业做生意，也只有决定了做学术，也才能更好地考虑自己究竟在哪一个专业领域继续发展。
朱元璋最初只是想当一个节度使，可是最后他却阴差阳错地当上了明朝的一把手。假如他最初的目标只是拥有一间作坊，或许他最终顶多只能成为一个豪商巨贾而已。甚至他可能一事无成，因为适合当皇帝的人未必适合做商人。
上文关于人生方向的分类方法跟大学生基于专业分类而形成的思维方法大相径庭。任何一个专业的人都可能走上这三条道路中的任何一条。一个中文系的学生可能毕业以后进入政府机关做秘书，若干年后谋了个一官半职；也可能进入各行各业的公司，进电视台或报社，时机成熟了就自己开个公司当老板；还可能读了硕士接着读博士，最后留在大学当了一名老师，若干年以后成为了国内先秦文学或者《红楼梦》研究的泰斗。
我大学时班上32个人学的都是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可是毕业两年之后，我们这些人早已遍布各行各业。有些人进了党政机关或者军队；有些人已经读了博士，毕业以后很可能留校任教；还有一些人，包括我在内，在不同地域不同行业的公司里忙碌着，在大大小小的商务区和写字楼之间穿梭着，奔波着。
仕途：风光无限，如履薄冰
官本位意识
中国几千年的官本位意识仍然根深蒂固，很多父母总会希望自己的孩子读了大学就去做官，而如果进了什么公司打工，那简直就是一件耻辱的事情。
我一个老乡曾就读于湖南师范大学，毕业的时候去北京某区的一个劳教所当了公务员。消息在家乡很快便传开了，方圆数公里的人都知道某村某人的孩子去中央当官了。家长还因此大摆酒席，四面八方沾亲带故的人似乎等了八辈子才终于等到有个亲戚“一人得道”，为了不让自己错过“鸡犬升天”的大好良机，纷纷前来祝贺，据说酒席就有几十桌。
无独有偶，我一位朋友毕业的时候报考了湖南省政协的公务员，因为笔试和面试都是第一，家里认为肯定已经毫无悬念，所以关于我这位朋友在省里当官了的消息很快就不胫而走，不少平时不甚往来的人如果在路上跟他父母碰见了，远远地便会满脸堆笑跑过来献殷勤。后来我这位可怜的朋友在最后的体检一关被淘汰，据说他老家那些邻居和族人很快又冷漠起来，偶尔还会夹杂一些幸灾乐祸的嘲讽。
农村的那些农民会有如此浓厚的官本位意识，而大学生当中渴望有朝一日权倾一时威震一方的似乎也不在少数。大学时我接触到的同学当中，就有相当一部分把“学而优则仕”奉为圭臬，或者是把仕途经济作为毕业以后最佳的选择。这些人在学校的时候就会想方设法为自己捞取政治资本，譬如积极入党、担任各种职务等等。到了毕业求职的时候，如果有党政军之类的单位前来招聘，那场面简直直逼春运时的火车站。在我毕业前夕，某省曾有一次公务员招考，据说当时我们学校很多宿舍连续多个晚上没有开灯，因为里面的人全部去该省考试了。
成都市青羊北路街道办事处曾公开招聘社区居委会主任、副主任和委员，前往报名的人当中大学生占了总人数的三分之一。2003年9月，毕业于清华大学中文系的陈香从众多应聘者当中脱颖而出正式当选为长沙市白沙古井社区的居委会副主任。而北京、上海等大城市更有不少名牌大学的博士前往应聘居委会的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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