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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多少考试可以重来
尽管研究生招生规模以年均30％的速度增长，但由于考研报名人数的增长速度也在20％以上，所以从绝对数字来看，每年考研落榜的考生只会增加不会减少。2003年硕士研究生报考人数79。9万，录取26。9万，53万考生落榜。2004年报名人数94。5万，录取33万，61。5万考生落榜。2003年虽然招生规模扩大了14。6万，但落榜考生却增加了8。5万。
随着落榜的考生越来越多，“屡战屡败，屡败屡战”的考生也越来越多。很多应届毕业生考研失败以后并没有去找工作，而是离校以后在校外租一间房子，成为了“考研专业户”。有一些工作一段时间的人也会辞去工作而回到学校附近租一间房子，早出晚归地在学校里自习、听课。我的母校后面是密密麻麻的民房，那些民房里便住着很多这种“考研专业户”。在北京，这种人更是司空见惯，传说中那位全世界最婀娜多姿亭亭玉立的芙蓉姐姐便曾是其中的一员。
我在北大附近便认识了很多专职考研的人，他们跟当时的我一样，都是准备考北大研究生的。为了听某位老师的课，这些人可能一大早就会去教室占座位，其积极性和娴熟程度令北大在籍的学生都望尘莫及。听课之余，他们便在教学楼或者图书馆自习，深夜回到“家”里还要继续熬夜。他们当中很多人考了一年又一年，精神上的压力可想而知，加上没有经济来源，生活条件非常艰苦，所以不少人极为憔悴，二十多岁的人就“早生华发”了。有一位考北大光华管理学院的人接连考了6年，我看到他的时候他的头发已经掉了一大半。
前不久我在北大一个非官方网站的论坛里看到了一篇文章，读完以后几欲落泪。文章很长，我本想节选一部分作为引文，可犹豫了半天还是决定全文引用。在此，我对文章的作者表示由衷的感谢。如果有幸看到这本书，请按照序言中的联络方式与我取得联系。
2000年12月16日，星期六，傍晚6点半。
我从东大桥坐了两小时的车斜穿北京城，来到北大小东门外的大杂院。我的男朋友李均住在这里。
我走在这条无比熟悉的破旧的胡同的时候，天还在下着雪，脚下的积雪发出吱吱的被践踏的呻吟。我用围巾将头蒙住，只露出眼睛，但是仍然感觉冷得刺骨。
一间破败的小平房里走出两个年轻人，穿着军大衣，衣领高高竖起，肩上搭挂着硕大的帆布包。我知道，他们和李均一样，都是为了准备考研而在此聚居的怀着高远梦想的人。由于这儿紧靠大学，蹭课蹭教室方便，信息灵通，上各种考研辅导班、串讲班也方便，几乎每家每户常年都驻扎着考研的。我每次经过北大来到这儿，总感觉时空错乱，仿佛是两个毫不相干的梦境被人为地纠合在一块，荒谬得不真实。
他的门上了锁。我取出钥匙把门打开，45瓦的灯泡发出昏黄的光，微微摇动着。这原来是房东的一间杂物室，李均不愿意和其他人一起合住，于是就租下了这里，每个月150元，倒还不算太贵。
但是屋子狭小得像只鸽笼，一张床和床头的一个小桌子就占住了大半的空间，要坐也只能坐在床上。屋里一片凌乱，空气里弥漫着怪异的味，有霉味，冰冻状态下的汗味，还有长久以来熏染的烟味。
我有些奇怪我今天竟然没有过多的厌恶的感觉。我帮他打扫起一地的烟蒂，整理好桌子上堆积如山的书本和资料，还有这张让我渐渐习惯肮脏的床。我寻思着什么时候出太阳的时候得把被套洗了，把棉被晒晒，低头看见床单上那些斑驳的污渍，用手摸都可以感觉成了一块块的。有多久没洗了？这是我和他多少次在这张肮脏的床上做爱留下的痕迹？
我买来了半只烤鸭。当然，不是全聚德的，只是我宿舍旁的菜市里的“温州烧卤”店的产品。我知道他喜欢吃鸭子，特别是很香脆的鸭皮。
他却还没回来，其实这样的情况我早就习惯了。我们每个星期只能在星期六聚一个晚上，因为他说他不想花太多的时间在和我的见面上。他是个勤奋的人，我不能拖他的后腿。
我知道他在哪。于是我走了十五分钟，来到北大三教——这里几乎已经成了他们这些考研人的专用教室。果然，他和小黄都在。两个人一前一后坐着，神情专注地看着书。
倒是小黄先看见了我，他朝我微笑的同时推了推前面的李均。然后他们一起收拾书本走了出来。
嫂子来了啊？嘿嘿。小黄一如既往的称呼我为嫂子，浓重的陕西口音加上他调侃的语气，让人感觉愉快。他是一个坦诚而面带稚气的男孩子，为了前途，在两年前离开陕西，来到北京加入了考研的队伍。
但是李均却面无表情，只对我说了句哦，你来了。
三个人回到破旧的四合院，我邀请小黄和我们一起吃晚餐，小黄礼貌而识趣地拒绝了。
我在门外的煤炉给他煮饭的时候，李均在里面突然问我：看到我的一张政治资料了吗？复印的。
没注意啊。反正你的书我都给你收拾好放在桌上了，你自己再找找吧。
那边翻了半天，又问：你不会给我扔了吧？那可是我好不容易才搞到的内部资料啊！
应该没有吧。我说。
等我弄好饭回到屋里，他仍旧在慌乱地翻找着，眼睛瞪得很大，语气已经很生硬：你以后别动我的东西！
我没说话，到桌子前再一次翻动那些已经重新凌乱的书本。终于，在一本书里，我找到了夹在其中的那张他视为珍宝的纸片。
他接过纸片，眼里闪出光来，没有再说什么。
晚饭后已是九点钟，他上厕所的当儿，我脱掉了衣服，钻到了被子当中。他关掉了灯。黑暗中我听见他脱衣服的声音，随即他上来，压在我身上，双手粗暴地挤压我的乳房。我感觉生疼，但是我没阻止他。
马上，他要褪掉我的内裤。我拨开他的手，吻着他。
对不起，今天不行，我来那个了。
怎么搞的！妈的！偏偏这时候来了！
《读大学，究竟读什么》 第三部分考研的工具价值（2）
他拉开灯，起身穿好衣服。对我说：我再看一会书，你先睡吧。
嗯，你也早点睡。我说。然后我拉上被子蒙住头，开始轻轻啜泣。
我真的无法把现在的李均和七年前那个内向腼腆的男孩联系起来，那个男孩有灿烂的笑，总是穿着朴素而干净的白衬衣。他说话声音很淳厚，特别是他说家乡的贵州话的时候，那种健康的表情总让我深深着迷。
那时他大三，我大一。他是学校广播站的编辑部部长，我是他部里的一员。很自然的，我们相爱了。
我非常奇怪学法律的他怎么会有那么细腻的情感，他的诗歌简单平和，像冬夜里淡蓝的雪一样含蓄而美好。直到现在，当我把那些手抄的文字捧在手里的时候，都忍不住惊叹，同时整颗心迅速软化掉。
可是他再没写诗——从他到京考研的那天开始。令我心疼而难过的是，他在渐渐地失去对自己的控制，脾气变得很糟，而且像被捕获的困在铁笼中的野兽一样敏感，蠢蠢欲动。
国庆那天天安门有焰火燃放，我叫他一同去观看。
你看你胡子拉茬，头发那么长，修饰一下啊，不然我和你走在一起都不好意思呢。
你嫌我丢人了是吧？啊——他的样子让我感觉恐怖。
现在你开始嫌我李均给你丢人了？你也不想想我这几年都是为了谁？你他妈的！
他将一个碗摔得粉碎。我哭着跑掉了。
我想这只是他压力太大的结果。所以没过几天我还是回到了他身边，他也没再说什么。
年前他大学最好的朋友刘起出差来到北京，打听到我的电话，希望和我们聚聚。
李均冷冷地说，我要复习，没时间。
而在他的表情之下，我清楚地看见他那已无比脆弱的自尊心。刘起在大学并不及他一半出色，现在却在深圳有了很好的事业基础。他做律师，据说年收入相当不菲，有车有房子。
我一个人去和刘起见了面，吃了一餐饭。临别，刘起意味深长的留下一句话：李均这样下去，我很担心。
其实深究起来，我应该在内心对他是存有一些内疚的。大学毕业后，他没能留京，回到贵州家乡的县城法院做了一名书记员。在我毕业那年，他试图获得我父母的同意让我跟他回贵州，但是他被无情地告知：如果他不能回到北京工作，那么他和我的爱情将不会得到我的家庭的支持。
就在他可以升为助理审判员的前夕，他辞掉了法院的工作，回到北京专心准备考研。小双，我要拿到硕士学位，堂堂正正地走进你家把你迎娶。1996年夏天，他抱着我说这句话的时候，我记得梧桐树叶间透过的细碎阳光温柔地洒在我的脸上，我闭上眼，明晃晃的一片。
但是现实太残酷，１９97、１９98年，李均两次报考中国政法大学，一次英语上了线，但政治没过；第二次政治上线了，英语却卡了壳儿，总分就差1分。后来听人说，考研里边猫腻太多，还是北大的相对公平些，于是他索性就报考了北大法学院。我曾托人找关系帮他联系导师。我李均要进去也是靠实力，求人情的事我做不来，他说。我想想那些拐弯的关系也不见得有什么用处，也就没有再坚持。我们也曾为研究生招录比例的大幅提高而开怀不已，可是接下来的两年里，他还是没有走进北大，仍旧在这所声名赫赫的名牌大学围墙外日复一日地行走着。
我们的另一个问题是缺钱。他的父母已经退休，退休金又少得可怜，几乎是帮不上他什么忙。我的工资也很微薄，每个月700元的收入除了供两个人的日常生活外已所剩无几。我平时不敢乱花一分钱，即使坐公车，我也选最普通的，就因为这种车子比带空调的便宜一块钱。１９97年的上半年，李均还到律师事务所打工，但是后来，他连打工也不干了，一年里全部的时间都用在了考研的准备上。我曾希望他先考个律师资格证，先赚些钱再考研，但是他没听进去。
我为他这几年的失败痛心的同时，却并不绝望。但是李均却是越来越让我感觉陌生了，特别是当我看他的眼睛的时候，那种冰冷而空洞的目光让我害怕，我真的很害怕。每个星期六的晚上，那短短的相聚的时间，他也很少说话，只要我不先开口，我想他是绝对不会主动和我说话的。在我的记忆里，慢慢累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