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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并且成了一名阿拉伯人口中的“ibn Shawari”，意思就是“街头野孩子”12。萨达姆以前的一位朋友回忆说：“他经常带着一根铁棍，保护自己免遭流浪狗和其他人的伤害。萨达姆小的时候为社会所忽视。长大以后的萨达姆坚信，他唯一可以信任的东西就是那根铁棍。”13据萨达姆的几位朋友讲述，童年萨达姆有点不合群，不经常与人交往。不过他与一些动物之间却培养了亲密的关系，这多少减轻了他的孤独感。他特别喜欢自己那匹马。马死的时候，萨达姆极度伤心，他的手甚至还因此一连几天不听使唤。然而，一位官方传记作者却描绘了一个完全不同的童年萨达姆。他把童年萨达姆写成是一位受人欢迎的孩子，身后经常跟着“一大群孩子”。根据这位传记作者描述，当地人认为童年萨达姆是一个友善、行为端正、慷慨大方的男孩。有一天他发现其中一个玩伴身上穿的上衣破破烂烂，于是就把自己的衣服脱了下来给了这个穷孩子。当家人追问他的外套去向时，萨达姆回答到：“我把它给了我的朋友，因为他的上衣太破了。”14这种把童年萨达姆描述成一位慷慨大方、受人欢迎、行为端正的孩子的写法，与大多数萨达姆童年故事形成了鲜明对比——这些故事通常充斥着关于萨达姆童年生活艰辛和孤独的描写。
然而有一点可以肯定，萨达姆的确有一些要好的玩伴。他继父的大儿子阿德汗就是他的一位密友。萨达姆和朋友们经常在底格里斯河岸边游玩，他们最喜欢的消遣方式就是捕鱼：把炸药丢进河里，鱼被炸死后会浮上水面，他们就把鱼一一捞起。不过就算与朋友们在一起，萨达姆也显得与他们有些格格不入。不像其他男孩，萨达姆不喜欢谈论女孩子，也不喜欢唱歌。他的一位童年玩伴回忆说，有一次当地的一群男孩聚在一起谈论未来，“纳比尔想成为一名医生，我希望成为一位诗人，阿德南渴望当一名军官”；但是萨达姆却有着不同的梦想：“他希望有一辆吉普车，一杆枪，以及一副双筒望远镜。”15事实上，萨达姆不久后就迈出了实现这个梦想的第一步——离开奥贾村。
1947年夏天，一个闷热的下午，萨达姆和几位亲戚来到底格里斯河边乘凉。他们在河岸边玩耍的时候，萨达姆注意到他的表兄在沙滩上写画着什么。萨达姆就问他：“这些符号是什么东西？”表兄答道：“这些是字母和数字。是我在学校学的。”接着表兄给他讲了在学校学习阅读、写作以及算术等诸类事情，萨达姆被这一切深深吸引了，他下定决心要去上学。然而，他面临很大的困难：最近的学校位于提克里特城里，来回路途太远；而且他的继父也不同意他这个想法。但是萨达姆已经下定决心了。他已经受够了在地里劳作，也受够了他的继父。是时候前往提克里特与舅舅海拉拉一起生活了。萨达姆的一些传记作者把这个事件描述为是他的第一个反叛行为。他们写道：一个10岁的男孩，违背父母的意愿，独自一人走完这么长的路程，这需要多大的勇气和决心啊。沿途的亲友给这位小男孩提供了帮助，他们还给了萨达姆生命中的第一枝枪，让他在这段充满危险的旅途中保护自己。16投奔舅舅海拉拉是童年萨达姆生命中的一个重大转折点。海拉拉受过教育，是一位学校教师。他经常穿一件夹克，带衣领的衬衫上也总是系着一条领带；嘴唇上方留有淡淡一抹胡须；一头浓密的头发经过精心修饰。海拉拉充当了萨达姆的父亲角色，而萨达姆和表兄阿德南和表妹萨吉达也渐渐成为亲密伙伴。成年后萨达姆和萨吉达结为了夫妇。萨达姆终于开始接受教育了，他上了提克里特的一间小学。由于他比那些和他一样刚开始学习阅读和写作的孩子大了好几岁，因此经常受到其他孩子的讥笑。尽管如此，萨达姆还是为自己终于能够上学欣喜不已。萨达姆远不是一个出类拔萃的学生，但是他的确是在学生生涯中养成了喜爱阅读的终生爱好。萨达姆对学习本身充满敬意，但却不怎么尊重教师的权威。有一次，他假装拥抱一位老师，顺手就把一条小蛇悄悄放进这位男老师的长袍里。萨达姆对在教室里要遵守的规章制度尤为痛恨，因为老师们会根据这些条条框框对他实施体罚。
在提克里特的童年时光（3）
据说在14岁的时候萨达姆曾想杀了他的一位老师。学校里一位非常严厉的老师打了萨达姆一顿，自始至终萨达姆都安静而又毫不退缩地忍受这次惩罚。当天晚上，一个人骑着马来到这位老师屋前。老师的弟弟开了门，这名神秘男子朝他腿上开了一枪，然后就骑马消失得无影无踪了。老师把弟弟送到医院后，向当地警方报了案，并指控萨达姆就是开枪的凶手。警察赶到萨达姆家中时，却发现他正在睡觉。警察既没看到马，也没找到枪。萨达姆的一位校友回忆说：“这位老师也就没再坚持，但后来不久就离开了这座城市。几天后，萨达姆告诉我说，他当时立刻把马和枪还给了阿罗贾，然后就上床睡觉了。”17既然学校并不如想像中那么美好，萨达姆就在家里接受他的大部分教育。从舅舅那里，萨达姆知道了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知道了动荡不安的伊拉克政治形势，知道了伊拉克苦难深重的历史。海拉拉让萨达姆了解了巴勒斯坦的局势，了解了英国人对伊拉克的占领历史，了解了当时统治伊拉克的专制政权。18海拉拉在给萨达姆讲述伊拉克历史时夹杂着浓厚的个人色彩，他讲述了萨达姆的曾外祖父和舅公们的英勇事迹，他们都为伊拉克民族独立运动献上了生命。19海拉拉是一个具有极端政治思想的人，他曾经写过一本小册子，书名就叫做《三种真主不应该创造的事物：波斯人、犹太人和苍蝇》。
海拉拉和许多提克里特的年轻人一样，在军事学院上过学，随后进入伊拉克军队当了一名军官。军队是当时伊拉克的一个重要国家机构。它是年轻人求升迁的一条主要捷径，他们可能在此开始一段前程远大的生涯，并可能获得声望和权力。当时有一位名叫莫劳德•；木赫利斯的提克里特人，政治能量十分巨大，经常利用他的影响力为许多提克里特人进入军队提供方便。这么一来，军事学院和军队中处处可见提克里特人的身影。海拉拉的军中朋友大多都有政治影响力和政治关系，他们经常在海拉拉家中聚会，萨达姆也和他们混得很熟。在一些最经常光临的访客中，有一位名叫艾哈迈德•；哈桑•；贝克尔的人，他是海拉拉的表兄，同时也是他的一位密友。随后几年时间里，贝克尔逐渐位高权重，海拉拉不断要求他提携萨达姆。就这样，贝克尔成了萨达姆的政治导师——他是这位年轻人的政治生涯中的一位关键人物。
海拉拉以一名军人的身份参加了1941年拉希德•；阿里领导的反抗运动。这次起义遭到镇压后，军队开除了海拉拉，并把他送进了监狱。萨达姆曾经对一位记者说道：“……我的舅舅是一个爱国主义者，他是当时伊拉克军队的一名军官。拉希德•；阿里领导的革命失败后，他在监狱里面度过了5年时间。每一次我向母亲询问舅舅的事时，她总是回答我说：‘他在坐牢’。他总是用一种伟大的爱国主义感情激励我们……”20萨达姆在1947年投奔他舅舅时，所有这些事件都还没过去多久。1974年，在会见一位伊拉克学者时，萨达姆回忆说，当时他对舅舅的命运感到屈辱。他表示，这些事件正是推动他“参加目的旨在把外国影响不但从伊拉克，而且从整个阿拉伯土地上清除干净的爱国主义活动”的主要动机之一。21在孩提时听到的故事影响下，萨达姆开始把创造当代伊拉克和阿拉伯世界的历史当作一个他个人的事业——一个光荣和耻辱交织的事业。家庭、部族和国家，这些概念在他的世界观中交织在一起。对于萨达姆而言，政治也带着个人色彩。为舅舅的荣誉而战，把伊拉克从英国殖民统治残留的影响中解脱出来，成了童年萨达姆缠绕心头的抱负。舅舅海拉拉参加过1941年的起义，这个事实一下子就把英国在伊拉克的殖民统治历史带进了萨达姆的童年世界。
英国人在伊拉克（1）
正当第一次世界大战进入到关键阶段时，英国人在伊拉克的殖民战争也取得了重大进展。当时，阿拉伯人称这一地区为“伊拉克”，而西方人则称之为“美索不达米亚”，是奥托曼土耳其帝国的一部分，下辖三个省：巴士拉、巴格达和摩苏尔。这三个省的省长都由奥托曼土耳其帝国的苏丹委任。1914年11月5日，英国对在战争中与轴心国站在一边的奥托曼土耳其帝国宣战。不久，英军占领了巴士拉。英国人从一开始就有意把巴士拉当作抗击轴心国的一个立足点，当作维持整个帝国领地内的通讯联系的一个基地，当作英国皇家海军在波斯湾的一个战略港口。美索不达米亚最终成为英国人战事进程中的一个重要战区。将近90万名英印联军士兵在这个地区作战，伤亡总数高达10万余人。
1917年3月，英国军队开进了巴格达——美索不达米亚最重要的中心城市。一位随军记者描述了英军士兵进入巴格达、结束奥托曼土耳其帝国对这里长达数个世纪的统治时的情景：“一群群巴格达人走出家门来迎接我们……街道两旁、房屋的阳台上和屋顶上站满了人，有的在高声欢呼，有的则激动地鼓着掌。学生们在我们面前跳着舞，大声欢呼。妇女们穿着节日盛装出现在欢迎的人群中。”22占领巴格达后不久，英军指挥官莫德将军向全城人们宣读了一份公开声明：“我们的军队来到你们的城市和土地上，不是来征服你们或者成为你们的敌人的，而来解放你们的。”23到了1918年，英国人基本上完全控制了巴格达、摩苏尔以及巴士拉三省。
战争期间，大量来自美索不达米亚的奥托曼军官纷纷与帝国决裂，转而参加“阿拉伯反叛运动”。这个起义由谢里夫•；侯赛因组织领导，他与英国人合作，以麦加等圣城守护人的身份获得了穆斯林社会里的领袖地位。谢里夫•；侯赛因与当时英国驻埃及高级专员麦克马洪之间有过频繁的通信往来。英国人向侯赛因保证，如果他发动一次对抗奥托曼土耳其帝国的起义，那么战争结束后他将可以成为一个阿拉伯国家的领导人。1916年6月，侯赛因派遣儿子费萨尔领导对抗奥托曼帝国的“阿拉伯反叛运动”。一支来自美索不达米亚的原奥托曼军官们组成的分遣队成了费萨尔的心腹部队。T。E。劳伦斯③在整个起义中担任费萨尔的顾问。这次“阿拉伯反叛运动”后来被好莱坞搬上了银幕，制作成一部名为《阿拉伯的劳伦斯》的电影。战争结束了，奥托曼土耳其帝国被击败。谢里夫•；侯赛因原以为他将领导的阿拉伯国家包括原属奥托曼帝国的所有阿拉伯土地在内，但他很快得知，事实并非如此。关于这些阿拉伯土地的未来，利益各方都有各自的期待，而战争期间开展的繁杂外交活动却造成了种种相互矛盾的承诺和期望。美索不达米亚的命运在战后的外交角力中变得不明朗起来。
当时流行一种政治主张，支持原来处于奥托曼土耳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