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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广只好随他走出来。
尽管是冬天，宴会就在院中进行。士兵们把看戏坐的木料拉开，围成个方形，用子弹箱架起木板作为长桌，然后每人一份摆上了碗筷和酒杯，搬来了几木桶清酒。日本士兵按建制坐好，准尉就让中国人就座，炊事兵先给每人送上一小盘鱼片和酱油碟，随后又送来“天妇罗”。准尉举着杯说了些祝贺新年，希望中日提携、共存共荣等话，就推说“还有公事要办，不能陪大家，希望各位尽兴”，回自己屋去了。
汉奸们夹块生鱼放在嘴里，嚼嚼不是滋味，想吐出来又不敢吐，有的人就大口喝酒，像送药似的往下送。有的装作擦嘴，把它吐到袖口里，扔到地上怕日本兵看见，只好用手攥着。
过了一会，金井又来传话，队长请区长和智广去他屋里谈话。
原来准尉在屋里自己单独摆了一份饭，这时他已吃完，叫勤务撤下食盘，端上茶来。让他们坐下后，准尉就问邓明三，智广家里有什么人，父亲干什么。
邓明三当过土匪做过生意，说谎可满有经验，就说他弟弟原在大连满铁做工，后来调到天津，一直在铁路上干活；除去智广外，他弟弟还有一儿一女，全在天津；智广放假回来过年，过完就回天津去。
准尉说：“你弟弟靠做工，供三个孩子上学不容易吧。”
邓明三说：“所以我常补贴他们。”
准尉就说：“我很喜欢这个孩子。如果他父母跟他自己愿意，我想收养他。在我的部队里有人当过教员，可以教他知识，他随着皇军部队还可以使思想纯正。建设大东亚共荣圈，这样的人才有前途，你看怎么样？”
邓明三眨了半天眼说：“谢谢队长好意栽培，不过我得跟他父母商量一下。”
准尉问智广：“你愿意跟着我吗？”
智广说：“我要回去问妈妈，我一切听她安排。”
“好的，好的。皇军也尊重孝道。不孝哪里有忠？你们去吧，早一点商量好告诉我。”
十二
原来听说金队长太太要来，邓明三吩咐备车的同时就叫人赶紧扯布买棉花，找人做了两床新被窝，晚上进小围子时带了进去。走到角门口，就请哨兵报告金队长，说区长送礼来了。官不打送礼的。这礼物不重，可送的是地方。金队长亲自迎出门来，笑着说：“这怎么敢当？”破例把邓明三请到“宪兵工作队”院里去吃茶。
“宪兵工作队”院里正在杀猪，宰鸡，靠西边一溜兵营的檐下挂了一串日本纸灯。智广看了一下，被俘干部那屋的灯也亮着，全队长一直把他们让进堂屋。
堂屋是一明两暗的房子，外间屋靠墙放着个八仙桌，桌旁有个五十开外穿长袍的人正在一叠白纸上写布告之类的东西。对面墙上一张条几，条几上整整齐齐平放着许多书和本子。智广看了一眼，发现全是根据地出的小册子和敌伪编印的关于共产党八路军的资料——“整顿三风”，“二十二个文件”，“二五减租”，《新民主主义论》，《中国向何处去》等等。他想仔细看看，金队长过来客气地把他让到东间屋去了。
东间屋是金队长的办公室，墙上挂着全队的名牌，本县地图，地图上把八路军的根据地、游击区全用红笔勾了起来。窗下一个洋式办公桌，桌上放着一本《曾国藩家书》，一本言情小说《北雁南飞》。旁边一个桌上还堆了些旧书和日文书。
金队长请他坐下之后，勤务兵送上茶来。
邓明三笑着说：“一看队长这办公室，就知道是个有学问的人。不像我们这些粗人。”
金队长说：“哪里，还是区长经验多，民情熟，从政有方。”
邓明三问：“你看这么多书，想学点啥呢？”
金队长说：“就是要找个治国之道。圣人云：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国不治天下何以能平？咱们中国又穷又弱，四万万人如一盘散沙，在当今这个世界上是注定要当亡国奴的。‘中央派’得了势，中国亡于英美；共产党得权，中国亡于赤俄。所以汪兆铭主席毅然决然投向和平阵营，重建国民党，寻求救国之道。日本虽然也要取我们的利益，可他到底还是亚洲人，同文同种，尊孔信佛。只要我们与他共存共荣，打倒英美，建立东亚新秩序，他们并不想灭我民族，还是能保住我们的国号的。现在不是挂青天白日旗了吗？当然，要尊重人家为盟主。那有什么办法，谁让中国弱呢！弱肉强食，天意如此！所以我最恨八路军。抗日抗日，这日本是你几个土八路抗得了的吗？要没他们，皇军就不会扫荡。不扫荡，天下不就太平了？老百姓少受多少苦！”
智广听得又气又恨，极力压住自己想批驳他的冲动。邓明三却打起哈欠来了。金队长忙说：“你看，我又犯了书呆子的毛病了，大过年的谈什么政治呢？来，看看我的卧室去。”
他领两人到了西边那间屋。
原来全队长去皇军部队看戏的时间，他的部下已把这间房收拾好了。红暖帐，红椅垫，都是“剿共班”扫荡时抢来戏班子的东西送给他们的，新毛巾新肥皂是他的部下凑钱买来孝敬的。邓明三说：“现在车也快到车站了！”
金队长说：“刚才宋乡长从县里摇来电话，说他们已经到了县城啦。明天头晌午准能赶到，决不耽误三十晚上送神！”
“那更该道喜了。”
“我请客，我请客，过了年我这儿就清静了，欢迎你们常来玩。我跟你们学学平胡断么门前清！”
“怎么，队长不会打牌？”
“我会打派司，可这儿找不着手，麻将也会，可打不好。”
胡说了几句，邓明三就告辞出来。
“剿共班”今天图吉利，也不过堂了。昨天起了一天枪，屁也没找到。可主人家一看当家的打得皮开肉绽，没了人形，当场交出地契顶枪款，由他们卖地，也算发了利市。这晚上全班放假，公开招赌，各个屋推牌九的，掷骰子的，打麻将的全都热闹起来。邓明三他们也玩了个通宵。“剿共”班长赢了钱，吩咐厨子伺候一顿夜宵不收钱。
智广心里惦着营救过路干部的事，坐立不安，早早自己上炕躺下，折腾半宿还没睡着。后半夜才睡过去，第二天醒来已是半晌午了。
“剿共”班长又请了赌客们一顿早饭，肉丝面条大馍馍。饭吃完，邓明三说金太太也快到了，不如到金队长那儿贺个喜，接到太太再散。其余几个人也都受宪兵工作队的辖制，一听这消息，就埋怨邓明三有进身的路子自己捂着，不让别人沾边，很不够朋友；马上派人去买水果、洋糖给金队长太太接风。这消息报进去，金队长更是高兴，便叫人把大伙全请了进去。
进到堂屋，人们看见桌上一叠布告，地上竖着个牌子，就吃一惊。再一细看，牌子上写着：“抗日犯无名氏一名”，名字上还没勾红。八字胡就问：“怎么，年三十了队长真要出红差？”
金队长说：“不到这地步，我也不敢请你们进来。这几个月多有得罪，皇军的命令，概不由己！”
“什么时候出斩？”
“皇军说言而有信，等他到底。三十晚上十二点再问一回，不降就斩，决不拖延了。”
智广远远往过路干部住的房子一看，果然上了锁，心中便像热油浇的一样难过：到半夜还有十几个钟头，天兵天将怕也来不及救他出去了。
金队长摆上烟茶糖果，陪大家说了一会闲话，看看十点多了，人还没到，就有点急。问道：“早上五点火车，现在该到了，怎么还不来？”众人说：“太太尊贵，车不敢赶得太急，多走一会是必然的。”又瞎聊了一阵，金队长看看表十一点半了，就更沉不住气，喊下边集合一班弟兄，上公路上去迎。人刚集合好，哨兵跑来说：“队长，接太太的人回来了。”
金队长问：“车呢，停在吊桥外边了？”
哨兵说：“这我还没看得。”
“混帐，还不看看去。”
正说着，去接太太的四个兵有一个进来了。队长便问：“车到了吗？”
那人变颜变色地说：“还没有。”
“还多远？”
“二十里地。”
“什么，你们怎么闹的？”
“车坏了，太太又不能走路，没办法。只好停下来修车。”
“太太跟老太爷就这么冷的天坐在路上等着？”
“没有，那旁边不是鸡鸣寺据点吗？我们说了一下，据点的警备队长说认识您，他把老太爷和太太接进据点去歇着了。老太爷怕您不放心，写了封信叫我先送来，说不用急，下午准到，误不了送神。”
金队长脸上这才有点温和气，骂道：“你们这群笨蛋！白拿粮食养活你们了！这点事也办不好，等太太到了我再跟你们算帐！”
金队长接过信，打开来仔细看。送信的兵目不转睛盯着他的脸。全队长眼睛一瞪，当兵的就打了个哆嗦。可金队长捭了会眼又笑了，当兵的这才舒了口气。
“各位，家父和残内要下午才到，我就不敢再留你们了，都挺忙，还是自便吧。”
众人都是会看眉眼高低的，见金队长心里不痛快，就借机告辞。邓明三也要走。金队长说：“您留步，我还有事请教。”
邓明三满心狐疑地站住了。智广也停了脚步。可金队长说：“我跟区长有点小事要合计。小世兄，你听着也没意思，你玩你的去吧！”
智广只得满心狐疑地走出了小围子。
这时距吃饭尚早，刘四爷、宋明通又都走了，智广无处可去，便在村里闲遛达。
小土围子在街北头，挨着围子附近，有个小院，门口贴着“马蜂坞戒烟局”和“宣抚班”的牌子，对面就是警察所。警察所已上门了，门口有辆小平车，摆着烟卷、洋糖和当地少见的苹果。苹果摊旁边有个卖烧鸡的，有几个伪军倒背大枪在抽干子。再往北走，两边店铺都上了门，冷冷清清就不见人影了。从大街上顺个巷子走进去，拐个弯就是个场院，隔着场院有几户人家，有的在当院竖灯竿，有的在院外推碾子。尽管在敌人鼻子底下生活，仍在按习惯办年。智广走过去看看，人家见他是从据点过来的，便不理他。他见墙根底铺了张席子，晾了一席鸡毛，就搭讪着问推碾的人：“晾这些鸡毛干啥用？”
推碾子的是个老婆婆，就噘着说：“拿硷煮了，晾干了做褥子。”智广问：“谁家杀这些鸡？”老婆婆说：“还不是你们据点里，老百姓谁杀得起？”智广问：“这鸡毛是你捡来的？”老婆婆说：“我进得去据点呀？是那个高丽翻译官抱来的，叫我给他煮，给他做。煮得锅恶臭，大过年的连馍馍也没法蒸，天下哪里找这些鳖孙去？”
智广问：“为什么他单来找你？他怎么认识你家？”
老婆婆说：“日他娘。夏天俺儿媳妇去拔麦子，回家晚了，从洋楼东里经过，洋楼里鬼子嗷嗷叫了两声，谁懂他叫的啥呀？俺媳妇吓得就匍匐下了。谁知道这一来犯了忌，当，当，洋楼鬼子就是两枪，正打在俺媳妇胳膊上！有看见的送了信来，俺全家哭着喊着去找宋乡长。宋乡长进洋楼说了情，才领俺去把孩子抬回来。谁知道第二天来了个背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