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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又出马了。
“你叫什么名字？”周恩来问。
“侯政。”
“原来在什么部队？”
“八军团卫生部。”
“任什么职务？”
“卫生部长。”
……
通过这一问一答，周恩来对侯政有了初步的印象和了解，他感到满意。
“很好嘛，这个连长就由你来当。”周恩来望着他，一字一句地说：“这个连的工作很光荣，责任也很重大，你的每一个兵都是党的宝贵财富，损失一个，我可要杀你的头的。”
侯政听说事关性命，心里有些发毛，站在那里一句话也不敢说。
周恩来很快发现气氛过于严肃了，他笑了起来，然后问道：“你是新官上任，有什么困难吗？”
“周副主席，困难有两个，一是挑担子、抬担架的民夫少，二是给病号和老头使用的马匹少。”
周恩来答应给他补充几匹马，同时让他去找李富春同志要民夫。
第二章 特殊的连队特殊的兵旅途中诞生的特殊连队（二）
侯政上任刚几天，一位叫李坚真的女红军战士也来报到了，她是来当指导员的。
侯政听说是个女同志来做他的搭档，有些犯嘀咕，尽管嘴上没说，心里却老大不高兴。
李坚真当过苏区中央局的妇女部长，离开瑞金时被分配在中央直属机关司令部任民运科长，负责找粮食、找向导、运输伤员和做群众工作。她做事风风火火，说话快言快语，上任几天，她发现侯政的情绪不对，就直截了当地给他提意见：“侯连长，你有重男轻女思想，瞧不起我们女同志。”
“没有没有。”侯政尴尬地矢口否认。
李坚真没有再说什么，她要让事实来说服侯政。
李坚真很快就用她的精明能干赢得了休养连官兵的一致好评。女红军们有些“个人问题”无法向侯政说，李坚真一上任，就成了她们的贴心人，在行军和住宿时总能让女红军们舒心满意。此外，因为在苏区时的工作关系，她同蔡畅的关系十分密切，连队遇上什么麻烦事，她就去找蔡畅，蔡畅立刻反映给总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这样，再棘手的问题也会迎刃而解。更让人想不到的是，李坚真还是一个唱山歌的能手。每逢行军间隙或连队休息，她就会放开歌喉唱起来：
新做军鞋四方方，
阿哥穿了上前方。
希望前方打胜仗，
后方工作妹担当。
李坚真曾经给人家当过童养媳，深知宗法男权压迫下的妇女们命运悲惨，许多童养媳快20岁了，丈夫却只有两三岁，她就用山歌高唱道：
十八娇妻三岁郎，
夜夜睡觉捧上床。
辛辛苦苦捧到大，
郎大妹老梦一场。
……
凄婉哀怨的歌声在每个女红军的心头回荡，唤起她们数不清的痛苦回忆，也激励着她们克服困难、远征万水千山的斗志。
为了保证休养连的战士能跟上部队行军，李坚真和女红军沿途四处寻找担架员，有时碰到敌机轰炸，伤病员增加，她就和几位身体好的女战士用担架抬伤员，遇有复杂的地势，她们就干脆背着伤员前进。有一次，部队遭敌机轰炸，马匹被炸死，担架被炸坏，找来的民夫死的死，逃的逃。一些受重伤的红军指挥员见状，纷纷流着泪说：“姐妹们，你们快走吧，不要管我们。”
李坚真把眼一瞪，说：“闭嘴！要死大家死在一起，现在听我指挥，能走的自己走，不能走的我们背着走，大家一定要配合工作。只要找到部队就可以脱离危险了。”
李坚真说着，背起受重伤的通信员就走。在崎岖陡峭的山路上李坚真几次摔倒了，膝盖上流出了殷红的鲜血，但她硬是咬着牙一声不吭。伏在她背上的通信员再也看不下去了，挣扎着坐到地上，抱住李坚真的腿，哭着说：“指导员，你们走吧，快给我补上一枪，不能因为我连累了大家呀！”
李坚真也哭了，她把通信员从地上背起来，又咬着牙朝前走去。
……
经过一段时间，侯政开始对她刮目相看了。
第二章 特殊的连队特殊的兵彭德怀戏称“迫击炮”
初夏的贵州西昌平原，到处是清澈的池塘和小溪。溪边池畔生长着丛丛茂密的竹林，在一轮红日的照耀下，焕发出勃勃生机。
李伯钊天刚蒙蒙亮就起床了，她迎着朝霞来到路边，教正在收拾行装的红三军团的战士们唱歌：
炮火连天响，
战号频吹，
决战在今朝。
我们英勇善战的红军向前冲，
用我们的刺刀枪炮和头颅热血，
勇敢向前冲！
坚决与敌决死战！
……
在李伯钊的耐心辅导下，战士们很快会唱了。李伯钊用手绢擦着脸上的汗珠，心里比吃了蜜还甜。正准备返回时，一位小通信员气喘吁吁地跑来送给她一封信。李伯钊一看那熟悉的字体，就知道是杨尚昆写给她的。她拆开一看，原来杨尚昆他们就住在附近，希望她能抽时间过去见见面。
李伯钊心动了！是啊，从长征开始以来，他们编在不同的建制里行军，极少有见面的机会。现在两个人相距这么近，杨尚昆都能听见她的歌声了。她多么想立刻就过去见见自己最牵挂的人啊！可是不能，她还要等下批战斗部队过来时教战士们唱这支《上前线》的歌曲。
“我现在要教部队唱歌，你回去转告杨政委，我很快就去看望他。”李伯钊嘱咐通信员。
李伯钊教完歌，又向“红章纵队”的领导请完假，这才兴冲冲地去找半年多时间没有见面的丈夫。她进院子的时候，杨尚昆正在同军团长彭德怀坐在地上研究作战方案。她走上前去，大声说：“你们在研究作战方案吧。”说着，还向他们行了个漂亮的军礼。
彭德怀闻声转过身来，问：“李伯钊，你是怎么到这里来的？”
杨尚昆在旁边一个劲地笑，却不说话。
“当然是杨尚昆告诉我的。”李伯钊回答。
杨尚昆这才接着说：“我听到她在附近教唱歌的声音，就送信给她，让她工作完了来见一面。”
彭德怀高声喊道：“警卫员，你把我箱子里从沙县缴来的冰糖拿出来招待客人。”
军团首长们又坐下来研究作战方案了。
李伯钊找个地方坐下来嚼冰糖，在那时，这大概是最好的享受了。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三军团的首长们终于研究完作战方案了。彭德怀这才转过身对李伯钊说：“你怎么坐得远远的，不与我们一起合作？”
“怕影响你们工作。”李伯钊边说边走过来。
彭德怀笑着问：“你们‘红章纵队’行军的速度怎么那么慢腾腾的，是不是缺少一点敌情观念呀？你知道吗，我们是护卫你们‘红章’司令部行动的人，前后左右都有蒋介石的队伍围追堵截，为了保护你们，我们四面都要出击，部队作战拖得很疲劳啊。你们如果能按时到达宿营地，就可以减少我们许多疲劳，少走好多冤枉路。”
“我的工作是教唱歌，组织宣传，鼓舞士气，扩大红军，别的事我就不知道了。”尽管这样，李伯钊还是有些不好意思。她说：“不过，我们那个队伍是扛的、抬的多，都是些重型家伙，还有卫生连的伤病员，他们的行军是有些让人着急。”
彭德怀听后哈哈大笑说：“是的，你只能给我们说点情况。不过，我想请你把口信带到。”
李伯钊郑重地点点头。
女红军们全部编在“红章纵队”中，她们中有24人的编制在干部休养连。邓颖超、贺子珍、曾玉、陈慧清、刘群先、金维映、丘一涵、杨厚珍八个人因为体弱有病或怀有身孕，在连队以休养为主；李伯钊、钱希均、钟月林、廖似光、萧月华、谢飞、谢小梅七人在连队负责宣传红军政策、打土豪、寻找担架员等工作；邓六金、王泉媛、危秀英、刘彩香、吴富莲、李桂英、阚士英七人是随担架行军的政治战士，主要负责做好担架排和民夫的思想工作。李坚真担任连队指导员，吴仲廉担任连队秘书。她们中的多数人都没有走过远路，有的人还是缠足后放开的解放脚，这给她们的行军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困难。每天天不亮便匆匆上路，一走就是一天，遇有敌情还要急行军，沿途还担负着许许多多的工作，这可累苦了女红军们。许多人的脚上打了血泡也不敢吭声，走着走着就掉队了，有时大队人马已经到宿营地休息了，她们还迈着沉重的步履，在途中苦苦地挣扎着。
彭德怀对此很有意见，但他也体谅她们的难处。
这批女红军中有许多人是党中央和中央军委领导人的妻子。此外，她们本人参加革命的资历也很深，她们对军队中的平均主义和轻视妇女的现象勇敢地提出了批评。指导员李坚真刚刚上任，政治部主任蔡树藩就严肃地对她说：“你们休养连要像战斗部队一样，按照上级的指示组织行军，途中要自己筹集粮食，自己携带行装，同别的部队不能有任何区别，更不能要求特殊照顾。”
争强好胜的李坚真愉快地答应了。可是过了不久，她就发现蔡树藩的要求太苛刻了，干部休养连怎么能同战斗部队相提并论呢？他们中的许多人或老弱病残，或怀有身孕，行动起来极其困难，除了几个身体不好的老大姐，其余的人还要照顾伤员，宣传群众，寻找民夫，分派担架……有时忙得连饭都顾不上吃。部队急行军的时候，常常是一天走50多公里地。危秀英、刘彩香、邓六金、钟月林、李桂英、王泉媛等政治战士，每人要分管三四副担架，担架员都是临时从沿途的村庄里找来的，一天给他们一块银元。许多民工因为有顾虑而怠工，女红军们除了时时宣传鼓动他们，在生活上更是细心照顾他们，让他们吃饱睡好，有时还顶替他们抬担架。在粮食不够的情况下，她们宁愿自己忍饥挨饿，也要让民工吃饱吃好，使他们能有更多的力气抬运伤员。此外，她们还要留在队伍后面做收容工作，帮助掉队的伤病员背行李，有好多次，敌人的子弹在身前身后呼啸，她们也没有扔下一个伤员。尽管她们是非战斗部队，可一点也不比战斗部队轻松。要求她们同男红军一样显然不切实际，李坚真几次向蔡树藩提出抗议，还因此遭受了严厉的批评。
随着时间的推移，伤病员越来越多了，而马匹和担架却在一天天减少，女红军们开始面对更加严峻的考验。
她们以女性所特有的坚韧和毅力，咬紧牙关坚持着。
部队进入贵州境内。
彭德怀与杨尚昆率领三军团的指战员大踏步地向前开进。
侯政、李坚真率领干部休养连从斜路上穿插过来。
“快，快跟上，从三军团这里插过去。”指导员李坚真焦急地催促着。
为了保持建制行军和不影响行军的速度，上级规定，严禁从行进的队列中穿插。三军团的干部因此开起玩笑来：
“掉队了就在屁股后面慢慢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