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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原以为这次可以随队转移的，还准备了两双很结实的草鞋。”许久，何叔衡有些伤感地说。
谢觉哉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几次摘下眼镜来拭泪。
为了给老友送行，何叔衡把自己养的猪、鸡杀了招待谢觉哉，饭后又把心爱的小钢刀和怀表送给谢觉哉作纪念。
徐特立同瞿秋白也是一对莫逆之交，两人分别担任中华苏维埃政府的部长和副部长，共事多年。瞿秋白把自己的一匹好马送给徐特立，以壮行色。
董必武与妻子陈碧英更是难舍难分，陈碧英跟着队伍走了一程又一程，就是不愿意离开丈夫。董必武的心里刀割般难受，他含着热泪对妻子说：“碧英，快回去，千里相送，终有一别呵，你一个人还要走那么长的回头路，我不忍心啊！”
陈碧英哽咽着停下脚步，从腰间解下一个小手电，对丈夫说：“晚上走路可要小心啊，这把手电给你照明用吧。”
女红军战士们当时并不知道此次出征就再也回不到瑞金了，更不知道未来的道路是何等的艰险。她们在一个阳光极其明媚的下午，同徐特立、董必武、谢觉哉、成仿吾四位老人和一些担负重要职务的伤员们出发了。
在新的集结地，她们被分编成班排，行装再一次接受了仔细的检查，每人拿到一支红缨枪。
黄昏时分，国家保卫局局长、中央纵队政委邓发匆匆赶来了。他站在一块大石头上，望着眼前这支男女混编、老弱伤残的特殊队伍，忍不住咧开嘴笑了。他不无幽默地说：“我们这支队伍大概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了。有男有女，有老有少，而且干什么行当的都有，有音乐家、表演家、文学家、政治家、社会活动家，真像是一部‘百科全书’，应有尽有，无所不有啊！”
大家听后，也忍不住笑起来。
接下来，邓发宣布：“我们这支队伍是一个连队，名字就叫中央总卫生部休养连。大家从不同的单位走到一起来了，应该互相团结，共同前进。”
当最后一抹夕阳消失在地平线时，雄壮激越的进军号吹响了。这是多么激动人心的时刻啊。
红军突围远征的日期，原来预定在10月底、11月初，后来因为获悉蒋介石把对中央苏区大规模进攻的日期提前了一个月，所以中央红军突围的时间也提前了。
10月10日晚，红军总部开始转移，10月11日晚，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第五号长征行动命令。
中央机关和军委机关及直属队从瑞金地区出发了。
由军团长林彪、政治委员聂荣臻率领的红一军团在左翼，由军团长罗炳辉、政治委员蔡树藩率领的红九军团紧随其后；由军团长彭德怀、政治委员杨尚昆率领的红三军团在右翼，后面有军团长周昆、政治委员黄苏率领的红八军团；中央纵队和军委纵队在两翼的护卫下作甬道式前进，由军团长董振堂、政治委员李卓然率领的红五军团担负后卫任务。
30名女同志所在的中央纵队由党中央机关、中央政府、供给部、红军大学、军委二局编成，李维汉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邓发任副司令员兼副政治委员，张宗逊任参谋长，邵式平任政治部主任，代号“红章纵队”。
浩浩荡荡的中央红军依次出发了。女战士们每人背一床毛毯、一袋干粮、一个挎包，挎包里装着几件换洗的衣服和生活用品，每个人的腰间还挂着一个叮当作响的搪瓷饭碗，她们紧紧跟随着中央工作团和总卫生部成一路纵队向西行军。
得到消息的根据地的老百姓拿着拥军鞋，捧着熟鸡蛋，抬着茶水从四面八方赶来了，他们热切地拉着红军指战员的手，送上慰问品，一句句地叮嘱着：“红军哥，打了胜仗，可要早点回到苏区来，这里就是你们的家啊！”
“我们等着你们胜利的消息。”
“可不要忘了我们啊！”
……
苍茫的夜色里，红军告别了瑞金城，一步一回头地远去了。
第一章 神秘的出征拉开长征序幕的先遣队
红六军团的西征，悄悄拉开了长征的帷幕，同时，也是中央红军长征的先遣队。没有人意识到一场亘古未有的军事大迁徙就这样开始了。
1934年7月23日，红六军团的主要负责人任弼时、萧克、王震等人围坐在一起。任弼时同志中等身材，30多岁的年纪，留着短胡须，身穿灰色军服，腰间的武装带上挂着一支小巧别致的手枪，带一副近视眼镜，看上去颇有几分书生气。他手捧电报，向萧克、王震等传达党中央刚刚发来的一份训令，训令的内容十分重要。任弼时轻声读着：“中央书记处及军委决定，六军团离开现在的湘赣苏区，转移到湖南中部去发展扩大游击战争及创立新的苏区。”
手捧训令，任弼时陷入了沉思。在第五次反“围剿”中，敌人不断加紧了对湘赣苏区的封锁及包围，使根据地的生存条件越来越困难，在这种条件下，如果继续留在原地坚持斗争是非常困难的，敌人的步步紧逼犹如套在根据地脖子上的绳索在一点点勒紧，用不了多长时间，红军就会因缺氧而窒息。从这一点考虑，中央书记处和军委的训令是完全正确的。这份训令还指出，红六军团在湘中的积极行动，将迫使湘军不得不进行战场上和战略上的重新部署，保存红六军团的有生力量，这在一定程度上还可以减轻敌人对中央苏区的压力。中央的电文对红六军团向湖南发展的路线、区域、行动和组织领导作出了具体安排。任弼时同志和红六军团的部分党政干部随军行动，任弼时作为中央代表与萧克、王震三人组成红六军团军政委员会，任弼时为主席。
萧克认为这份电报对中央红军的意图未加任何说明，他感到有些纳闷，但那时还没有意识到中央红军也要西征，他们红六军团是作为先遣队转移的。
准备工作在紧张有序地进行着。
李贞、陈琮英、周雪林、张吉兰等十几位女同志也被批准随队行军。她们中间有结婚的，也有没结婚的。女战士张吉兰是几天前才参加红军的。可别小看这个黄毛丫头，还是位老党员呢。早在几年前，她接受了慰劳红军的任务，和江西永兴县的姐妹们一起，不分昼夜地赶做“红军鞋”，又冒着瓢泼大雨，挑着“红军鞋”，翻越两座大山送往红军驻地。崎岖的山路上荆棘丛生，张吉兰肩上挑着100多斤重的担子，一脚踩空，重重地摔倒了，后面的人把她拉起来，她觉得脚下痛得厉害，伸手一摸，脚扎破了，流了好多血，鞋子也丢掉了，这可怎么行军呢？
“吉兰，从筐里拿双鞋穿上吧，要不然脚就遭罪了。”伙伴们好心劝她。
张吉兰摇摇头说：“这鞋我不能穿，我能坚持，再说我的脚上划几道口子也没事，在家休息几天就养好了。可是红军天天行军打仗，没有鞋怎么能行呢？”
就这样，张吉兰赤着一双脚又上路了，为了减少疼痛，她还放开嗓子唱起了歌谣：
青年人上前线，
妻送郎当红军。
保田保家乡。
打倒白匪军。
……
在西征前的扩红工作中，张吉兰拖着一只伤脚，同丈夫一起走进了红军的行列。
女红军陈琮英是任弼时同志的爱人，当时生完孩子还不满三个月。任弼时对她说：“琮英，部队要撤离根据地，转移到湘中去发展游击战争，找机会同贺龙同志的队伍取得联系，你也要随军行动。”
“我能带着孩子一块走吗？”陈琮英问。
“不行啊，这一路都是敌占区，又没有后方，还要穿越敌人的几道封锁线，带着孩子，怕要影响行动啊。”
“孩子出生才几个月，还没有断奶，怎么能离得开我们呢？”
任弼时沉默了，一提到孩子，他的心里顿时像倒了五味瓶一样说不出是啥滋味。1928年他在安徽被捕入狱时，他们的第一个孩子苏明刚满一岁，陈琮英抱着她在上海、长沙、安庆之间来回奔走，一路风餐露宿，饱尝颠沛流离之苦，孩子不慎得了肺炎。任弼时出狱不久，这个孩子就病死了，夫妻二人含泪掩埋了自己的亲骨肉。三年前，陈琮英被捕入狱时，出生还不到百天的女儿远志也跟着身陷囹圄，狱中生活十分艰苦，陈琮英没有奶水，女儿饿得声音都哭哑了，瘦得只剩下一把骨头。好容易熬到出狱的陈琮英很想带女儿一起去苏区，可是一考虑到工作，她又犹豫了，经再三考虑，她把孩子送回了湖南老家托婆婆代养。现在，这个刚出生的儿子“湘赣”又不能带在身边了。任弼时觉得心中有一种难言的苦涩，他知道自己对不住琮英，更对不住孩子。可是，有什么办法呢？自己从参加革命那天起，就每天与死神相伴，随时准备着为了心中无悔的选择献出自己的生命，对于孩子，就更难尽到做父亲的职责了。想到这里，他咬咬牙，对琮英说：“我们只能把孩子寄在老乡家中，这也是不得已啊！”
陈琮英含着泪，点头同意了。可是她的心却犹如刀割般难受，她下意识地紧紧抱着怀中的孩子，仿佛怕有人上来抢走她的心头骨肉。
“琮英，想开些吧，与其让孩子一路上受尽折腾，不如托给老乡，以后环境好转了，我们再设法把他领回来。”任弼时见妻子这般伤心，也心如刀割，但他只能强忍悲痛安慰妻子。
陈琮英一边落泪一边低头收拾着孩子的衣物用具，在把孩子送出去时，她在心里一次次地安慰自己，想着有一天再回来把孩子找到，带在身边，用加倍的母爱去补偿孩子。她和任弼时都没想到，后来这个孩子竟遗失了，这一别竟再也没能相见。
女战士李贞是湖南浏阳人，10岁的时候就给人家做童养媳，连个正式名字都没有，后来冒死跑出来参加了红军。8月11日，她随部队来到湖南省桂东县的寨前圩。这是一个四面环山、树木茂密的山村小镇，一条小河弯弯曲曲地从村中流过，风景十分优美。村里居住着几十户人家，这里是革命老区，群众基础好，近万名红军的到来，使这个山村小镇一下子热闹起来。乡亲们送粮送物，端水倒茶，像招待亲人一样招待红军官兵。红六军团在这里召开了誓师大会。那是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主席台前挂着一条经过洗晒而变色的红布横幅。战士们一个个全副武装，扛着长枪，肩上佩挂着鼓鼓的子弹带，每人除了脚上穿的草鞋，后腰上还别着两双新草鞋。
随着一阵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任弼时、萧克、王震等军团首长健步走上主席台。任弼时同志扶扶眼镜，说：“亲爱的同志们，你们辛苦啦，我们这次行动是执行党中央战略转移的任务，不是离开根据地的逃跑退却，我们要深入到敌人的后方，把敌人搞得坐卧不宁，同时，我们也要建立新的根据地。”
女战士们听着听着，顿时兴奋起来，她们虽然对红军的战略方针并不完全了解，但是，她们相信，只要跟着党走，就一定有希望，就会打胜仗。
她们同男红军一道，激动地高喊口号：
“坚决拥护党中央的方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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