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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赶路吧，别的什么也不要想。”
部队不给派，还不让问，这个陈团长的葫芦里到底卖的是什么药？危秀英一边跌跌撞撞地赶路，一边猜测着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走了整整一晚上，天亮时才见到林伯渠，她气愤地向林伯渠告状：“林部长，陈赓不派部队给我，还把我扣在一个圈子里很长时间，他影响了我们的筹粮计划，你要处分他，撤他的职。”
林伯渠听后哈哈大笑。
“你笑什么？”危秀英更有些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了。
“秀英，这次你可冤枉陈团长了，他是在保护你。张国焘搞分裂，欺骗和强迫红四方面军南下。”
“原来是这样，他为什么不告诉我？”
“这是军事机密，他怎么能对你讲呢。”危秀英这才恍然大悟。
“秀英，还有一个重要任务需要你去完成。”林伯渠郑重地说，“前面有红四方面军的一个连队，他们不愿意跟随张国焘南下，坚持要跟随党中央北上抗日，你去把他们带回来。”
危秀英很快找到了红四方面军的这个连，她说明自己的身份和来意后立即带着这个连队向北走。这时天已经亮了，路的两侧站满了红四方面军的战士，情形十分紧张。由于一、四方面军的服装颜色不同，一眼就能分辨出来，一些受蒙蔽的战士指着危秀英大喊大叫：“她是一方面军的，扣住她。”
危秀英一看情况不好，知道自己脱不了身了，就悄悄向那个连队的负责人使了一个眼色，示意他们继续往北走，那个负责人会意地带着战士们立即离去。他们穿的是四方面军的服装，所以没有遇到任何麻烦。
红四方面军的一些人开始围攻危秀英，有的甚至用枪上的刺刀抵住她的胸口，让她说一方面军的坏话。
危秀英尽管长得有些瘦弱，胆子却特别大，面对这样的阵势，她丝毫没有惧怕，而是针锋相对地从腰间拔出手枪，理直气壮地说：“不管是一方面军还是四方面军，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要执行中央的决定，怎么能自己人打自己人呢？”
受了蒙蔽的战士们更愤怒了。
“谁跟你们是自己人，你们是逃跑主义！”
“不要听她胡言乱语，堵上她的嘴巴。”
“把她绑起来带走！”
“……”
就在这危急时刻，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闻声匆匆赶来了，他连声问：“怎么回事？”
四方面军的战士纷纷上前汇报。
“快，快走。”周恩来的警卫员趁机扯了一下危秀英的衣角，小声地说。
危秀英这才醒悟过来，转身就走，因为周副主席在场，谁也不敢轻举妄动。
危秀英再一次死里逃生。
被扣押的李伯钊却未能脱身，她被迫随红四方面军南下，再次走进了茫茫的大草地。
在卓克基，她与杨尚昆的警卫员张秀夫一起，被编入前敌司令部油印科工作。在党支部会议上，许多人向他们发难，说她是“反革命奸细”、“右倾机会主义侦探”。李伯钊反唇相讥：“你们说什么？我是侦探？是奸细？是你们通知我来参加支部会的，一、四方面军是一家人，都是共产党的军队。”
无论她怎么辩解，还是被开除了党籍。
第三章 走过雪山草地张国焘对她们无计可施（二）
红四方面军到达松岗卓木碉时，张国焘终于按捺不住地跳了出来，公开宣布成立“第二中央”，这种做法受到了随左路军行动的朱德总司令和刘伯承总参谋长的坚决反对。面对张国焘的压力，朱德毫不畏惧，明确表态：党中央关于北上抗日的方针，我是举手赞成的，不能反对，就是把我劈成两半，也割不断我同毛泽东的关系。这可气坏了张国焘，他唆使亲信李特、黄超等开会围攻朱德，把朱德的警卫员调走，把朱德的军马偷走，对朱德百般刁难。
朱德的爱人康克清对朱德的处境十分担心。1928年9月，16岁的康克清约了家乡的七名女伴参加了万安游击队，跟随陈毅率领的部队上了井冈山，在那里认识了朱德军长。康克清在后来的回忆中说：“只见一个体格魁梧、满脸胡子的中年人向我们走来，他脚上穿着草鞋，军衣领子敞开，一身风尘，也是走了长路的样子。他在路边坐下，笑嘻嘻地和周围的人打招呼，我当时还觉得奇怪：反动派的军队，慢说一个军长，就是一个团长，也是一走地皮颤，前前后后许多护兵保镖。我们红军的军长却像个普普通通的战士一样，一点官架子也没有，对士兵和和气气，真没见过。”这显然是她对朱德的第一印象，她那时可没想到有一天会成为这位军长的妻子。一年之后，在曾志的介绍下，她同朱德在刚刚解放的汀州城里举行了婚礼。作为妻子，康克清希望能给予朱德更多的关心和照顾，然而，残酷的战争环境和革命者的责任感，使她不得不经常离开丈夫，投身于繁忙的工作和学习中。在瑞金时期，康克清曾多次变换工作，从总部警卫团到交通队，从军委机关局到妇女义勇团，从红军大学到总部直属队，每一次调动工作，她总是愉快地接受，在她的心中，革命的需要是第一位的。
在中央苏区的日子里，尽管他们聚少离多，但是两人的关系却是那么融洽、和谐。当他们分别时，相互间的思念之情更加深厚、炽烈。如今他们终于团聚了，朱德却又受到了如此非难，康克清目睹朱德在大会小会上挨批斗，心中倍感忧虑。她担心张国焘会加害于朱德，当她向朱德表露自己的担心时，朱德反倒安慰她放宽心，同时也分析了红四方面军的现状及处境，朱德告诫她遇事要冷静，切不可贸然行事。果然，没过多久，刘伯承就被调到红军大学，康克清也受到了张国焘的监视，并要给她另行分配工作，企图把她从朱德身边调开。康克清对此气愤不过，对朱德说：“我要离开部队，去找党中央汇报张国焘的问题。”
朱德坚决反对：“你不能这么做，如果你单独行动，他们就会借机杀人；现在你同战士们在一起，他们是不敢轻举妄动的。”
康克清因此打消了出走的念头，但他们的处境却越来越困难了。
李伯钊听到这些情况后，对朱德的安全非常担心，同时，她也想向朱德请示该如何工作。一天，在红三十二军军长罗炳辉的帮助下，她终于见到了朱德这位在瑞金时就熟悉的首长，朱德正在看书，李伯钊激动地走上前去，轻轻叫了声：“总司令。”
朱德见是李伯钊，十分高兴，站起来同她握手，让座。
“康大姐哪里去了？”李伯钊见康克清没有出来，就问道。
“她被调到党校教书去了。”
“她每天都回来吗？”
“不能回来，路远哩。”
李伯钊明白啦，张国焘为了隔离总司令，连康克清同志也调开了。
“总司令，我现在该怎么办呢？”
朱德没有马上表态，他站起身踱了几步，又走到李伯钊身边，严肃地说：“张国焘要是还打红旗，就跟着他走，他要是打白旗，就跟他斗。”
“我该怎样开展斗争呢？”
“搞分裂活动的只是张国焘等个别人，而广大指战员是好的，他们是红军，他们也反对蒋介石，现在他们受到蒙蔽，主要是缺少政治思想工作，你们要留在这里，多做工作，特别是基层政治工作。”
一席话说得李伯钊茅塞顿开。
此后的一段时间里，李伯钊振作起来了，她利用在剧团开展文艺宣传活动的机会，深入基层连队，与广大指战员谈心交心，启发大家认清眼前的形势，不要偏离了革命的方向。
由于李伯钊有着出众的文艺才华，被安排担任了工农剧社社长，带着演出队到部队演出。1936年6月的一天，李伯钊在甘孜、炉霍一带行军时，意外地遇上了任弼时、贺龙、关向应等同志，就向他们诉说了自己的经历和在红四方面军中的所见所闻。贺龙、任弼时等同志当即决定把她留在了红二方面军。
李伯钊再次随队过草地，这使她成了红军中惟一三过草地的人。
红二方面军到达洮州的时候，与代表党中央来迎接他们的彭德怀相遇。彭德怀对李伯钊说：“党中央想搞到一份张国焘在松冈开会时的记录，那上面有他企图另立中央的罪证，你能不能找到傅钟把这个记录要来？”
李伯钊知道此事非同小可，马上去找傅钟，向他转告了彭德怀的意见，傅钟愉快地交出了这份会议记录，李伯钊把它送给了彭德怀。
由此可见，在反对张国焘分裂主义的斗争中，李伯钊功不可没。
康克清被调到党校工作后，同红四方面军的女战士刘坚住在一起。她很快就发现刘坚不是等闲之辈。刘坚刚满14岁就由红四方面军政治部主任傅钟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并很快转为中共党员，在川陕省党代会上当选为省委常委、省委妇女部长。别小看这个十几岁的女孩子，说话办事作风泼辣，雷厉风行。
康克清便有意靠近她，两个人很快成为知心朋友。
一天晚上，朱德突然来到康克清的房间，当着刘坚的面告诉康克清：“有人告了黑状，张要以泄露机密罪整人了。”
康克清和刘坚都知道，左、右路军分手后，张国焘拒不执行中央的方针，不听朱德等同志的劝告，大肆散布对党中央、毛主席的不满言论。恰在这时，一方面军的郭天民、曹里怀、张宗逊等同志从电台里收听到右路军攻占天险腊子口，顺利越过岷山、六盘山，到达陕北吴起镇的消息，并在一起进行过讨论。左路军由于张国焘的错误指挥，南下打了败仗，正在来回过草地，官兵士气普遍低落。张国焘十分害怕右路军胜利的消息传入部队，对传播消息的郭天民、曹里怀等人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千方百计要加以暗害。朱德讲的也正是此事。
康克清对刘坚说：“你是四方面军的人，在会上发个言，好说话一些。”
刘坚当即表示同意，并同康克清一起研究了发言的内容。
在张国焘组织的批判会上，刘坚发言说：“这些同志传播北上红军打了胜仗，并没有其他目的，只是出于对整个红军命运的关心。他们传播的消息也许不准确，但决不是泄露党的军事机密，更谈不上开除党籍的问题。如果说他们违反了组织纪律，对他们进行批评教育就可以了。”
刘坚这一席话说得有理有节，其他的同志也不好再发表不同意见了，张国焘想开除这几位同志党籍的阴谋因此宣告失败。
1936年秋天，左路军到达甘肃的洮州后，张国焘仍然不想去陕北同中央红军会合，他执意提出西进，并派人去洮河试水，为他的右倾逃跑主义作准备。为此，他还专门召开领导干部会议，大肆鼓吹“西进计划”的种种好处，要大家同意他的主张。
朱德当即表示反对，主张北上抗日。
此次开会前，康克清再一次找到了刘坚，对她说：“这次西进，可是关系到数万红军的前途命运和中国革命的进程，你应该以妇女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