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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 用人为政
刘备的用人方式是有他的特点的，那就是帮会模式，靠拜把子、讲义气等为精神纽带来建立自己的统治。这是和他的出身、经历分不开的。曹操和孙权都是真正的官僚士族家庭出身，是名门望族，都有一帮亲朋故旧，可以靠亲戚门第关系建立起自己的骨干；曹操更有足够的实力，并取得了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政治优势，加上本是朝廷庙堂之官的出身，可以进一步实行唯才是举的用人政策。刘备出身是寒微的，论门第家族，他只能依附别人；论官场秩序，他根本就没有资格说话。刘备要发家只能是依靠小集体主义的义气作为自己组织的精神基础。
荆州有个名士裴潜对刘备的评价是：“使居中国，能乱人，不能为治；若乘边守险，足为一方之主”， 说的就是他这种帮会式的精神基础。这种精神基础是介于社会和家族之间的怪胎。义气是超越家族血缘的，所谓异姓兄弟，不需要血缘亲情来维持，“不愿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的信条实质上又是对以血缘为纽带的家族的反叛。对于社会，义气则体现了小团体性，维系的不是什么爱国忠君的大义纲常，而是相对狭隘的无原则的朋友之间的“有福同享，有难同当”，这种关系在现实中又是凌驾于大义的。“义气”是中国历史文化上的特殊现象，不是个性化的人，而是个性化的小团体，这种团体不能够说是政党或者是政权的雏形，而恰恰是政党和政权的危害。“义气”的基础，是对政府或者政权的绝望，同时也是对血缘和个人能力的失望。这种精神基础，一方面决定了刘备集团的坚韧性，另一方面也决定了这个集团发展上存在的瓶颈。 刘备当年屡战屡败，而关羽、张飞等人还一直追随着他，依靠的就是所谓的义气。同样也就是义气，让刘备不可能在徐州把更加骁勇的吕布放进核心位置，也不可能让陈登这样的文臣超过自己大舅子糜竺等人地位置。到了荆州的刘备，应该是对这种精神基础的瓶颈有了一定的认识，因此，开始吸收荆州的土著，逐渐改变自己集团的帮会性质。等到自称为汉中王后封黄忠为后将军与关羽的前将军、张飞的右将军相并列，不封张飞为汉中太守而力排众议启用后进的魏延都是这种向政权化的转变的妙笔。
刘备集团在政权化转变的时候，是缺乏如荀彧、郭嘉那样的人才的。诸葛亮在刘备转变集团性质的时候，并没有起到好的作用，相反，马超归降，关羽来信问马超才能可比谁？意思并非是一定要超越马超，可是诸葛亮为了讨好关羽却复信说马超不过是勇猛而已，以贬损新进的马超来抬高关羽。在刘备准备封黄忠为后将军的时候，诸葛亮更是建言：“忠之名望，素非关马之伦也，而今令同列。马、张在近，亲见其功，尚可喻止；关遥闻之，恐必不悦，得无不可乎？”诸葛亮的胸襟上其实是不如刘备的，其他人的政治见解也不能够给刘备以帮助，这也就注定刘备集团的政权化事实上是难以成功的。这也就注定了刚刚有点规模的刘备政权里有限的人力资源不但不能够充分协作，相反相互掣肘，朋党之风盛行，其政权效率甚至还不如刘关张东逃西窜的时候。
说到这里，不能不谈谈诸葛亮这个人。诸葛亮在口口相传中被神话到了近乎完人的程度，所谓“诸葛多智，而近于妖”。诸葛亮被很多人看成是中国优秀知识分子的化身，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典范。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无论史实上的诸葛亮，还是传说中的诸葛亮，也恰恰都反映了中国仕进知识分子独有的劣根性。
自来读演义的比读正史的要多，就先谈谈演义里的诸葛。演义里的诸葛亮和中国其它演义小说里的智多星角色是一样的，聪明，聪明到要处处表现他的聪明。而很不幸，他们的聪明往往是用在耍弄耿直的下属和暗地里耍弄他们的上级上的，对于敌人，他们的耍弄往往是赚了些小便宜，就不见获得什么大收获。越浅的水就越容易浑浊以显得深不可测，越没有什么本事的人就越喜欢弄玄虚来掩盖自己的平庸，不管是什么战役，他们总要造出些个神秘感来，谁都是他们手里的木偶，听他们摆布，越是自己人越要受他们摆布。传说里的诸葛亮们眼里，别人都是无知的群氓，越是自己人越无知，越愚蠢，越要对他们言听计从，连被他们捉弄也是理所当然的。这样才够他们的好伙伴。甘心被他们捉弄并言听计从的领导是才算是好领导，甘心被他们捉弄甚至耍笑的同事和下属才算合格。归根结底，诸葛亮们的眼里，自己是天生优越，天生高人一等，谁都要尊重这种优越，谁都要遵从这种优越，无论何时何地他们都是优越的，和他们是没有平等的合作的，平等是他们对恭维者的赏赐和对换取官帽的银两。现实里自以为的诸葛亮们，每每也是这样的世界观，看不起任何人，可是又往往没有看不起的理由，因此，每每也更被别人看不起。
史实上的诸葛亮之所以最后堕落到廖化当先锋的境地和这种劣根也是分不开的。鞠躬尽瘁的背实质是事必躬亲，事必躬亲的原因是对下属的不信任，无能的固然不能够信任，有能的则更不能信任。或者，有人会提到姜维，事实上姜维在诸葛亮的心里不过就是“鹰犬之任”，诸葛亮死后命令统率全军回朝的是那个小人杨仪，诸葛亮的继承人是蒋琬，然后是费祎。后来被一个刺客宰了的费先生，在压制姜维的时候说的一句话很有代表性：“吾等不如丞相远矣；丞相犹不能定中夏，况吾等乎！”只有持这种观点的人，才是诸葛亮觉得能够托国的人，不然就至少是个浮躁。姜维能够得诸葛欣赏的原因还有两个，一个是资历不如，只身来蜀，没有依靠；另一个是因为诸葛亮当年兵败于张郃的时候，得姜维和拔西城县数千老百姓入蜀是唯有的政绩，如何不需要夸大呢？姜维这样的人才在蜀国的用人体制里能够最后掌权只能说是运气好，适逢其会罢了。
中国主流文化里学而优则仕的人才选拔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这种劣根性的破坏力，为了保住自己政治上的位置、学术上的位置，具有这种劣根性的知识分子总在有意无意地干着忌贤妒能、戕害人才的勾当，从战国时的庞涓到现在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只要还没有被后来者所打倒，这些人的身前身后名都算得上是堂皇而至于高尚。
第八 地利人谋
为取得益州，刘备可以说是撕下了保持了很久的面具。刘备在临死前教训儿子阿斗说：“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为小善一样可以获得善人的名声，成本却不高；作小恶肯定难逃恶人的名声，成本却很大。刘备之流并非是不会去干一些卑鄙的勾当，不过是事后获得的好处能否抵得上他们失去的东西而已。
刘备取得益州，基本上是按照诸葛亮的《隆中对》来进行的。不过，《隆中对》里面有个天生的破绽，那就是试图照抄汉高祖暗渡陈仓的故伎，而缺乏真正的理解。蜀中虽然沃野千里，但民族众多，矛盾复杂，国家化的程度不强，可以成为良好的后勤基地，却不能够提供战斗力和组织力都是上乘的部队。要知道当年汉高祖取三秦的主力军是徐州一带的彪悍之民，更加之思乡心切；而刘备如果从益州出击，蜀地的兵员远离故土的问题是不能够解决的。况且，蜀地固然有层层山峦作为屏障，让进攻者望天险而兴叹，但是这些天险也限制了蜀地部队出击时的后勤供应，同时也制约了发挥军事艺术中很重要的迂回作战，使战争变成缺乏技巧的消耗战。因此，诸葛亮的：“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的战略是不完善的，甚至于是等于本末倒置的。
刘备集团如果真正打算北伐，一统天下的话，恰恰应该把蜀中作为后勤基地，以几个心腹之人据险而守，发展经济，保证后勤，以魏延之流镇守汉中，作为奇兵。而刘备本人应该坐镇荆州，观天下之挑衅，策动北伐。这样，军粮供应可以依靠长江水道来保证。政权的中心处于三国交界处能够随时得到最新、最重要的信息。荆州以北一马平川，随时可以出击，一旦东吴有变也可顺流而下。在加上君主直接督战能够鼓舞士气，蜀军一旦身处荆州也只能死战。所以说以荆州为政治中心和军事基地对刘备集团一统天下是非常有好处的。
荆州固然是两面受敌，但是正因为其敏感，一旦受到魏国攻击，东吴唇亡齿寒不能不救。而东吴考虑到魏国在北，面对一个军事力强大的荆州也不敢单独来攻。一旦魏吴联军，荆州不守，在会蜀地据险而守也不失为少则能逃的上计。北伐开始的时候，因为主要的兵力都在荆州，有足够的军队留下来防守，再不济也可调蜀地部队来帮助防守，毕竟魏国被攻，对蜀地的军事压力必然减轻，不可能两线作战。
刘备之所以没有选择这种战略并不是完全因为诸葛亮提供的错误意见，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刘备自己和他的部下在得到没有被怎么被战火蹂躏的蜀中以后，被它的富庶和繁华所诱惑、所羁縻。对这，刘备的部下赵云是有认识的。刘备打下成都以后曾打算要给手下大规模分田分地，赵云以“匈奴未灭，无用家为。今国贼非但匈奴，未可安也”的意见来反对，也得到了刘备的认可。可见赵云懂得大局，却不会做官，坏了大家的好处，等刘备进位汉中王的时候也就做了个杂号将军，远不如关、张、黄忠等人。但是他的努力没有起到大的用处，因为中国自古就是有了官什么都有，他不拿，不代表别人不拿。刘备的部下对于益州的百姓不仅仅是经济上的掠夺，还有政治上的压迫。诸葛亮就怂恿法正“睚眦之怨，无不报之，擅杀毁伤己者数人”，有人请诸葛亮干涉，得到的答复是：“法孝直为之辅翼，令其翻然翱翔，不可复制。如何禁止法正使不得行其意耶？”相信这也是刘备自己的意思。
可以说刘备集团当时已经是小人得志，得意忘形。关羽败亡的祸根固然有其自己个人的刚愎自用的原因，但是蜀国战略上的错误和刘备集团的腐败才是主干。正是因为战略上的失误使荆州这个地方不可能是兵力充足到满足北伐和防守的够统一，也正因为战略的失误和政权上的腐败让刘备集团的政治效率低下。在刘备得到庞德等因为水灾而全军覆没的利好消息而欣喜若狂的时候，却正是关羽败亡的时候。不能不说是一个辛辣的讽刺。
刘备集团的腐败几乎是必然的，一方面是因为刘备集团黑社会组织的出身缺乏政权管理的底蕴，一切还都是靠感情和关系做事；一方面也是因为刘备本人实际上并不是一个胸怀大志的人，不过是一个项羽式的“彼可取而代之”的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