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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国家死于交通事故和其他意外事故中死亡的人数每年都有几十万，如果可以学习美国，那不就解决了器官移植的这个大问题？”杨文峰说。
事情不这么简单。戚处长解释说，器官移植最主要的是及时性这个问题，一般来讲，像心脏等重要器官的移植，最好的方式就是从一个躯体里取出后尽快移植到病人身体里。中间间隔的时间越长，成功性越少。如果相隔一个小时以上，就需要特别精密的仪器维持。如果你考虑到器官移植前还需要进行严格的血液化验、DNA对照等程序，就知道在我们国家这个方式几乎完全不可能。因为全国交通事故中当场死亡的人确实不少，但在死亡后，首先需要警察第一时间赶到，第二则需要就近的医务单位有24小时待命的直升飞机和高水平外科医生，第三则是需要有全国病人资料库，因为在获得鲜活的器官后直升飞机必须在起飞的同时就知道目的地，也就是就近哪个医院躺着需要何种器官的病人，否则时间太长器官无法保鲜，一切努力都是白费。从上面三条可以看出，我们国家还远远达不到。
“可是，”杨文峰不解地问，“我们国家也做这类器官移植，我是指心脏呀，肺部呀，等等，那都是哪里获得的器官！？”
“我们国家这方面器官移植水平也是出类拔萃的！”戚处长突然再次犹豫了起来，“不过不管怎么样，这类手术需要鲜活的器官。也就是说，不管器官捐献人是活的或者半死不活又或者刚刚死去身上还是热的，捐献出器官后就必须得死。”
杨文峰点点头，说：“可是按照您说的我们国家无法使用意外死亡人的器官……”“也不是绝对的，不过只是极少量而已。例如广州今天发生了车祸，而医院正好有一名病人需要肝脏什么的，而这个病人又正好有路子在第一时间找到死者家属，获得同意，而这一切都正好可以在两小时内完成。因为医院必须在两小时内从尸体上取出肝脏。”
杨文峰摇摇头，“这样的事情太少了吧？可是我们国家还是不停在做这类手术。难怪人家外国人要认为我们是使用死囚的器官……”“不要乱说，”戚处长很紧张，压低了声音，“其实，死囚的器官确实是最理想的。这里当然不是说非法获龋有些死囚杀人越货，死时也是很后悔的，为了积阴德，他们听说有器官移植，有些愿意捐献出来。还有些死囚家属也认为自己亲属贻害人间，如果死后可以遗爱人间的话，会获得一定的安慰的。”
“死囚还真是个好捐献者，”杨文峰接住说，“他们是按照法庭命令，在固定地点和固定时间死去的，如果医生在旁边等着的话，就可以获得新鲜热辣的器官。”
杨文峰又问：“全国一年枪毙那么多人，不知道广东一年有多少个死囚捐献器官？”
戚处长不说话，看了看手表。杨文峰没有理解过来，戚处长等了一下，说：“这个我也不清楚。”
杨文峰“哦”了声，“处长你怎么会不清楚呢？难道医院的器官移植没有统计吗？”
戚处长明显有些不高兴，“我们国家很多事都无法搞清楚，这点杨先生不是不了解的。哦，时间不早啦。明天开始，杨先生可以拿着我开的介绍信参观一些医院，好不好？如果没有什么其他事情的话，是不是今天就到这里？”
杨文峰离开时想，如果器官移植没有一个部门有强制性登记，那自己如何可以查出来？不过他还是决定一家医院一家医院地了解一下情况，特别是搞清楚在广州公安局发现那十八具尸体的时候是否有医院做器官移植手术。
回到家楼下的杨文峰发现信箱里有一封外甥李昌威的信，他一边上楼一边打开信，自从昌威离开家登上前往上海的火车至今已经一个多月了，杨文峰真有些担心。草草看了一遍李昌威的信，他才放下心来。
舅舅：我现在在上海，虽然暂时住在南翔垃圾场处理站，但很快会想办法进入上海。
当我们的火车到达上海火车站后，一出站门我们五个老乡就被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吸引住了。
他们四个只有一个比我大，另外三个都比我小，小虎子只有16岁。他们两个初中毕业，另外两个算是读完了小学。本来从家乡出来的时候，他们听人家说南方好，所以都想南下广东，我想换个地方，我想到北京或者上海。于是我从书上看来的资料说服他们和我一起北伐北京或者东征上海。我告诉他们南方的开放已经到了尽头，由于南方不搞政治体制改革、加上天高皇帝远，贪官污吏和黑社会沆瀣一气，到处鱼肉人民，像我们这样的盲流，那地方是去不得的，搞不好会像孙志刚一样被人家活活打死。但北京就不同啦，那是党中央和以前毛主席的地方（毛主席现在还躺在天安门广场那个用酒精浸泡的棺材里呢），那里的人民晚上睡觉都枕着宪法。在宪法的保护下，我们只要拼死拼活地干活就不会饿死或者被人家打死，而且由于2008年奥运会越来越近，需要大量的劳动力；至于上海就更加了不起，是世界最大的城市之一，这里也是出领导人的地方，我们有一半的党和国家领导人都是上海培养的，上海既然培养了他们，他们飞黄腾达后，就反过来培养上海。结果，这些年几乎把上海发展得像美国一样，把全中国都远远抛在了后面。我们到那里肯定有用武之地。他们四个当时还听不太懂我的话——当然我也不全懂，不过后来他们还是听我的来到上海，只是一路上都问东问西，不知所措的样子。这下好，离开火车站不久，他们都被眼前的景象镇住啦。小虎子听到上海人嘴里软绵绵的上海话，直拉着我的衣角紧张地问：李哥，这是外国吗？
这里真像电影上的外国，到处是高楼大厦，不管多高的大楼都窗明几净（你说他们是怎么爬上去擦窗户的？），地上都是水泥地，一尘不染（这里根本就没有城里人歌颂的“土”地！）；从我们旁边走过的人都西装笔挺，油头粉面（一个个都好像电视上的党和国家领导人！）；经过一个不锈钢外墙的玻璃大楼时，我看到我们五个人的影子，这让我很不安。我们衣着寒酸，每个人背一个大包外加一床棉被套，和周围改革开放的新上海格格不入。当时我应该早感觉到另外一件怪事，那就是和中国其他城市不同的是，我们好像是这个城市唯一的民工。等我注意到这点的时候，为时已晚。
在火车站我已经研究了上海地图，大家心里向往的地方，也是全国人民都羡慕的地方浦东在火车站南面，于是我们就开始向南边走。好在我带了个指南针，这才让我们在高楼大厦的森林中不至迷路（这里很难看到太阳！）。
都怪我警惕性不高，如果我当时不是太得意洋洋的话，应该一早就注意到我们身后一直有人跟踪。跟踪者是年轻男人，手臂上还套着红臂圈，上面写着“治安”两个字。其实我在火车站看地图时，就感觉到有人用警惕的眼睛盯着我们五个，只是当我们离开火车站后，原先跟踪的人停止了跟踪，所以我就放松了警惕。当我们离开火车站，向南走了20分钟，又有人跟踪了，只是又过了一会，他们不跟我们走了。不过等我们走了阵子，又有新的红袖章跟上来。这样搞了几次，我终于明白了那些人在接力跟踪我们。这时我们也走累了，于是就在一栋叫人民大厦的楼前休息。
我们的屁股还没有落地，后面跟踪的红袖章突然趋前，大声说：“起来，起来，这里不能坐！”
我们吓得立即跳起来，小虎子第一次出远门，听到那吼声连忙躲在我身后。那个红袖章戴个眼镜，凶巴巴地盯着我们，用软绵绵的上海口音恶狠狠地说：“你们干啥子呀，你们哪里来的，在这里干吗？有没有工作？有没有上海市临时住居证呀？这里不好坐得呀，侬知不知道呀！？”
他们四个都吓得不敢说话，我就站出来对那个红袖章解释，可是他根本不听，挥了挥手：“这里是我的管区呀，我不理那么多呀，你们不好在这里坐得呀，侬走就得的啦！”
于是我们五个人就被他连推带拉，轰出了他的管区。可是我发现一离开他的管区，立即就有另外的红袖章盯住我们。就这样我们走呀走呀，一直不敢停下来，走了三个小时，问人家，这是浦东吗？人家说，你走到五角场啦，坐车吧。
我们在五角场坐公共汽车，一个小时后到了浦东。舅舅，你什么时候离开上海复旦大学的，这浦东可真厉害呀，像画里的城市。只是我们到后才发现，我们根本不该来的。
这里根本没有我们落脚的地方，我们五个人已经疲惫极了，可是任何时候任何地方只要我们一停下来，就有人来赶我们。天黑了，城市亮起来，这里的景色越来越迷人，我们也越来越绝望。这样下去我们怎么办？这里不像广州，到处可以找到破房子住一晚，到处是和我们一样的盲流，随时有老乡带我们过去暂时落脚。
我突然知道上海为什么这么美丽了，我也突然憎恨起上海。上海的美丽是因为路上没有我们这些盲流到处晃荡。我当时还奇怪，难道上海没有大粪，没有肮脏的垃圾，难道上海没有见不得人的下水道，没有城市人不想干的活计如搬运和砌墙吗？因为据我所知，只要有这些活的地方，就有我们盲流，是不是可以这样说，有肮脏和重活的地方，就应该有盲流！
后来我才知道作为中国通向世界的橱窗，上海市政府对盲流采取了特殊的遣送方法，采取把没有工作和暂住证的盲流及时遣送到郊外的办法，而且使用带红袖章的上海人，及时赶走那些疲倦了、实在走不动了、想在这个大都市某个角落歇一下脚的盲流，盲流发现自己无处落脚的时候，也自然回到郊外或者盲流区。
只是我当时不知道盲流区在哪里，所以等晚上有红袖章和警察来询问我们时，我们好像罪犯一样诚惶诚恐。不过那警察同志觉悟高，他在决定遣送我们到南翔的时候，和颜悦色地解释：中国就只有一个上海，爱我上海维护我上海是中国人的责任和光荣。不要把上海搞得乱七八糟，无业游荡的盲流在这里是不允许的……那天我们被送到南翔收留站过了一晚。第二天我们茫然了。他们四个是被我说服来上海的，我当时很是着急。我虽然身上有些余钱（妈妈总是给我带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