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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匆匆飞回北京。这件事让广东省公安厅领导颇为头痛，最后大家就解嘲地说，专家都这么一副莫测高深的德行。
梁科长在接下来的几星期，到了广州地区所有可以移植器官的医院了解情况，但毫无结果。最后他由于还要经办其他案件，就把杨文峰拉进来接着调查。没有想到，杨文峰接手后，一头扎进去，转眼已经八个月。这八个月，他几乎掌握了所有中国器官移植的资料。可以不夸张地说，现在的杨文峰完全可以作为全国性的器官移植咨询专家。他收集的资料堆放在小桌子上像小山似的。
只是当梁科长多次提醒他不要忘记当初为什么调查器官移植时，杨文峰才发现，自己对器官移植的调查研究早和这个残肢案件脱离干系。但他不得不承认，自己已经乐在其中。
公安局刑警队法医部的解剖结果显示，十八具尸体年纪都在17到32岁之间，十二具男尸，六具女尸，生前身体都极其健康。虽然尸体被破坏，但躯体和四肢都不缺少。发现时所有尸体的肚子都呈破裂状，身体器官不全。但由于尸体暴露在荒野好几天，当时法医鉴定不排除器官被野狗或者动物咬走。北京刑侦专家留下“器官移植”四个字的结论后，广东地方法医再次检验，结果发现尸体肚子的破裂口明显为刀子割破；同时发现身体内多个丢失的器官连接处留有外科手术的刀痕。这两个发现证实了北京专家的结论。
杨文峰看到这个结论后，又仔细研究了梁科长到广东各大器官移植医院的有关调查材料。很失望，几乎没有什么有价值的东西。梁科长的记录中大多是他提出问题，医院有关领导和专家简单回答。杨文峰觉得不妥，认为这些医院专家和领导的答案几乎都简单地以“是”和“不是”来敷衍。这是一个陌生的领域，应该多听听专家的意见，而不是仅仅让他们回答问题。但他想到梁科长一个月至少处理六件凶杀案的日程，就理解了。于是他决定自己按照新闻记者的采访方式再详细调查一遍。
然而一开始就遇到了困难。杨文峰连跑了广东省一医院、中山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和广州内科医院等六家主要进行器官移植的大医院，人家一听他是记者，摇摇头二话不说地拒绝了。杨文峰只好找到梁科长，梁科长听后笑笑，解释道：1994年有一名美籍华人吴弘达伙同英国广播公司（BBC）的女记者假扮夫妻潜入中国境内，以要求移植器官为名欺骗四川成都华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泌尿科。医院当时信任他们，允许他们进入手术室观看胸外科体外循环心内直视二尖瓣膜换手术。没有想到这个姓吴的伙同外国假老婆偷拍了全部手术过程，而且回到美国后竟然改头换面，说他们偷拍的是中国政府正在“移植死刑犯肾脏”的镜头。结果在国际上造成极大影响。从那以后，中央国务院卫生部给所有移植器官的医院下达命令，任何记者未经允许不得采访报道器官移植，如果需要报道相关事件，必须得到上级主管部门或者公安部门的特殊批准。
杨文峰傻了眼，问梁科长是否可以通融。梁科长摇摇头，不可能。随后梁科长又笑笑说，你怎么不找王媛媛，她也许有办法。
杨文峰把想法告诉了王媛媛，王媛媛给省里的某位领导打了个电话。不久，王媛媛接到省卫生厅厅长的电话。王媛媛记下了名字和电话，然后交给杨文峰：“你打电话找这位卫生厅的处长，她会带你去了解有关情况。”
女处长姓戚，五十多岁。杨文峰和她见面后客气了一番，谎称报社了解全省器官移植是省领导的部署，目的是向社会大众宣传捐赠器官的必要性和意义。戚处长一听就高兴得不得了，当场表示自己是一定要配合的。
据戚处长介绍，广东省器官移植水平在全国仅次于北京和上海，和武汉等地区同水平。目前仅仅在广东省，就有十八家医院可以做复杂的器官移植手术，包括肝脏移植、脾脏移植和心脏移植等高难度高技术的移植手术。戚处长补充说，器官移植的技术进步异常之快，相比于其他医学领域，几乎是遥遥领先。她说：大概是因为器官移植比较前卫，每个国家都投入了大量的人力和资金，所以才会有目前日新月异的景象。要不然，人类直到今天还无法治疗感冒，却可以把一个人的心脏割下来，放进另外一个人的胸脯，照样扑通扑通跳动！
杨文峰连连点头，小心地问：“从哪里获得移植的器官？”
戚处长犹豫了一下，考虑好从何处回答这个问题后，说：从器官摘除的角度分，器官移植可以分两种情况。一种是从活人身上移植器官，这主要是指人体有两个器官或者不致命的器官，例如肾脏，捐献人可以捐出后照样正常生活，严格说，骨髓捐献也属于这种器官捐献；但另外一种则只能从死人处获得，例如心脏等，每个人只有一个这样的器官，缺少了就无法生存。
“肾脏和脾脏从哪里来？”杨文峰问。
戚处长说，主要靠捐献，很多人从亲戚朋友处获得，也有的通过报纸媒体呼吁社会上好心人士伸出援手的。这类手术相对来说简单一些，因为医学上已经有超过六十年的历史。只要找到相同血型和身体组织细胞不互相排斥的器官捐献者，成功率在百分之九十以上。广东地区每年都至少做上千起这类器官移植手术……杨文峰不觉惊叹了一声，接下来问：“这上千起都是靠捐献？”
戚处长停了一下，叹了口气，声音轻松起来：算了，你不是外人，我也不说官话，只是你不要报道我说的，报道起来，还是要讲究政策的。这样告诉你吧，我们国家不允许人体器官买卖，这是铁的政策，任何情况下不得违反。所以像这类肝脏器官移植只能通过“捐献”，但好好的人怎么愿意缺肝少肾的呢？特别是在以后的日子里，你剩下的那个肾脏有可能出问题，到时就大件事了。于是这样的器官移植基本上都是在私下买卖的，只是在医院进行手术前，双方签具申明，证明双方是本着捐献的原则。由于卷入金钱是不可避免的，所以一般都在合同上写为受捐者对捐献者的营养补助。
“广东目前市面上多少钱一个肾脏？”杨文峰问。
戚处长笑了笑：这得根据各方面的情况而定，现在不是实行市场经济吗？再说，如果你自己找，可能根本找不到，又或者被骗都说不定，听说一个专门帮人找捐献者的行业应运而生，说得难听点就是人体器官贩子。但是只要他们是建立在自愿捐献的基础上，政府也没有办法干涉，因为政府在政策的限制下，无法自己设立类似的机构，当然得允许人家在私下搞。不然每年一千多个需要换肾的垂死病人到哪里求救？
杨文峰对戚处长的通情达理表示赞赏，戚处长也很高兴，谈兴渐渐转浓，接着说。
我也是听医院的朋友经常谈起，以前广东市面上一个肾脏的价钱基本上维持在15万元人民币左右。这对于一般捐献肾脏的人具有很大的吸引力。有些无法养家活口的父母为了子女捐献肾脏的情况很普遍，有些吸毒者没有钱了也走极端，但是这些人捐献的肾脏，无论是疲倦的父母还是已经被污染的吸毒者，都不那么受欢迎。后来听说跌价了。有一段时间，也就是大学刚刚改制的时候，很多大学生无法交学费，于是有大学生开始招贴广告愿意出卖年轻的“聪明的”肾脏。你还别说，虽然肾脏和人的智力没有任何关系，大家还都喜欢在校大学生们捐献的肾脏。有段时间价钱都上升到20万元人民币。你想，与其像以前上海复旦大学等大学的学生因无法交学费而自杀的话，不如卖一个肾脏赚得20万，不但可以读完大学四年，还有剩下的钱安排大学毕业后的生活。
杨文峰说，这倒也是的。其实国家不应该允许黑市交易，应该本着治病救人，救死扶伤以及雷锋精神等等，从实际出发，设立国家级的器官捐赠（补偿）机构，统一安排，宏观调控。说到这里杨文峰突然想到，中国每年因贫穷走投无路而导致的青年人自杀事件多达20万起，如果告诉他们可以出卖器官一夜致富，那不就可以把自杀率降下来，而且同时还可以拯救很多垂危的器官需求者。杨文峰觉得这样的想法不妥，就把心思收回来。
这种事情国家无法做的，戚处长认真地说，我们国家正在各方面和国际接轨，这样的事情国家是不能做的。除非国际上有先例。再说，国家一管就死。就拿这器官移植黑市买卖来说，看似混乱无序，其实却是严格受到市场这只无形的手操控的。我刚刚说到大学生的肾脏卖到20万，那其实只是昙花一现。中国人干什么都是一窝蜂，哪里赚钱都向哪里涌。结果……“结果怎么样？”杨文峰急忙问。
戚处长喝了口矿泉水接着讲：结果现在听说五万人民币就可以买到一只鲜活的肾脏。
“怎么会这么便宜？”杨文峰不解地问。
原因是多方面的。戚处长解释道，而主要的原因是人体器官贩子找到了新血。你想想，看你这记者脑袋是否可以想出来。
杨文峰想了一会，摇了摇头。
“好，我告诉你，就是农村进城打工的民工！也叫盲流！”戚处长揭示了谜底。
杨文峰倒吸一口凉气，突然想到自己了解人体器官移植的本来目的。民工人数众多，大多年轻力壮，身体良好。而且五万元对于他们不是小数字。
戚处长又解释道：盲流加入器官“捐献”的行列后，肾脏等可以捐献的器官的价钱就一路直线下跌。据我了解，目前庞大的盲流队伍基本上把其他捐献团体和个人挤出了竞争队伍，也就是说，盲流垄断了捐献器官这一行。而且……看到戚处长欲言又止，杨文峰知道事情还没有完，就盯着她。戚处长停了一下，想了好一会，才接下来说。
而且，由于盲流内部竞争激烈，以及器官贩子蓄意压低价钱，使得器官“捐献”的补偿价钱还有下降的趋势。这不但损害了捐献人，也造成市场的混乱。例如外国人特别是港台同胞来做器官移植手术，也开始讨价还价……“外国人！还有港台同胞？”杨文峰吃了一惊。
当然有，戚处长不解地看了眼杨文峰，我们国家的这方面手术水平相当高，而且在拥有同类型手术水平中的国家里，中国是唯一可以轻易找到器官捐献人的国家！港台一直缺少待移植的器官，从上个世纪九十年开始，每年都有上千名港台病人在大陆喜获内脏呢。到了新的千禧年，他们开始组织“器官移植”旅行团，听说报名很踊跃——这也为我们国家赚取了外汇！
“我明白了，”杨文峰说，“可以谈谈另外一类器官捐献吗？就是那种死人捐献的。”
戚处长说，这类器官捐献就比较复杂了，首先捐献者必须是死人，因为捐献任何这类器官如心脏等之后就是不死也不可能活下去。国外这类捐献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特别是美国。他们主要依靠交通事故中身亡的人的自愿捐献。在美国你申请驾驶执照时，他们就会让你选择，如果出现交通事故当场死亡的情况下，你是否愿意捐献你的器官，以及你愿意捐献哪几种器官等等，然后把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