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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来说，尼克松的同胞对他的表演评价很高，虽然有些人认为，他有时过于卑躬屈膝。他在北京的几次讲话中，曾提出中美两国“一起开始长征”，并且多次引用毛主席的话，说“多少事，从来急”，还向他的听众提议，要“只争朝夕”。他也说了一些陈词滥调的话。看到明朝历代皇帝从太和殿到紫禁城大红门时乘坐的精雕细刻的轿子，总统议论说：“老坐轿子，就得不到太多的锻炼。”他在说到长城时说：“能够建造这样一道城墙的人民，肯定有一个值得骄傲的伟大的过去；有这样的过去的人民，也必定有伟大的未来。”随后又说：“我们看着这道城墙，不禁想到我们决不要任何这类城墙存在于各国人民之间。”
在这道城墙那一边的人，就有俄国人，他们对这次访问所可能有的含意是感到不安的。自从19年前斯大林逝世以来，莫斯科与北京之间的紧张关系不断加剧。上一年秋天，中国共产党副主席、指定的毛泽东的接班人林彪乘一架军用飞机企图逃奔苏联，这架飞机掉下来了。这时，紧张关系达到顶点。现在，苏联人又疑心中国人和美国人没安好心。莫斯科电台用普通话对毛泽东的国民广播，说再没有比上海公报“更无耻、更虚伪”的东西了。莫斯科的评论员说，中国正在“同美国的统治集团搞危险的阴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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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与其说是反美的标志，不如说是共产主义世界内部矛盾加剧的表现。俄国人妒忌万分——这是没有道理的，因为三个月后，尼克松夫妇就要到他们那里去访问。这次最高级会议的前景反过来又使河内电台按捺不住了，它称这次会议是“卑鄙龌龊的”。不过，情况也有所不同。河内同北京和莫斯科不一样，它对缓和不感兴趣。相反，北越人准备破坏华盛顿同越南北边两个共产党首都之间的友好关系。他们没有成功，但是，他们仍尽力要这样干，有一阵子他们似乎几乎快要成功了。
北京会谈的消息，通过当时南越军队都有的日本造小型半导体收音机，传到了驻扎在非军事区以南的南越第三师。当时那个地区比较平静，在美国人同共产党人坐在一起谈判的时候，阮文绍的部队却放松了警惕。使他们松劲自满的，另外还有一个原因。由于尼克松向北越人提出了八点和平新计划，似乎和平真的有点苗头了。因此，报告传来，说17度线北面越南（北方）民主共和国部队正在集结时，第三师并不以为受到了威胁。3月间，冬季东北季风刮来的阴云开始消散时，北边打来的炮火有可观的增加，可是南越人并未感到吃惊。他们照旧待在钢筋水泥掩体里，只派出少数的巡逻队。如果是较好的部队，本来是会更加警惕的，但第三师可不是精锐部队，正因为如此，北越的武元甲将军才把他们当做一次新攻势，也是四年前的春节攻势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强大攻势的第一个目标。
武元甲的第304师的步兵，在坦克掩护下，于3月30日越过非军事区发动了残酷的猛攻，这一次同春节攻势截然相反，是一次炫耀武力的表现，一场闪电战，旨在用苏联的尖端武器，加上巨大的优势兵力，压倒西贡部队。突击部队迅速攻占了15个边界前哨基地。五周之内，他们在激烈战斗中推进了22英里，夺取了美国海军陆战队浴血奋战成功地守卫过的地盘。第三师几乎全歼，省会广治也告失陷。国防部长莱尔德说的不错，这是一次“大规模入侵”，而这只不过是北越人插入南越领土的四次进攻中的一次而已。
4月6日，复活节后四天，北越一支坦克纵队从柬埔寨出击，把南越部队赶出了禄宁。不到一周的时间，进攻部队包围了西贡以北60英里的省会安禄，南越第五师全部陷入重围，这个师是保卫阮文绍的首都的关键部队之一。4月18日，红色攻势击溃了滨海的平定省的守军，南越已面临被从狭窄的腰部截成两段的危险。末了，4月22日，北越四个师突然攻入中部高地，占领达多，实际上已使省会昆嵩陷于包围中。
尼克松做出反应，派B…52猛炸北方的河内和海防，这是三年多来第一次空袭这两个城市。反战的参议员立刻反对；缅因州的马斯基提出一个议案，要求当即结束美国在北越的任何军事活动。莱尔德不予理会，警告河内说，B…52出击要继续到北越部队从南越撤出为止。他说，政府认为，这次攻势“公然”违犯了1954年日内瓦协议，华盛顿决心不遗余力把入侵者赶回去。事实上，白宫当时的心情是既愤怒，又同样难堪。三年来，总统一再宣称越南化已获得成功，而从西贡传来的报告却有力地表明，那一政策已完全失败了。
由于害怕可能丢脸出丑，使尼克松变成了一个危险的对手。5月8日，他采取了他称之为“拦回行动”的一个极其惊险的步骤。为了削弱北越军队的作战能力，他下令实行大规模海空封锁，由美国海军在海防和北越其他港口的水域布雷，美国空军出击，轰炸通往中国南部的铁路。此举使他面临同北京和莫斯科发生对抗的危险，而他与基辛格那时又正是在向北京和莫斯科求爱，他不隐讳同俄国人的冲突。他在电视讲话中说：“今天晚上我要专门对苏联讲几句话。我们尊重苏联这个大国，我们承认苏联在他们的利益受到威胁时有保卫自己的利益的权利。苏联反过来也必须承认我们有保卫我们的利益的权利……让我们，让所有的大国都来帮助我们的盟友进行防御，不要帮它们侵犯自己的邻国。”
总统对武元甲攻势做出的有力反应，使反战运动得到了新生命，而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则花费了许多的钱制造实际并不存在的对总统这一反应的支持。大批伪造的电报源源送来，使白宫可以问心无愧地宣布，支持这次行动的人和反对的相比是五对一。此外，《纽约时报》抨击此事的一篇社论，却受到一篇题为《人民对纽约时报》的假广告的驳斥，而这所谓的“人民”，不过是查尔斯？科尔森和他的几个助手而已。这是非法的，最后事实证明，也是不必要的。到该月底，北越的攻势开始受到挫折了。平定省75％的地方受到蹂躏，成为废墟，但北越军队却又销声匿迹了。安禄和昆嵩守住了，武元甲大肆宣扬要占领顺化的打算始终未实现。河内的威胁似乎突然减弱。除了在训练中的两个师外，共产党投入了全部兵力来发动这次进攻，结果损失了10万人，从战略意义上讲，收效甚微。他们孤注一掷的赌博，终归失败了。北越政治局委员、河内的首席谈判代表黎德寿传话给基辛格，说他已经准备好在巴黎重开谈判。他仍然坚持停火要以撤换阮文绍为条件，但是，看来他们真正求和的时刻已经临近了。
这事和莫斯科有关。5月初，封锁的行动似乎使尼克松—勃列日涅夫最高会谈暂时已无可能，但是俄国人决心不让缓和的事业中断。这一点在苏联外贸部长尼古拉？帕托利切夫访问白宫就世界贸易问题交换意见时便已显而易见了。被请进椭圆形办公室的记者不胜惊讶，万万想不到尼克松、帕托利切夫和阿纳托利？多勃雷宁大使谈笑风生，在谈“友谊”一词在英俄两种语言中如何讲法。一位记者问外贸部长，总统5月22日访问莫斯科是否还在日程上。帕托利切夫回答说：“这个，我们从来没有怀疑过。我不知道你为什么问这个问题。”同时，俄国人力劝河内停止敌对行动，还把克里姆林宫里一处原属沙皇的寓所布置就绪，准备供总统下榻。武元甲的阵亡士兵尸骨未寒，苏美领导人便将大摆鱼子酱和香槟酒的筵席，这样的前景不免使北越人义愤填膺，但是世界上两个占支配地位的大国搞交易是没有什么力量能加以阻止的——苏联人要使人明白的就有这一点。
凡是了解既往20年历史的人似乎认为这是不可能的，但是“76年精神”号从奥地利起飞，越过克里姆林大教堂闪闪发光的圆顶降落下来，滑行到迎候的苏维埃主席、部长会议主席和外交部长等人近旁停下的时候，只看到无数美国国旗在锤子镰刀旗的旁边招展。勃列日涅夫没有在场，同毛泽东一样，他等总统安顿下来以后再同尼克松会见。当天晚上，美国人是在大克里姆林宫举行的欢迎宴会上的贵宾。次日晨，第一夫人出外参观苏联的学校，红场，著名的莫斯科地下铁道，国营百货商店。她丈夫的照片登在《真理报》头版上；在一周的会谈期间，天天如此。尼克松在“蓝色屏幕”（俄国人对电视的叫法）上露面，他一上来就用俄语“多勃雷维切尔”（晚安）向观众致意，结束时又说了声“斯帕西巴〓衣多斯维达尼亚”（谢谢，再见）。中间，由旁人翻译他的热诚的演说，演说中大量用了俄国人所喜欢听的朴实的格言。
与北京之行不同，这次最高级会谈不只是象征性的。宴会、祝酒、芭蕾舞演出都极其丰盛豪华，但是，这次访问的真正意义，只是在于克里姆林宫圣？弗拉季米尔大厅巨大的镀金枝形吊灯下举行的几次会谈中才显露出来。白宫形容会谈是“坦率和实事求是的”；整个那一星期都显得坦率、热诚的勃列日涅夫称会谈是“实事求是和讲究现实的”。后来慢慢形成了一套固定的程序。两国领导人最后不是达成一项协议，就是就某个可能已经谈判过几个月，甚至几年的问题，达成俄美间的谅解。细节问题则由基辛格和外交部长安德烈？葛罗米柯去解决。然后礼宾人员则拿着蓝色和红色的皮面文件夹出场，由尼克松和勃列日涅夫在文件上签字。他们同意在星际探索方面进行合作，预定于1975年实现两国载人宇宙飞行器在外层空间对接。同意两国共同研究公共卫生、癌症、心脏病和污染等问题。双方都同意停止骚扰对方在公海上的船只。双方承认需要在中欧削减兵力，有必要召开一次欧洲安全会议。最重要的是他们一致同意控制导弹。两国将限制反弹道导弹的部署，在五年内把进攻性导弹冻结在目前的水平上。
也有一些令人失望的事。在有关中东的问题上彼此分歧较大。尼克松要求俄国人劝说河内停火，俄国人不肯。勃列日涅夫热切希望搞一个贸易协定，这个问题不得不提交给一个委员会进一步讨论。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根据租借法案借的108亿元的债务未得解决；他们提出还3亿，尼克松要求8亿，一切妥协的尝试均告失败。另一方面，会谈结果的收获是，产生了一项确立大国外交准则的12点原则宣言，这是国际法方面的一次突破。基辛格说，“我们设计出了一份路线图。我们是否将按这条路线走下去？我不知道，这不是绝对的。”但只要不是所有的苗头都不对，这宣言对于未来的意义是巨大的。两大政府制度之间的分歧，现在有可能在条约中加以表现，而不必形成意识形态的圣战。通过即将举行的欧洲安全会议，俄国将会更接近欧洲大陆而离开亚洲。贸易和技术会继续使两个超级大国更加接近，它们之间的谅解，而不是许多人预言过的一个多极世界的分裂局面，将在未来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内成为世界最主要的政治现实。冷战已经过去，而这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一位美国总统的努力，尽管这位总统，曾是最坚决的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