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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与卢周来先生持相同观点或者发表类似文章的人不少。但我读他们的文章总感到有一种缺憾。那就是批评并分析当前存在的确问题多，而提出建设性的，有可操作意义的建议少。其实对这些问题，从上至下都承认。但关键是如何在现实可能的条件下解决这些问题。仅仅同情改革中的弱势群体，为他们“鼓与呼”固然有意义，但更重要的还是如何从实际上解决这些问题。各地在保护农民利益，保护弱势群体方面有不少成功的经验（如湖北实验改革乡一级机构，压缩人员，就有利于减轻农民负担）。如果卢周来先生能把眼光转向更为积极的这一面，我想他的文章就会更有意义。这也是所有抱有人文关怀的人，应该重视的最大问题。
卢周来先生的文笔相当好，文章流畅而朴实，娓娓道来，亲切可读。他的许多观点我并不完全同意，但仍爱读他的文章。卢周来是市场经济改革坚实的支持者，只不过他谈论问题的角度不同。但无论如何，这不同于主流经济学的另一种声音是重要的。岂一个“吃”字了得——读《快餐国家》
一个精通饮食文化的朋友曾对我说，当一个社会的上层变着法吃，下层食不果腹时，这个社会就快完了，从商朝到清朝莫不如此。这话的意思是说，传统社会中人活着是为了吃。现代社会呢？在美国，从富人到穷人都吃快餐，蓝领们工作一天之后享受麦当劳，当比尔·盖茨和巴菲特会面时，也是各叫了一份麦当劳。这时，人吃是为了活着，为了创造。
美国被称为快餐国家，快餐的产生与普及体现着一个经济现代化的过程，隐蔽在快餐后的种种罪恶也反映出现代化进程的另一面。这正是美国记者艾里克·施洛瑟《快餐国家：发迹史、黑幕和暴富之路》一书的意义所在。经济学家认为，现代化的中心是迅速的经济增长，经济增长的关键是生产率的提高。生产率的提高改变了人们吃的方式。传统社会中，吃是个人消费行为，读了陆文夫先生的小说《美食家》（或根据小说改编的电影）才知道吃成为有钱有闲人士的一种享受。但看看那些忆苦思甜的文章也可以知道穷人如何为果腹而绞尽脑汁。这时，做饭就成为一种艺术，许多有关中国饮食文化的书让你惊讶，人在吃食上居然有那么高深复杂的技艺。但从现代的观点看，那种吃法是没有效率的，把大量的时间用在做吃食和品尝吃食上，哪有经济增长和现代化？
经济增长的过程根本改变了人们吃的方式。快节奏的工作与生活使所有人都不能那样悠闲地吃了。吃变为简单地给机器加燃料，要求既能保证充分的营养，又快捷、简便，这就是吃的效率。适应这种要求，做吃食也由手工劳作变为机械化作业，由艺术创作变为大批量、标准化工业生产，这种生产方式的改变大大降低了成本，这就是做的效率。传统的食物是无法满足这两种效率要求的，而快餐可以做到这一点。从这种意义上说，快餐既是现代化的要求，又是现代化过程的结果。快餐发展本身就是现代化的历史，快餐集中体现了现代化的特征：效率。快餐以其效率迅速占领了市场，到2000年美国人花在快餐上的钱已超过1100亿元，麦当劳公司有一个时期雇用了美国八分之一的工人。
现代化过程还为每个人的成功提供了机遇。快餐的发展过程也是快餐大王们发迹的过程。最典型的例子是肯德基的创始人哈兰德·森德尔。他没有什么家庭背景，也没有什么学历，直至65岁还是个上门推销员，但最后靠推销他的炸鸡配方而成为快餐大王之一。麦当劳、卡尔·焦、多米诺等快餐连锁店的创始人大抵都有相似的经历。他们百折不挠、不断创新，终于成功。这也是现代化过程中千百万成功者的写照与经历。传统社会以等级制度为中心，压抑了几乎所有人的创造才能，是市场竞争的平等精神为这些人的成功创造了条件。这正是市场经济的活力所在，也是现代社会中创造出许多令人难以置信的奇迹的原因。他们的成功也是社会的成功，因为他们在自己致富的同时，也为社会创造了巨大财富。这一片兴旺发达的快餐事业正是这些快餐大王对这个国家的贡献。在现代化过程中必然是少数人先富，而后带动其他人富。这是美国之路，也是世界各国现代化的共同之路。
当然，快餐业的发展与整个现代化进程一样不仅是阳光和鲜花，还有罪恶与暴力。提高生产率的过程靠的不仅是技术进步，还有剥削。作者记述了一个16岁的姑娘爱丽莎如何从早上5点半到晚上拖着酸胀的双脚回家的一天，读起来令人心酸。这是几乎所有快餐工人的经历，在快餐业工作的三分之二的人是20岁以下文化不高的蓝领工人。快餐店把压低这些人的工资作为降低成本，提高效率的重要一部分。从1968年到1990年是快餐业扩张最快的时期，在这个时期中，美国快餐业工人的实际最低工资下降了40％，快餐店工人经常超时工作而得不到应有的收入，他们没有工会，得不到保护，工作中受伤，甚至遭受性侵犯。我们在马克思《资本论》中读到的工人惨状，20世纪又在快餐业中出现了。这些是快餐业发展的代价，也是现代化的代价。但我们不应该冷漠地看待这些现象，如果放任这些丑恶现象存在，现代化就不是福而是祸。作者以满腔义愤揭示这些现象，意在激起社会对这些下层快餐工人的关注，我们也应以这种人文关怀精神正视并解决现代化进程中的种种问题。需要有人为现代化唱赞歌，更需要有人揭出其阴暗面。
快餐业摧毁了母亲或妻子准备吃食，全家人乐融融地共度晚餐时光的日子，也给生活带来更多的享受，这就是快餐文化，这就是现代化。无论你支持也好，反对也好，这是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发展。以这样的心态去看《快餐国家》，去吃麦当劳，也许会有更多的思考。
“吃”字大有学问。
（［美〕艾里克·施洛瑟著，何韵、戴燕译：《快餐国家：发迹史、黑幕和暴富之路》，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11月第一版。）不拘一格降人才——读《谁说大象不能跳舞？》
1992年，郭士纳（Lou Gerstner； Jr。）接手IBM的CEO时，这个巨大的公司已成为一头步履蹒跚的大象，面临灭绝。但在不到十年内，它却又焕发了青春，重振雄风，在商界跳了一场绝佳的舞蹈。其秘诀就是IBM找到了郭士纳这样一位优秀的导演。
郭士纳导演大象跳舞具有独特之处，概括起来主要有四点：第一；坚信大有大的好处，维护了IBM的完整性。并不一定是小耗子才能跳好舞，指导得当大象也能跳舞，而且跳得更好。第二；完善内部管理机制，尤其是加强了整个公司的集中性，反对下面分公司自行其事。同时，打破原来分配制度的平均主义倾向，建立了有效的激励机制，尤其是股票期权制。第三；改变了公司内部那种保守、呆板的文化传统。第四；最重要的是有所为，有所不为，断然放弃了原来为公司带来巨大利润的计算机主机业务；转而以服务为主业；成为世界上惟一一家不生产电脑的电脑公司。世人以成败论英雄，IBM的这些做法使公司的股票价格在九年内上升了九倍。这些做法当然就是成功的经验。
IBM的成功与郭士纳个人的远见、胆识和开拓务实作风是不可分的。可以毫不扩大地说，没有郭士纳，就没有今天成功的IBM。这又一次说明，企业成功的关键是有一个好的企业家，正如一场精彩的舞蹈演出关键是有一个优秀的导演一样。
企业家对企业成功的关键作用也是一个“地球人都知道”的道理。问题是如何找到这样的人。其实，千里马常有，而伯乐太少。好的职业经理人并不缺，缺的是能发现他们的人。这就在于，那些自封为伯乐者，满脑子是一些条条框框。IBM找到了郭士纳，就在于打破了许多传统思维方式。
一种传统思维是“外行不能领导内行”，把专业知识作为选CEO的标准之一。其实这是一个误区。专家当CEO不见其能经营好企业，专业知识毕竟不等于管理。领导宝丽莱公司的是超一流的光学专家，其领导集团就是一个专家组，结果呢？宝丽莱破产了。郭士纳绝非电脑专家。在IBM选CEO的15条标准中，郭士纳惟一不符合的就是非电脑专家（甚至对电脑知之甚少）。但他成功了。
专业技术与管理是两回事。管理一家企业所需要的不是专业，而是管理才能。专家治国未见其有效，专家治企业也一样。而且，专业懂得多了，头脑反应会僵化，被一些细节所困扰。管理是一门艺术，需要创新。旁观者清，一个门外汉往往能看出企业的问题。当IBM专家们迷恋于其技术时，郭士纳看到了公司治理结构和经营战略上的问题。专家是舍不得放弃电脑技术开发的，只有郭士纳这样的门外汉，才舍得丢掉专家钟情的主机技术，开辟一个有无限前途的新领域。
在闻名全球的《基业长青》一书中，作者告诉我们的一个理念是不要迷信空降兵，要从自己公司内培养和提拔CEO。这也许是一条用人之道，但绝不是惟一之道，更不是绝对真理。郭士纳是空降兵，他成功了。
空降兵的重要性在于他能打破公司多年来形成的传统。自从IBM公司创建以来，沃森父子执掌大权，已形成公司的一种传统。这种传统起过积极作用，可惜已不适应新形势了。要让这种传统培养出来的人去打破这种传统，无异于缘木求鱼。这时从天上降下一个没有这种传统的郭士纳。他不适应原来那种保守封闭的传统，包括一律穿白衬衣这样的小事。他感到了传统的问题；又大权在握，这就可以改变传统了。他在管理经营上的许多重大措施都是反沃森的IBM传统的。改变陈旧的传统，庞大的IBM才有活力，这只大象才能翩翩起舞。反传统就是创新。谁都知道创新之重要，但传统却是扼杀创新精神的。你能想像，一个从IBM内部提升为CEO的人能像郭士纳一样大刀阔斧地改革吗？许多大公司最终都难免走上衰败之路，正在于传统的力量太大了。从这种意义上说，引进空降兵不失为一步好棋。
郭士纳写的这本自传体《谁说大象不能跳舞》文字平淡，谈不上生动与趣味。但硬着头皮看下去，仍然其味无穷。他纪实地写了一个过程，写了许多事。我们从中可以体会出许多东西。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感受。在万里晴空的飞机上我第二次读完这本书后，总在想如何才能得到郭士纳这样的人。看着飞机上那一个个成功人士的模样，我突然悟到，郭士纳就在这些人之中，关键是要不拘一格。如果只记住了人力资源上讲的那些教条，郭士纳就不能成为今天的郭士纳了。
不拘一格选人才，任何企业都可以翩翩起舞。
（郭士纳：《谁说大象不能跳舞？》，中信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