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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说的对，准备用海军把我挟持到海参崴去确实是王柏龄编出来的鬼话。”出乎单于意料，蒋中正很爽快的承认他根本不相信王柏龄等人所编造的这个所谓的阴谋。
“但是”蒋中正话锋一转“最近一段时间的形势表明如果我们步步退让的话，那么以季山嘉为首的苏俄势力就会步步紧逼！他们现在只是阻止我们北伐，可要是再过一段时间之后谁知道苏俄和C。P会干出来什么事情来？”
“我们每退一步他们就咄咄逼人的进一步，文革，我们要是在退下去就是党国的罪人！”蒋中正突然激动起来。看得出这3个月来蒋中正确实是受了季山嘉和汪兆铭不少窝囊气。
“那么，校长你的意思是……”到了这个时候如果单于差不多完全了解事情的整个经过了。
如果说之前蒋中正确实是不知道实情的话，那么至少在19号，蒋中正通过某些渠道了解到了事情的真实情况。而在了解了真实情况后，很不幸蒋中正的赌徒性格开始爆发了，他决定借这个机会铤而走险，拼死一搏了。反正就算事败，以目前的证据看，蒋中正挺多属于一个被蒙蔽的角色。
“文革，我知道你一直和李在田等C。P的私交很好，但是我们中国有一句古话，道不同不相为谋。我希望文革你在这个紧要关头能完全站在我这面。文革，你能完全站在我这面吗？”蒋中正意味深长的对单于说道。
“校长，我愿意站在您的身后。”对这一天的到来早有预料的单于表现的比想象中平静的多。
“那好，文革，我希望你到时候亲自带队逮捕李之龙；你能做到吗？”
对于蒋中正来说，在这个时候光是口头的保证已经不行了，他还要单于的投名状。
“我可以。”
说出这三个字的单于一时间真是百感交集，他也说不清楚自己现在到底心里是个怎么样的滋味。好歹由自己逮捕李之龙可以让李之龙少受许多皮肉之苦。现在单于也只能这么安慰自己。
“很好，文革，我就知道我不会看错人的。那你先在这里休息一下，一会儿会有人通知你的。”随着蒋中正这句话，单于很清楚的知道自己实际上从这一刻开始已经失去了人身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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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3月18日下午6时半，黄埔军校校长办公厅主任孔庆浚，得知外洋火轮被匪抢劫，为保证该舰安全，饬令黄埔军校管理科科长赵锦雯速派巡舰一只，运卫兵10名前往保护，命令是管理科交通股股员黎时雍接到的。被劫的定安轮是由上海开到广州的商轮，因船员与匪串通，在海上被劫，停泊于黄埔上游，等待救援。而此时黄埔军校无舰可调，黎时雍自作主张，向黄埔军校驻省办事处请求速派船出，以应急需。驻省办事处交通股股员王学臣接电话时没有听明白，尤其是奉何人之谕，根本含糊不明，可能是对方没有交待清楚，也可能是他真的没有听清，等到再转达此意时，这一关键细节已被疏忽。但为了“出师”有名，情急之下，总该有所说法。王学臣想，既然有赵锦雯的命令，按理向上推的话，应该是来自教育长邓演达的指示。
在向欧阳股长禀知此事之时，便如是陈述。欧阳股长系黄埔军校管理科交通股股长兼驻省办事处主任欧阳钟，得知王学臣的报告后，即亲赴海军局交涉，当时海军局代局长李之龙（共产党员）因事外出，他便将此事告与作战科科长邹毅，因为情况紧急，邹毅只能应允下来，以后再征局长同意，邹毅面允即派舰一、二艘前往黄埔，听候差遣。此后，欧阳钟又与李之龙电话联系，但因李电话不通，无从请示，故即决计面见李之龙，商谈一切。
当夜，欧阳钟与其他两人一同前往李之龙家，因李之龙不在，只有佣人接待，欧阳钟见有所不便，不宜久留，便长话短说，将来意表明：奉蒋校长命令，有紧急之事，派战斗舰两艘开赴黄埔，听候蒋校长调遣。同时又交下作战科邹科长一函，函中称：已通知宝壁舰预备前往，其余一艘只有中山、自由舰两舰可派，请由此两舰决定一舰。李之龙归来阅信后，马上去和自由舰舰长谢崇坚商量，因自由舰刚从海南回省，机件稍有损坏，李之龙决定派中山舰前往，当即下令给该舰代理舰长章臣桐。
同夜10时许，黄埔军校校长办公厅秘书季方接到欧阳钟电话，据称：向海军局交涉之兵舰，本日晚可望来一艘，约夜几时到铺，请嘱各步哨不要误会。季方当即询问何事故调舰，抑奉何人之命交涉，答称：系由本校股员黎时雍电话嘱咐，请保护商轮之用。
19日晨6时，中山船应令出港。上午9时开抵黄埔，代理舰长章臣桐到军校报到，由季方委派副官黄珍吾代见，章见黄之时，出示李之龙命令，略述一遍，派中山舰到黄埔，归蒋校长调遣，该舰长来校，乃为请示任务。若无十分重要事情，则给其回省之令，另派一小舰来候用。黄珍吾当即报告邓演达，邓当时对此事一无所知。从不知有调舰之事，当向他请示命令之际，邓也没在意，单称“公事繁忙”，命黄转告该舰长听候命令。之所以如此传令，一方面是邓对该事来龙去脉，不甚知晓，另一方面，邓既然听说是奉蒋介石命令调舰前来，自然有调舰之理由，作为下属，在这种情况下，只能依命行事，虽然舰长要求若无事换舰亦可，但终因是蒋之意愿，还是稳定待命，以应上意为好。
当时，以布勃诺夫为团长的苏联使团正在广州考察。中山舰停泊黄埔期间，海军作战科邹毅告诉李之龙，因俄国考查团要参观中山舰，俄顾问询问中山舰在省与否？李之龙随即用电话请示蒋介石，告以俄国考察团要参观，可否调中山舰返省，得到蒋介石的同意后，李之龙令舰回省。
蒋介石就是从这里开始与中山舰事件直接发生联系的。当李之龙征求蒋的调舰回省的命令时，蒋介石感到非常纳闷，尽管口头上表示，“你要开回去，你就开回去，何必问我呢？”听得出来蒋介石是在大动肝火，原因何在呢？碰巧的是在下午李与蒋通话之前，蒋介石接到了汪精卫之妻陈璧君的五个同样的质问，语气、声调又是那样的神秘诡诈，使得蒋心存疑问。据陈洁如回忆，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1926年3月18日，我们的电话响声大作，是贝吉（汪精卫夫人）打来的。她问：“介石在吗？”
“不在，”我说，“他去开会了。”
“你知道他今晚何时去黄埔吗？我们有急事，想同他见面。”
“我说不上来，”我答道，“但是，我知道今晚他要在军校开会，很可能6时前要离开广州。”
“他会在哪个码头上船？”她又问。
“你为什么问这个？”
“因为精卫和你先生有约，想同他一道去黄埔。那里有两个码头，所以我想知道介石用那一处。”
“介石不在这里，所以我说不上来，等他一回来，我马上打电话给你，好不好？”
“请你就这么办。”贝吉说，然后挂断电话。
以后两小时内，贝吉又一再打来，一共五次，仍是急切地问我同样的问题。
“这很奇怪，
”我心中自忖，“她为何如此之急？她在搞那种阴谋？大家都知道，高傲的贝吉做任何事情都有一个目的。”我越想，就越发怀疑。
那天下午介石回来时，我问他：
“汪精卫已经同你约定今晚一道去黄埔吗？”
“没有，他没有约我。”他漫然答说。�；
“但是，贝吉说她先生同你约好了。”�；
“我不知道。”介石说。�；
“如果是这样，我觉得大有蹊跷。”我说，“你今晚最好留在家中，明天再去黄埔。我有预感，有人在搞鬼。”
“但是，下午7时我要去参加一项重要会议。”他大声说。
“那就延期好了。”我仍坚持，随即拿起电话，拨给军校。
我接通电话后，介石就接过去说话。他吃了一惊，军校教育长告诉他，中山号炮舰已经奉命自广州驶到黄埔来添加燃料。
“谁下命令叫这条船离开的？”介石以激动的口气问。
“命令是汪精卫下的。”�；
“那么，我要他负责。”介石愤怒地叫着说，“他没有通知我，无权下达命令。
原来是蒋对中山舰调动一事已经知晓，正准备行动报复。
20日凌晨时刻，单于、欧阳格、陈肇英等奉蒋之命令带着几个士兵夜闯李之友龙宅。他们不由李之龙辩解，就将其从家中强行押走，衣服、外套都不允许穿，最终，李之龙被关入大牢，忍受折磨。与此同时，他们调兵强占中山舰及海军舰队，并将第二师中一些党代表和政治工作人员拘留在广州卫戍司令部。蒋的心腹刘峙大肆派兵从黄埔乘舰在东堤登陆，包围省港罢工委员会，缴获部分工人纠察队枪支，包围并搜查东山苏联顾问住宅及海军局、航空局、参谋团、制弹厂等机关单位，收缴卫队枪支、监视苏联顾问，并且第二师第六团在其团长单于带领下进入黄埔军校，严密监视共产党员，包括邓演达教育长、政治主任教官高语罕、军官团长等人，以防事出有变。
…………
在整个中山舰事件过程中，起着关键性作用的也可以说是事件的总策划者是西山会议派以及孙文主义学会分子。事后他们表现得幸灾乐祸，坐收渔利。
从中山舰调动过程来看，右派分子所做的手脚有：欧阳钟、黄埔军校、管理科学通股股长率随员二人到李之龙家中，声称“奉蒋校长命令，有紧急之事，饬派能战斗两舰开赴黄埔，听候蒋校长调遣。”而此前他接到的信息是因一艘商轮遭劫，奉教育长之谕，调巡洋舰一两艘，以备巡查之用。很显然，由巡洋舰变成了战舰，由教育长变成了校长（事实上，最初只是办公厅主任孔庆浚下的第一道命令，后来传达中出现了误传，但为了突出右派分子的行为目的，仅以最近的口令传达为始）。
欧阳钟明明去了李之龙家里，却在事后隐匿有关情节，他在海军局和李之龙家佣人面前声称：“奉蒋校长命令”调舰，而在给作为校长办公厅秘书的季方的电话里，却如实陈述：在给海军局的公函里，他清楚地写着要求“迅速派兵舰两艘！”而在事后所写的报告和供词中，谎称只是请其速派巡洋舰一、二艘，有意含糊其辞，偷梁换柱。欧阳钟何许人也？他是孙文主义学会骨干、海军军官当标、副标长欧阳格的侄子。
这里面又牵涉了欧阳格、单于，其中欧阳格是蒋介石发动中山舰兵变的主要策划者之一。欧阳格为夺得中山舰舰长这一肥差，捞取油水，造成私家势力，不惜采取任何手段对舰长欧阳琳（格之堂兄）打击、造谣、排斥、恐吓，最后将其堂兄逼至香港。为抓捕李之龙，欧阳格充分准备，玩弄手腕，假借苏联顾问之名，将李之龙诓至学校，再假借有事拖延李之龙提早返回。实为卑鄙小人。
而单于在事变之初虽然紧跟蒋中正，但是却表面上维持与李之龙、蒋先云等C共产党员很不错的私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