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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里克·伊斯特喝着冷咖啡，凝视著名单。
34年间，亚伯拉罕·罗森堡撰写的意见书不下1200篇。他的作品是一股长流不竭的源泉，每每使宪法学者惊讶不已。他有时候对枯燥的反托拉斯案件和纳税的申诉置之不理，但是如果有关的问题只要带点具有实质争论的味道，他就会紧握双拳介入进来。他的意见书里包括对多数的赞同意见，还有许许多多的不同意见。他常常一人独持异议。34年中每一场热点争论都容纳了罗森堡的一篇这样那样的意见。学者们和批评家们都爱他。他们出书和出文章来讨论他和他的工作。达比找出了五本各不相同的他的意见书的硬封面的汇编，都有编者按语和注释。有一本书除了收进他的精彩的不同意见外别的一概不收。
星期四她什么课都不上，独自坐在图书馆五楼的新闻记者座位下。计算机印出的纸整整齐齐地分摊在地板上。罗森堡的著作都打开着，夹上标记，一本一本叠成一摞。
整个这起杀人案有一个原因。如果只杀罗森堡一人，复仇和怨恨还说得通。但是加上一个詹森，复仇和怨恨就分量大减。他有可恨之处，这是不用说的，但是他不像扬特和曼宁那样有民愤。
她找不到任何对于格伦。詹森的文章含有批评意见的书。六年之中，他撰写的多数意见书不过28篇，在全体大法官中是写得最少的。他写过很少几篇不同意见的意见书，也合写过很少几篇同意的意见书，他写文章实在慢得可怜。他的作品有时候明白流畅，有时候支离破碎，情调伤感。
她研究了詹森的意见书。他的思想一年年波动很大。保护犯罪的被告的权利，一般说来他是始终一贯的，但还是有够多的例子足以使任何学者都觉得不可思议。在同类的七次表决中，他有五次为印第安人投票。他写过三篇意见书，强烈主张保护环境。他几乎百分之百支持一切抗议捐税的案件。
还是没有什么线索。詹森是个反复无常的人，不值得认真看待。和其他八位法官相比，他是个无足轻重的人。
她又喝完一杯热咖啡，暂时放下对詹森文章的笔记。她的手表掉在抽屉里找不到了。她不知道现在几点钟。看来卡拉汉现在已经清醒过来，他要在法国区的日先生餐馆里吃一顿深夜晚饭。她得给他去电话。
迪克·马布里，现任的总统讲话撰稿人和文笔奇才，坐在总统办公桌旁边的椅子上，眼看着弗莱彻·科尔和总统一同审读他草拟的詹森法官悼词的第三稿。科尔枪毙了头两稿，马布里还是弄不清他们到底要怎么写。科尔提议的是一个样子，总统所要的又是另一个样子。今天早些时候，科尔来电话说别提悼词的事儿了，总统不会出席葬礼。过一会儿总统来电话，要他准备几句话，因为詹森是个朋友，虽说他是同性恋，毕竟还是个朋友。
马布里知道詹森不是个朋友，不过他是个新遭杀害的大法官，会有一次备享哀荣的丧礼。
科尔过一会儿又来电话说总统是否出席还未定下来，不过还是得写点儿东西以备用。马布里的办公室在白宫隔壁的老办公大楼里，在那一天，对于总统是否会出席一个人所共知的同性恋者的丧礼一事，办公室里的人是三对一赌他不会去。
“好多了，迪克，”科尔说道，把纸折好。
“我也欢喜它，”总统说道。马布里注意到，总统经常都是等待科尔对他的文字表示赞许或者不快。
“我可以再试试，”马布里说道，站起来。
“不，不，”科尔接着说。“这就恰到好处了。很能打动人心。我欢喜它。”
他陪马布里走到门口，立即把门关紧。
“你觉得怎么样？”总统问道。
“我们还是取消此行吧。我的感觉告诉我不吉利。公众影响一定大，但是你对一个在同性恋色情戏院里发现的尸体说这么些好话，太冒险了。”
“是呀，我想你——”
“这是我们的危机，总统，支持率不断上升，我确实不敢走一步险着。”
“该派个人吗？”
“当然。副总统怎么样？”
“他在哪儿？”
“正从危地马拉飞回来。今天会到。”科尔突然自己觉得好笑。“这是副总统的好差使，您知道。同性恋的丧礼。”
总统莞尔一笑。“好极了。”
科尔收起笑容，开始在办公桌前踱来踱去。
“没什么问题。罗森堡的丧事星期六办，办丧事的地方离开这儿只有八个街区。”
“我情愿去地狱里过一天。”
“我知道。但是你的缺席会引人注意的。”
“我可以住进沃尔特·里德医院治疗背部痉挛。以前这么干很灵。”
“不好，总统。明年就要竞选。你该离开医院远一点。”
总统双手拍在桌上站起来。“真该死，弗莱彻！我不能出席他的丧礼是因为我没法忍住不笑。90％的美国人恨他。我不去，他们便都爱我。”
“这是礼节，总统，要讲风度。要是你不去，报纸要烈火烧你。你去用不着说一句话，只要跟进去跟出来就行了，脸上要显出悲痛，让照相机都拍到好照片，要不了一小时就完了。”
总统已经抓起了球棒，蹲伏在一个黄球上面。“那我就也得去参加詹森的葬礼。”
“行，但是别提悼词。”
他轻击一棒。“我只见过他两次，你知道。”
“我知道。我们就静悄悄地出席两个丧礼，一句话不说，完事就走。”
他又轻击一下。“我想你是对的。”
9
托马斯·卡拉汉一人独睡，起床很晚。昨晚他早早上床，头脑清醒，一人独眠。他已一连三天取消上课。今天星期五，明天就是罗森堡的丧礼，为了对他的偶像表示敬意，他不可讲授宪法。直至亡灵安息妥贴。
他煮了咖啡，穿一件睡袍坐在阳台上。温度在七十度以下，入秋以来第一次寒流来了。下面是熙熙攘攘、生机勃勃的多芬街。他对街对面阳台上的一个不知名的老妇点点头。波旁街离开这里一个街区，旅人游客都已带着地图和相机走上街头。天亮的时候在法国区是见不到人的，但是时近十点，狭小的街道上便已车来车往一片繁忙了，有送货车，也有载客的小汽车。
像这样很晚起床的日子很多，在早晨这个时光卡拉汉特别珍惜他的自由。他从法学院出来已经二十年，他的当年同窗大多数都束缚在压力沉重的法律工作里，每周苦熬七十小时。他也曾在私人事务所里度过两年。首都地区一家有二百名律师的大公司，在他甫出乔治城法学院的大门便雇用了他，让他写案情摘要，写了六个月。然后他又被安置了一个工作，专门答复关于子宫内避孕器的正式讯问，每天十二小时，有时还得做到十六小时。他还得到指点，如果能够在今后的十年里做完二十年的工作，就有希望到了筋疲力竭的二十五岁时成为公司的合伙人。“卡拉汉想要活到五十岁出头，所以便从私人执业的苦役中告退。他熬得一个硕士学位，当上教授。他睡到日高三竿，每天工作五小时，偶尔写篇文章，大多数时间都让自己过得快乐逍遥。没有家室之累，他的七万元年薪负担一幢两层楼的矮檐住房、一辆保捷时汽车以及美酒是绰绰有余了。如果死神提早光临的话，那是因为威士忌酒，而不是因为工作。”
他是作出牺牲的。他的许多法学院出身的朋友都是大公司的合伙人，信纸上印着花里胡哨的头衔，一年挣上五六十万。他们和国际商用机器公司、德士古石油公司，以及大保险公司的经理们平起平坐。他们跟参议员们拉拢结交。他们在东京和伦敦都有事务所。不过他并不羡慕他们。
他有一个同学好友名叫加文·维尔希克，也是从私人开业打退堂鼓而进入政府机关工作的。他先在司法部民权处工作，后来转入联邦调查局。现在他是局长特别顾问。卡拉汉星期一要到华盛顿去出席一次宪法教授会议。他和维尔希克约好了当天共进晚餐畅饮一番。
他得去个电话把他们的吃喝落实一下，并且从他的脑子里掏点儿什么。他不看本子就拨动电话。电话接通了又转，他花了五分钟才找到加文·维尔希克接电话。
“快说，”维尔希克说道。
“很高兴听见你说话，”卡拉汉说道。
“你好吗，托马斯？”
“现在是10点30分。我还没穿衣服。我坐在这儿的法国区喝咖啡，观看多芬街上的行人。你在干什么？”
“神仙生活，我这儿已经11点30分，自从星期二早上发现尸体以来我还没有离开过办公室。”
“我真受不了，加文。他会提名两个纳粹。”
“是吗？当然，我的地位不许我议论这样的事情。不过我猜想你是说对了。”
“猜想个屁。你早就见到提名名单了，是不是，加文？你们一伙人已经在核查出身背景，不是吗？说说看，加文，你可以告诉我。名单上有谁，我绝对不说出去。”
“我也不说出去，托马斯。不过我可以肯定告诉你——你的大名不在其内。”
“我可伤心啦。”
“姑娘怎么样？”
“哪一个？”
“说吧，托马斯。姑娘？”
“漂亮出众，温柔优雅——”
“说下去。”
“谁杀了他们，加文？我有权知道。我是纳税人，我有权知道是谁杀了他们。”
“这姑娘是什么名字？”
“达比。谁杀了他们，为什么？”
“你老爱挑剔名字，托马斯。我还记得你丢掉几个女人，是因为你不欢喜她们的名字。她们是漂亮火热的女人，就是名字不好听。达比，有点动人性感的味道，好名字。什么时候我可以见见她。”
“不知道。”
“她住进你家了吗？”
“不关你的屁事。加文，听我说。谁干的？”
“你没看报纸吗？我们还没有嫌疑犯，没有。”
“你们肯定知道作案的动机。”
“动机一大堆。恨他们的人多着呐，托马斯。局长已经下令要我们核查一遍所有待审的案件、最近的裁定、表决时投赞成票和反对票的名单等等。”
“真了不起，加文。全国的宪法学者现在都成了侦探，全力侦破谋杀案子。”
“你知道不？”
“不。我听见了消息便喝得大醉一场，不过现在已经清醒。姑娘倒好，钻进书堆研究起来了，跟你们干的一样。她把我丢下不管了。”
“达比，好名字。哪儿人？”
“丹佛。我们星期一见面吗？”
“也许。沃伊尔斯要我们日夜不停直到计算机说出半是谁干的。不过，我打算跟你见个面。”
“谢谢。我想要的是完整的报告，加丈。不是道听途说的东西。”
“托马斯，托马斯。你老是刺探消息。我呢，一如既往，无可奉告。”
“你喝醉了会说出来的，加文。你向来如此。”
“她多大年纪？19岁？”
“24岁。”
达比在拉斐特的联邦大厦的空荡荡的停车场上停好车子，走进一楼的助理人员的办公室。星期五的中午，法院里没有人审案子，廊厅也空无一人。她站在柜台前，从一个窗口朝里看，等候着，一位助理的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