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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特罗斯戏院，半夜时候，”卡拉汉学着他说。
“它在哪儿？”她问道。卡拉汉在乔治城读完法学院。
“说不准。不过我想它是同性恋常去的地方。”
“他是同性恋吗？”
“我听到过传说。没问题。”两个人都坐在床头，腿上盖着被单。总统宣布命令，全国哀悼一周，降半旗。联邦政府机关明天一律停止办公。丧礼安排尚未就绪。他东拉西扯又说了几分钟，仍然是深感悲痛，甚至悲痛欲绝，很有人情味。讲话结束，照旧是一脸老祖父的笑容，那笑容表现出完全的信心、智慧和保证。
卡拉汉关掉了电视机，走到法国式落地窗口，清晨的空气显得深浓了。“没有嫌疑犯，”他咕哝道。
“我能想到的至少有20人，”达比说道。
“是啊，可是为什么他们二人同时遇害？罗森堡容易理解，那么詹森又是为了什么？岂不莫名其妙。”卡拉汉在近门的柳条椅上坐下，抓挠头发。
“我给你再来点咖啡，”达比说。
“不用，不用。我清醒了。”
“你的头痛呢？”
“只要我再睡上三个小时，就会好的。我想今天不去上课。心情不好，没法上课。”
“好极了。”
“见鬼。我没法相信。九个人中有七个人是共和党选拔的。”
“他们首先要得到参议院同意。”
“十年之后，宪法就会面目全非，我们再也认不得了，真不像话。”
“他们就是因此而被杀害的，托马斯。某一个人，或者某一个集团，需要有一个不同的最高法院，一个由保守派占绝对多数的最高法院，明年要大选。罗森堡是91岁，也许还不止。曼宁是84岁。扬特已经80出头。他们可能马上就死，也可能再活上十年。民主党的人也许会当选总统。干吗要碰运气？现在杀悼他们，离开大选还有一年。如果有谁作此想法，完全合情合理。”
“可是为什么杀死詹森？”
“他是个叫人难堪的角色。而且，显而易见，他是个容易下手的目标。”
“是的，他基本上是个温和派，偶尔会有左倾的冲动。而且，他还是共和党总统提名的。”
“你要一杯红玛丽酒吗？”
“好主意。等一分钟。我正在捉摸。”
达比斜倚在床上，喝着咖啡，眼看着阳光透进了阳台。“你想吧，托马斯。时机选得十分美妙。当选连任，两个大法官的提名，党派政治，等等。但是再想一想当前的暴力和激进派、狂热分子、保护生命派和反同性恋分子，雅利安派和纳粹分子、想一想所有这些会动手杀人的派别，所有这些向最高法院发出的威胁，而某一个无人知晓、毫不惹眼的集团要把他们一下干掉，难道这不正是绝好时机。这件事确实可怕，但是时机的选择确是高明。”
“那么这个集团是谁？”
“谁知道呢。”
“地下军？”
“他们不见得是不惹眼的。他们已杀害了德克萨斯州的费尔南德斯法官。”
“他们不是用炸弹吗？”
“是啊，是使用塑料炸弹的专家。”
“把他们揪出来。”
“现在还不到揪出谁的时候。”达比站起来，重新束好睡袍。“好吧。我给你调一杯红玛丽。”
“除非你跟我一起喝。”
“托马斯，你是教授。你可以不想上课就不去上课。我是学生，而且……”
“我明白你的意思。”
“我不能再缺课了。”
“我要给你的宪法课一个不及格，如果你不再缺课，不跟我一同醉酒。我有一本罗森堡判决意见的书。我们一同读它，一同喝红玛丽酒，再喝别的酒，还有别的。我很想念他。”
“9点钟我有联邦程序课，我不能缺这堂课。”
“我想打电话给院长，把所有的课都停掉。你该肯和我喝酒了吧？”
“来吧，托马斯。”他跟随她下楼到厨房去，喝咖啡，喝酒。
6
在椭圆办公室里，弗莱彻·科尔没有把夹在肩头的电话听筒取下，又摁了一下电话机的另一个按钮。三条线路在闪光，都已接通。他一面在办公桌前踱来踱去听着电话，一面匆匆看一遍司法部长霍顿的两页报告，他没有理会总统。老人家正蹲伏在临窗处，两手戴着手套，紧捏一支轻击棒，先是眼睛紧盯着黄球，接着慢慢越过蓝色的地毯盯着十英尺开外的黄铜球洞。科尔朝听筒吼了几句。总统对他的话充耳不闻，只顾轻轻触击小球，看着它不歪不斜地滚进洞中。球洞卡嗒一声，把球送了出来，它便朝边上滚开三英尺。总统两脚只穿袜子，向着下一枚球慢慢移去，头朝下对着它呼吸。这会儿是枚黄球。他出手轻击，它便笔直滚进洞中。连中八球。三十球，进了二十七球。
“鲁尼恩院长来电话，”科尔说道，把听筒砰地放下。“他很生气。他要今天下午和你面谈。”
“告诉他先拿个号码。”
“我已经告诉他明天上午10点钟来这里。你10点半开内阁会议，11点半开国家安全会议。”
总统头也不抬，只顾捏紧轻击棒考虑下一枚球。“民意测验怎么样了？”他小心挥棒，眼随球动。
“我刚才和纳尔逊谈过。他连测了两次，从中午开始。计算机正在分析，不过他估计支持率会是52或53左右。”
玩高尔夫的人朝上看了一眼，露出笑容，马上又埋头玩球。“上星期是多少？”
“44。羊毛衫和不系领带起的作用。我说得一点不错。”
“我想是45，”他一面说一面轻触黄球，看着它不偏不倚滚进洞去。
“你说得对。45。”
“那就是最高点了，多久——”
“11个月。去年11月402航班事故以来我们一直不曾高过50点。这次危机帮了大忙，总统。全国上下都震惊了，但许多人又因罗森堡死了而高兴。你处在整个事件的中心。真是好极了。”科尔摁下一个闪亮的按钮，拿起听简。他没有说话便砰的一声放下。他拉直领带，扣好上衣。
“5点30了，总统。沃伊尔斯和格明斯基已经在等着了。”
他轻轻一击，看着球滚。球向右偏了一寸，他表情尴尬。“让他们等着吧。我们明天上午9点钟举行一次新闻发布会。我要沃伊尔斯一同出席，但是我不会让他开口。叫他站在我背后。我在会上再说一点具体情节，回答几个问题。各电视网都实况直播，你觉得怎么样？”
“当然，好主意。我会安排好开会。”
他拉下手套，丢在一角。“让他们进来。”他小心地把球棒靠在墙边，双脚套迸了他的巴利牌平底便鞋。跟平日一样，从早饭到现在他已经换了六次服装，现在穿一套苏格兰格子花呢双排钮扣套服，系一条红蓝双色的波尔卡圆点花领带，这是在办公室里的穿着。上衣挂在靠门的衣架上。他坐在办公桌后面，皱起眉头看几份文件。他朝沃伊尔斯和格明斯基点点头，但是既没有站起来，也没有握手的意思。他们坐在办公桌对面，科尔照老样子像是一个卫兵一样站着。总统搓捏鼻梁，好像一天的劳累招致了偏头痛。
“整天工作辛苦了，总统先生，”罗伯特·格明斯基开口打破冷场。沃伊尔斯朝窗子看。
科尔点点头，总统说道：“是的，鲍勃。今天工作特别多。我还请了好几位埃塞俄比亚人今天来晚餐，所以我们谈得简短一点。你就先谈吧，鲍勃。谁杀了他们？”
“我不知道，总统先生。不过我向您保证我们与此毫无关系。”
“你向我保证吗，鲍勃？”他几乎是在祈祷。
格明斯基举起右手，手掌对着办公桌：“我发誓，在我母亲的墓上，我发誓。”
科尔乐滋滋地点头，好像他当真相信，也好像只要他点了头便一切都没有问题。
总统注视沃伊尔斯，他的胖身体塞满了椅子，而且还穿了一件肥大的风雨厚大衣。局长慢慢嚼着胶姆糖，暗自嘲笑总统。
“枪弹检验报告？尸体剖检报告？”
“带来了，”沃伊尔斯说着便打开了公文包。
“你就说给我听听。我以后再看。”
“手枪是小口径，多半是0。22。火药的痕表明罗森堡和护士二人都是贴近开枪直射。弗格森比较难说，但是开枪的距离不会超过12英寸。每个人的头部都中了三枪。罗森堡的头部取出两颗子弹，枕头里又找到一颗。看样子他和护士都已睡着。同样的子弹，同一支枪，同一个枪手。显然，完整的尸体剖检报告正在准备，不过不会有什么惊人的内容。死亡原因都是明摆着的？”
“指纹呢？”
“没有。我们仍在寻找，不过凶杀干得非常干净。看起来凶手只留下了子弹和尸体，别的什么都没留下。”
“他是怎么进入屋内的？”
“没有明显的进去的痕迹。罗森堡4点钟左右到家时弗格森检查了房子。例行程序。两小时后他交出了书面报告，报告中说他检查过楼上的两间卧室，一间浴室，三个储藏室，也查过了楼下每一个房间，当然什么也没发现。还说他查看了所有的门和窗。按照罗森堡的指示，我们的探员都守在户外，他们估计弗格森4点钟的检查花了三至四分钟。我怀疑在大法官回家和弗格森走遍楼上楼下的时候，凶手已经隐藏在那里。”
“为什么？”科尔盯住问。
沃伊尔斯的红眼睛看着总统，没有把他的打手当同事儿。“此人显然本领非凡。他杀了一位最高法院大法官——也许是两位——确实没有留下一点痕迹。我想猜该是一个职业杀手。进屋对他不是个问题。躲过弗格森的走马观花的检查也不成问题。他想必很有耐心。他不会在屋里有人外面还有警察的时候冒险进去。我想他是在下午什么时候进屋的，就在里面等着，大概躲在楼上一间储藏室里，或者也许在屋顶楼上。我们在可以收放的梯子下面找到两粒屋顶楼的绝热材料的小碎片，这表明那个楼梯新近有人用过。”
“他躲在什么地方其实无关紧要，”总统说道。“他没有被发现。”
“一点不错。人家不许我们检查他的房子，您明白？”
“我明白他死了。詹森是怎么回事？”
“他也死了。脖子断了，是用一根黄色尼龙绳勒死的，随便哪一家五金店都能买到的尼龙绳。医学检验人员不认为折断脖子是死因。他们都认为是绳子勒死的。没有指纹。没有目击证人。那种地方是不会有证人挺身而出的，所以我不指望能找得到什么证人。死亡时间是夜里12点30分。两次作案相隔两小时。”
总统在记笔记。“詹森什么时候离开他的公寓的？”
“不知道，因为我们的人只能待在停车场。我们跟随他到家是下午6点左右，在房子外面守候了七个小时，后来发现他被动死在了一个同性恋者出没的场所，他是开了一辆友人的车子偷偷离开房子的。汽车在离开下流场所两个街区的地方被找到了。”
科尔向前跨了两步，两手僵硬地摸紧在背后。“局长，你认为两个案子是一个凶手干的吗？”
“见鬼，谁知道。尸体都还是热的。让我们喘口气。现在还没有丝毫证据。没有证人，没有指纹，没有任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