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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兰瑟姆都一一记了下来，摇摇头。
“你能不能在天黑之后从你的公寓里悄悄溜出来？”她问道。
“我想可以。”
“就那么干，叫一辆计程车到马伯里旅馆。要租车公司把车子开到那里交给你。乘计程车来，中途换一辆车子到塔巴德旅馆，晚上准9点走进旅馆的餐厅。”
“好的，还有别的事吗？”
“带点随身衣服，至少要准备三天不回你的公寓。也要准备好不去办公室。”
“达比，其实办公室是安全的。”
“我不想同你争辩。格雷，如果你是难以合作的话，我就一走了之。我相信我越快离开这个国家，我会活得越久。”
“是，小姐。”
“这才是个乖孩子。”
“我猜想你脑子里正在酝酿一个总体计划。”
“也许是，吃晚饭的时候再谈吧。”
“这是不是有点像约会？”
“我们去吃点东西，就算是工作餐吧。”
“是，小姐。”
“现在我要把电话挂上了。千万小心，格雷。他们在监视。”电话挂断了。
这是一间小小的餐厅，她坐在第37号桌子，一个光线暗淡的角落里，格雷准9点找到了她。
他靠近她坐着，他们两个坐在暗处，可以观察周围的一小群顾客。
“如果我老是看到这些人，我的头发就要掉光了。”
饮料送来了，他们点了菜。
“我们预料《纽约时报》今天上午要发表点东西。”他不愿提到新奥尔良的报纸，因为那上面有卡拉汉和维尔希克的照片。他猜想她可能看到过这份报纸。
她对此似乎不感兴趣。“是什么东西？”她问道，同时向四周张望了一下。
“我们还不太清楚，我们不甘心败在《纽约时报》的手下，我们是老竞争对手。”
“我对这个不感兴趣，我对新闻学一窍不通，我也不想去学。我到这里来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找到加西亚。如果不行的话，我就远走高飞。”
“请原谅。你欢喜谈什么呢？”
“欧洲。你最喜欢欧洲的什么地方？”
“我恨欧洲，我恨欧洲人。我上加拿大去，上澳大利亚去，有时也去新西兰，你为什么喜欢欧洲？”
“我的祖父是苏格兰移民，我有一批堂兄弟在那里。我去过两次。”
格雷把酸橙汁挤到杜松子酒汽水中去。有六个人从酒吧来到餐厅，她仔细地观察他们，她一面讲话一面用眼睛迅速地环视餐厅。
“我认为你需要来两杯饮料放松一下，”格雷说道。
她点点头但没说什么。那六个人在附近的桌子上就座，开始用法语．交谈。听起来很悦耳。
“你听到过法裔路易斯安那州人讲法语吗？”她问道。
“没有。”
“这是一种方言，就像沼泽地一样，在迅速消失，他们说的这种方言法国人听不懂。”
“这公平合理，我敢肯定，法裔路易斯安那州人也听不懂法国人讲的法语。”
她慢慢地喝了一大口白葡萄酒。“我有没有跟你讲起过查德·布鲁纳？”
“好像没有。”
“他是从尤尼斯来的一个法裔路易斯安那人男孩子。他们一家在沼泽地以狩猎和捕鱼为生。他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孩子，在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读书，享受全额奖学金，后来被斯坦福大学法学院录取，并以该法学院有史以来的平均最高分毕业。31岁就成为加州律师协会的会员。他可以在全国任何一家律师事务所找到工作，但他却选择为旧金山一家环境保护法律机构工作。他才华出众，是一个真正的法律天才，他工作兢兢业业，很快就打赢了对一些石油和化学公司的大案。28岁的时候，他已成为一位非常出色的出庭律师。大石油公司和造成污染的公司都怕他。”她喝了一小口葡萄酒。“他赚了许多钱，成立了一个保护路易斯安那州沼泽地的团体。据说他要参加鹈鹕讼案的工作，但是他受理的其他出庭案件太多。他资助了绿色基金会大笔款项作为诉讼费用。在拉斐特市法院开庭前不久，他宣布他要回家乡去帮助绿色基金会的律师们。新奥尔良的报纸登载了几篇有关他的报道。”
“后来发生了什么事？”
“他自杀了。”
“什么？”
“在审判的前一周，人们发现他在一辆汽车里，发动机在开着。一条浇花用的软管从废气管通到汽车前座。一件普普通通的一氧化碳中毒自杀案件。”
“汽车停在什么地方？”
“停在加利亚诺镇附近的拉富尔契湖畔的林区里面。他很熟悉这一地区。车尾行李箱内放了一些野营和钓鱼的用具。没有自杀遗言。警察进行了调查，但没有发现什么可疑线索。案子就此了结。”
“难以置信。”
“他曾一度酗酒，接受过旧金山一位精神分析医生的治疗，但自杀却使人觉得意外。”
“你认为他是被谋杀的吗？”
“许多人这样认为。他的死对绿色基金会是个沉重的打击。他对沼泽地的热爱本来在法庭上是会发挥出威力的。”
格雷喝完了饮料，摇响了杯子里的冰块。她向他慢慢靠拢。这时服务员走了过来，他们点了菜。
35
星期天早上6点，马伯里旅馆的大厅里空荡荡的，格雷找到一份《纽约时报》。这份报纸足有6英寸厚12磅重，他弄不明白到底他们准备要把它出到多厚。他奔回八楼自己的房间，把报纸铺在床上，急忙俯身寻找。第一版没有登载，这点至关重要。如果他们有重要报道，当然必须刊登在第一版。他担心在第一版会出现罗森堡、詹森、卡拉汉·维尔希克，或许还有达比和卡迈尔这些人的大幅照片，谁知道呢，说不定他们还有一幅马蒂斯的精彩肖像，所有这些照片都像介绍演员角色那样整整齐齐地排列在第一版，《纽约时报》也就再次击败了《华盛顿邮报》。这种情景在他睡着时曾出现在他的梦中，虽然他睡着的时间不长。
他什么也没有找到。他越是找不到，就把报纸翻得越快，一直翻到体育版和分类广告片，他停了下来，几乎是踏着舞蹈的步子跳到电话机旁。他打电话给基恩，基恩已经醒了，“看到今天的报纸了吗？”他问道。
“棒极了，”基恩说，“我不明白是怎么回事。”
“史密斯，他们没有得到案情摘要，尽管他们在拼命搜寻，但他们还没弄到手。费尔德曼同什么人谈过？”
“他是从来不说的。应该说是个靠得住的人。”
基恩已经离婚，单独住在离马伯里旅馆不远的公寓里。
“你现在忙吗？”格雷问道。
“噢，没忙什么。现在差不多是星期天早上6点半了。”
“我们需要会面谈谈。请你15分钟后到马伯里旅馆外面接我。”
“马伯里旅馆？”
“一下子讲不清楚。我会给你解释。”
“哦，有个姑娘。你交了好运。”
“我巴不得。不过她住在另一家旅馆。”
“在这里？在华盛顿？”
“是的，15分钟后见。”
“我就来。”
格雷焦急不安地喝着纸杯里的咖啡，在大厅里等着。达比使他患上了多疑症，他仿佛觉得有个刺客手持自动武器在人行道上窥探。这一点使他觉得沮丧。他看到基恩的丰田汽车在M街上缓缓驶近，他很快走了过去。
“你想看点什么？”基恩说着把车开离了街沿。
“唉，我也说不清。今天天气真好，到弗吉尼亚走走怎么样？”
“随你的便。你是不是被赶出公寓了？”
“那倒不是。我是按那位姑娘的命令行事。她的头脑好像一个战场的元帅，她命令我到这里来，我就到这里来了。我必须在这里等到星期二，或者等到她又变得神经紧张起来，再让我换地方。如果你要找我的话，我住在833号房间，但不要告诉别人。”
“我想你是要《华盛顿邮报》付这笔钱了，”基恩笑着说道。
“现在我根本没考虑钱。在新奥尔良企图杀害她的人，星期五又在纽约出现了，或者说她是这么想的。他们这些人跟踪的本领真了不起，为了生命安全，她是煞费苦心。”
“如果说有人跟踪你，也有人跟踪她，那么也许她是明白应该怎么对付的。”
“你听我说，史密斯，她完全明白她在做什么。她的本领简直令人吃惊，星期三早上她将永远离开这里。因此我们只剩下两天时间去找到加西亚。”
“要是我们过高地估计了加西亚呢？如果我们找到了加西亚，他不肯讲，或者他什么都不知道，那怎么办？这些你都想过没有？”
“我一直为此而噩梦不断。我相信他知道一些重要情况。有一份文件或者一张纸条，是真凭实据的东西，在他的手头。他有一两次提到过它，但我一通紧，他又不承认。在我们约定要见面的那一天，他是准备拿给我看的。这一点我深信不疑。他确实有东西，史密斯。”
“如果他不给你看呢？”
“我掐断他的脖子。”
车子开过了波托马克河，驶过阿灵顿公墓。基恩点上烟斗并把车窗开了一条缝。“如果你们找不到加西亚怎么办？”
“实行计划B。她走了，我们之间的承诺也就告终。我已经得到她的许可，她一离开这个国家，我就可以随意处理这份案情摘要，只是我不得使用她的名字作为消息来源。可怜的姑娘深信，不论我们是否能把新闻采访到手，她都是必死无疑，她也只不过是尽量保护自己而已。我绝对不能使用她的名字，甚至也不能讲她是这份案情摘要的作者。”
“关于案情摘要她讲了很多吗？”
“没有谈写这份摘要的具体情况。她是突发奇想，把它写了出来，连她自己都想把它扔掉了，可就在这个时候炸弹响开了。她后悔写这份该死的东西。她和卡拉汉确实相爱，她感到痛苦和内疚。”
“计划B是怎么回事？”
“我们要攻击那帮律师。马蒂斯是个老奸巨猾，没有传票和搜查令难以触动他，而这些东西我们又办不到，但是我们知道他的律师。这个城市里的两个大律师事务所是他的代理，我们把矛头针对他们。有一个律师或一批律师仔细地分析了最高法院的情况，提出了罗森堡和詹森两个名宇。马蒂斯是不会知道要杀掉谁的。是他的律师告诉他的。这是从教唆共谋的角度来报道。”
“但你无法逼他们说出真情。”
“他们不会说出他们的委托人。但如果这些律师有罪的话，我们就可以要他们回答问题，那他们就会露出破绽。我们动用十几个新闻记者打电话，打成千上万次电话，给律师打，给律师助手打，给书记员打，给秘书打，给复印间的职员打，给所有的人打。我们要炮轰这些狗养的。”
基恩吸着烟斗，不置可否。“是哪家律师事务所？”
“怀特和布莱泽维契事务所和布里姆、斯特恩斯和基德洛事务所。上我们的图书室去核对一下。”
“我听说过怀特和布莱泽维契律师事务所，它是共和党的一家大买卖。”
格雷点点头，喝完最后一口咖啡。
“如果是另外一家律师事务所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