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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说，好说。一言为定。我把弗莱彻·科尔管住。”
沃伊尔斯站起来，慢慢走近办公桌。“我不信任他，如果在这个调查中我再一次察觉有他插手，协议立即作废，我要投入全部力量去调查这个鹈鹕案卷。”
总统抬起双手，笑容满面。“一言为定。”
沃伊尔斯笑了，总统笑了，内阁中会议室旁边的一个小房间里，弗莱彻·科尔对着荧屏笑了。打手，狼狗，他欢喜，这样的称呼可以扬名后世。
他关掉了荧屏走出小房间，锁好房门。他们会再谈上十分钟，关于被提名人的背景调查，他可以到他的办公室去听，那里有音响设备，没有影象设备。他9点钟要开工作人员会议。10点钟要开除一名员工。他还要用一下打字机。他的大多数通知都是对着机器口授，把录音带交给秘书。也有偶一为之的情况，他觉得需要采用一下无头告示的手法。这种书面通告总归是在白宫西厅广泛分发，而且总归引起火暴的争论，并且经常会流传到报纸上去。这样的通告都没有具名，几乎每一个办公桌上都发了一份，科尔会大声呵叱。为了这种无头告示的通告他还开除过人，其实它们全是从他的打字机里出来的。
一张公文纸，一共四段，单行间隔，概括叙述了他所知道的卡迈尔以及他新近飞离华盛顿的情况，还有闪烁其词的跟利比亚人和巴勒斯坦人的联系。科尔对它不胜赞赏。《华盛顿邮报》或《纽约时报》要过多久才会报道呢？他还自己跟自己下过小小的赌注，看哪一家报纸首先刊登。
局长上白宫去了，从那儿飞往纽约，明天回来。加文守候在K．O．刘易斯的办公室外面，直到房门开出一条小缝。他便乘机而入。
刘易斯觉得不高兴，不过他总是彬彬有礼。“你好像吓坏了。”
“我失去了最好的朋友。”
刘易斯等他说下去。
“他名叫托马斯·卡拉汉。他就是从图兰大学来的那个人，给我带来了鹈鹕案情摘要，它在这儿传阅了一通就送到白宫去了，不知道还送往别处去没有，现在他已经死了。昨晚在新奥尔良一枚汽车炸弹把他炸得粉身碎骨。这是谋杀。”
“我很难过。”
“这可不是个难过的问题。这枚炸弹显然是针对卡拉汉和他的学生的，写鹈鹕案情摘要的学生，一个名叫达比·肖的姑娘。”
“我见过这个名字，在摘要上。”
“对了。他们正在约会，爆炸的时候本来是应该一同在汽车里的，但是她命不该死，今天早上5点钟我接到这个电话，她打来的。吓得我要死。”
刘易斯听着，但是已经决心一推了之。“你不见得确实知道这是炸弹吧。”
“她说这是炸弹，是的，轰隆一声！全都炸得精光，是的。我确实知道他死了。”
“你认为他的死和这篇文章有关？”
加文是个律师，侦查技术方面是外行，他不愿被人家看成容易轻信上当。“可能有关。我想是的，难道你不相信？”
“没关系，加文。我刚才挂掉跟局长通的电话。鹈鹕案件不查了。我不清楚它是否曾经列入调查范围，但是我们不再为它花时间了。”
“但是我的朋友给汽车炸弹杀死了。”
“我觉得难过。我相信那边的当局一定在调查。”
“听我说，刘易斯，我求你帮个忙。”
“听我说，加文。我实在无能为力。我们现在要追的案子够多了，局长叫停，我们就停。你完全可以自己找他谈。我劝你还是不要找他。”
“也许我的做法不对。我以为你会听我说话，至少会表示关心。”
刘易斯绕过办公桌走来。“加文，你面色不好，今天不要上班。”
“不。我回办公室去，等一个小时，再到这儿来，再作一次努力。我们可以在一小时后再试一次吗？”
“不。沃伊尔斯说得清清楚楚。”
“还有姑娘呢，刘易斯，他已经死了，她现在还躲在新奥尔良，心惊胆战，有人跟踪她，她向我们求救，而我们却是太忙了，顾不过来。”
“我觉得难过。”
“不，你不要觉得难过。是我不好，我要是把那份东西扔进垃圾桶就好了。”
“它是为了一个有价值的目的，加文。”刘易斯把手搁上他的肩头，仿佛是说就到此为止，他已经厌烦这一套胡说八道。加文转身朝门口走去。
“是啊，它给了你们这些人一点好玩的东西，我早把它烧掉就好了。”
“那是一篇好文章，烧不得，加文。”
“我不罢休。过一小时我再来，我们重新谈。这一次谈得不对头。”维尔希克出去，砰的一声把门关上。
她从卡纳尔街进入鲁宾斯坦兄弟公司，消失在男子衬衫架格之间。没有人跟踪进来。她很快挑选了一件男式小号的深蓝色风雪大衣、一副不分性别的飞行员太阳眼镜，以及一顶英国的驾车帽子，也是男式小号，大小正好。她用信用卡付钱。售货员办理信用卡手续的时候，她把风雪大衣的价格标牌扯掉，便穿上身去。大衣很宽大，好像是她穿了上课堂的服装一样。售货员客客气气地看着她。她向马加津街走去，消失在人丛中。
回到卡纳尔街。从一辆大车子下来的旅客拥进喜来登饭店，她便混在他们当中。她走到装了一排电话的墙边，查到了号码，接通了她的隔壁邻居陈太太，问她看见过或听到什么人来过没有？对方说，一大早，听见一声敲门。天还未亮，把他们敲醒了，但没看见什么人，只听见敲门声。她的车子仍旧停在街上。
她看着旅客们，摁动了加文·维尔希克的内部号码。
“你在哪儿？”他问。
“听我解释一下。在这个时候，我不能告诉你或任何人我在什么地方。所以，你不要问。”
“好的。我想一切都听你的。”
“谢谢你。沃伊尔斯先生说什么了？”
“沃伊尔斯先生上白宫去了，我找不到他。我设法今天晚些时候跟他谈。”
“太差劲了，加文。你在办公室里差不多四小时了，没干一点儿事情。我期望的不只如此。”
“需要耐心，达比。”
“耐心要送掉我的性命。他们要抓住我，是不是，加文？”
“我不知道。”
“如果你知道人家要杀死你，而要杀死你的人已经暗杀了两位最高法院大法官，还干掉了一位清白无辜的法律教授，他们拥有上百亿美元，而且他们显然是不惜用这笔钱去杀人的，这时你该怎么办，加文？”
“去找联邦调查局。”
“托马斯去过联邦调查局，他已经死了。”
“谢谢，达比。那样说不公平。”
“我现在担心的不是公平不公平，高兴不高兴，我更关心的是要活到中午。”
“别上你的公寓去。”
“我不是笨蛋。他们已经到我家去过了。我相信他们还监视着他的公寓。”
“他的家人在什么地方？”
“他的父母住在佛罗里达州那不勒斯。我猜想校方会跟他们联系的。他有一个兄弟在莫比尔，我想到过给他电话，跟他说明整个情况。”
她看见了一张面孔。他在旅客登记处的前面的一群游客中走动，拿着一份折好的报纸，企图显得跟其他旅客一样平常普通，但是他走路不大自然，眼睛在搜索寻找。他瘦长面孔，圆眼镜，额头闪亮。
“加文，听我说。写下来。我看见了一个不久前见到过的人。也许一小时前见过。6英尺2英寸左右：瘦个儿，30岁，戴眼镜，谢顶，深肤色。他走了。他已经走掉了。”
“这鬼家伙是谁？”
“我们没见过面，谁知道！”
“他看见你了吗？你在什么鬼地方？”
“在一家旅馆大厅。我不知道他是否看见我了。我得走了。”
“达比！听我说，不论你干什么，跟我保持联系，好吗？”
“我争取。”
厕所在转弯角上，她走到最后一个便位，锁上门，在里面待了一小时。
17
摄影记者克罗夫特在《华盛顿邮报》干了七年，直至他第三次因毒品罪而被关了九个月，现在假释在外。他宣称自己是自由开业的艺术师，在电话簿上刊登了这样的广告。电话难得一响。这一行业务他做得不多；他干的是给那些不知道自己成了靶子的人们拍照。他的许多顾客都是办离婚的律师，他们需要一点对方的脏东西拿上法庭。干了两年自由开业之后，他又掌握了几手把戏，现在便自命是个三脚猫的私家侦探了。如果有人请他的话，收费每小时40美元。
他有一个顾客是格雷·格兰瑟姆，他在报馆工作时的老友。格兰瑟姆是个严肃的、讲职业道德的记者，不过，当他需要一点肮脏玩意儿时，就来电话。克罗夫特欢喜格兰瑟姆，因为此人能直说自己需要的不光彩的东西，不像别人装出一副圣人面孔。
他坐在格兰瑟姆的沃尔沃汽车里面，因为这辆车上有电话。时已正午，他正在过他的中午大麻烟瘾，他把所有的窗玻璃都放下了，不知气味是否还会留在车内。他的最好作品都是在半醒半醉的时候产生的。一个人如果为了谋生而去守候汽车旅馆的话，他是需要沉醉的。
微风习习，从汽车右边窗口吹进来，把气味送到宾夕法尼亚大街上去。他是非法停车，又吸毒品，但他并不真正担心。
电话亭子在相距一个半街口的前方，在人行道上，但是那儿已经不是大街。他使用一架望远镜，可以看清挂在架子上的电话簿。一个肥大的女人在里面，把亭子塞得满满的，说话时两手动个不停。克罗夫特深吸一口，注视着反光镜里有没有警察，这儿是要把非法停车拖走的地段。宾夕法尼亚大街上交通繁忙。
12点20分，胖女人艰难地挪出亭子，不知从哪儿出来一个青年男子，穿一身漂亮套装，走了进去把门关上。克罗夫特端起尼康相机，镜头搁在驾驶盘上。天气晴冷，人行道上匆忙来去的都是赶午饭的行人。喀嚓，喀嚓。对象正在摁电话按钮，又向周围扫视。这就是他要找的人。他正在说话。克罗夫特接连按动快门。能拍多少就拍多少，格兰瑟姆跟他这么说的。喀嚓、喀嚓。克罗夫特两分钟就拍完了36张的一卷，接着便抓起另一只尼康。他把镜头旋进去，等候着人群走过。
这个对象是个言语不多的男子。他挂上电话。四周张望，开门，四周张望，朝克罗夫特走来。喀嚓，喀嚓，喀嚓，喀嚓，拍下整个面孔，整个身体，他走得更快，走得更近，好得很，好得很。克罗夫特狂热地工作，直到最后把尼康相机放下为止，那个人已在身旁走过，消失在一群人中。
加西亚疑虑重重，犹豫不决。他有一妻一子，他说，他吓得要死。他有事情要说，但是就是下不了决心。他对任何人都信不过。
照片拍得很妙。克罗夫特并不是他最欢喜雇佣的人。他常常是大麻吸得晕乎乎的，从他拍的照片里都看得出来。但是克罗夫特一副倒霉相，不惹人注意，熟知报馆工作的门道，并且又可以招之即来。他挑选出12张，放大成五乘七寸，全部刮刮叫。右侧面，左侧面，正面贴着话筒，正面看着镜头，正面全身距离不到20英尺。
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