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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毫无所知？”
“你瞧，托马斯，我根本不参加调查工作，所以你得去问他们。我相信他们知道的情况比我多得多。我不过是个低级的政府律师。”
“是啊，偏偏又是个跟最高法院院长呼名不道姓的律师。”
“他偶尔有电话来。谈这些事情没意思。我们还是再谈谈女人吧。我最不要听律师讲话。”
“你新近跟他谈过话吗？”
“托马斯，你老是要打听。是的，今天早上我们还闲扯了几句。他把全部二十七名法律助手都用来查联邦法庭的待审案件，寻找线索。不会有结果的，我告诉他说。每一件到达最高法院的案件至少都有当事的双方，如果有一名、二名、三名法官消失了，代之以另外一名、二名、三名法官，而这些新法官又是对于涉讼双方中的某一方的要求更为同情，那么，任何一个案件的双方中必有一方因此得益。最终会到达最高法院的上诉案件成千上万，你可不能挑出其中的一件案子说‘就是这件！这件案子造成他们的血案’，真是荒谬。”
“他怎么说呢？”
“当然他同意我的精辟分析。我想他是看了《邮报》上的新闻后打电话给我的，看看是否能从我这里挤出点什么东西。你能相信我的吹牛吗？”
服务员向他们递上菜单。
维尔希克斜看了一眼菜单便把它合上，递还给他。“烤箭鱼，蓝干酪，不要蔬菜。”
“我还是吃蘑菇，”卡拉汉说。服务员走开了。
卡拉汉一手伸进上衣口袋取出一个信封。他把信封放在桌上鹿头牌啤酒空罐的旁边。“你有时间的话请看一下。”
“什么东西？”
“就算是案情摘要吧。”
“我讨厌摘要，托马斯。说真的，我讨厌法律，也讨厌律师，除你以外，我恨法律教授。”
“达比写的。”
“我今晚就看。写些什么？”
“我想我告诉过你。她是个聪明过人、很不安分的学生。她写的东西比大多数学生要好。她所热爱的，除我之外，就是宪法。”
“可怜的小家伙。”
“她上星期耗了四天时间，把我和外边世界一古脑儿都忘掉了，搞出了一套她自己的说法，现在她又把这一套扔掉了。不过还是值得一看，写得挺动人的。”
维尔希克把信封塞进挂在椅背上的上衣。“她有什么说法？”
“有点意想不到。但是值得一看。我的意思是没有坏处，是不是？你们需要得到帮助。”
“我会看的，因为这是她写的。”
13
电话响了四次，录音器已经咔的一声开通，录音带的回话响彻了整间公寓，没有留言。它又响了四次，同样的声响，还是没有留言。一分钟后它又响了，格雷·格兰瑟姆从床上抓起听筒。他坐在枕头上，尽力清醒起来。
“你是谁？”他问得很吃力。窗外没有亮光进来。
另外一头的声音又低又不敢直说。“你是《华盛顿邮报》的格雷·格兰瑟姆吗？”
“我是，你是谁？”
说得慢慢的，“我不能告诉你我的名字。”
他马上就清醒起来，看清了时钟。5点40分。“好吧，别提名字了。你来电话是为了什么？”
“我看见了你昨天的报道，关于白宫和被提名的人。”
“那好啊。你为什么要在这么个倒霉时候来电话呢？”
“对不起。我在上班的路上，用付费电话给你打的。我不能从家里或者办公室打电话。”
讲话的声音清楚，发音准确，显然他是很有头脑的人。“什么办公室？”
“我是一个律师。”
好得很。华盛顿是五十万律师的基地。“私人还是政府？”
稍有迟疑。“呃，不说为好。”
“好了。听着，我还要睡觉。你究竟为什么打电话来？”
“我也许知道一点有关罗森堡和詹森的情况。”
格兰瑟姆坐在床沿上，“请说。”
停顿了更久。“你在录音吗？”
“不。我该录下来吗？”
“不知道。我很害怕，也很不明白，格兰瑟姆先生。这一次就不要录吧。也许下一次，好吗？”
“随你的便，我在听着呢。”
“这个电话会查出来吗？”
“我想有可能，可是你在用付费电话，对吗？查出来又怎么样呢？”
“我不知道，我只是害怕。”
“没关系。我发誓我不录音，我也发誓不去查你的电话。好了，你想说什么呢？”
“好了，我想或许我知道谁杀了他们。”
格兰瑟姆站起来了。“那可是很值钱的消息啊。”
“它也可以送掉我的命。你想他们会不会对我盯梢？”
“什么人？什么人要对你盯梢？”
“我不知道。”声音轻了下去，他好像在回头朝身后观看。
格兰瑟姆在床头踱来踱去，“放心好了。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你的名字呢？没关系，我发誓为你保密。”
“加西亚。”
“这不是真名字，是吧？”
“当然不是，但是我只能如此。”
“好的，加西亚。跟我说吧。”
“我不是很有把握，但是我觉得我在办公室里撞到了一点我不该看的东西。”
“你有一份复印件吗？”
“也许。”
“好了，加西亚。你给我来了电话，是吧，你想说呢，还是不说？”
“我说不准。如果我告诉你是怎么回事，你要怎么办？”
“把它彻底查清楚。如果我们要指控某人暗杀了两位最高法院法官，请相信我，这个新闻要处理得很小心。”
很长一段时间的沉默。格兰瑟姆坐在摇椅边上，一动不动，等待着。“加西亚，你还在吗？”
“是啊。我们以后再谈好吗？”
“当然可以，现在也可以谈。”
“我还得再想想。我吃不下睡不着已经一个星期了，我也没法清清楚楚地思考。我会再给你打电话的。”
“可以，可以。那样也好。你可以在我上班的时候打电话——”
“不。我不会上班时给你打电话。对不起，吵醒你了。”
他挂掉了电话。格兰瑟姆看着电话上的一行数字，便揿了七个数码，等一下，又掀了六个，接着再掀四个。他在电话旁边的簿子上写下一个数字，便挂掉电话。付费电话是在五角大楼城的十五街。
加文·维尔希克睡了四个小时，醒来的时候酒醉未消。一小时后到达胡佛大厦，酒精是消失了，酒后的难受却乘虚而入。他咒骂他自己，也咒骂卡拉汉，他无疑可以睡到中午，一觉醒来，精神焕发，便可以马上登机飞回新奥尔良去。昨晚他们在饭店里坐到午夜关门的时候，后来又接连再上几家酒吧，他们开玩笑说还要再看一两场裸体影片，但是他们常去的影院已经炸毁，只得作罢。他们一起饮酒直到三四点钟。
11点钟他要和沃伊尔斯局长见面，到时候非要显得头脑清醒、精力充沛不可。然而这是不可能的。他告诉他的秘书把门关上，他说染上了讨厌的病毒，也许是感冒，只得单独一人办公，除非有什么不得了的大事。
她转身出去把门关上。他锁上了门。为了不让卡拉汉独自享福，便拨电话到他的房间，但是无人应接。
什么世道。他最要好的朋友，薪金跟他相差不多，但是工作三十小时，便算一个星期，还挑选了比他年轻二十岁的称心如意小妞。
一阵恶心在他胸口泛起，直上他的食道，他立即在地板上躺下不动。他作深呼吸，只觉得头顶心受到槌打似的。三分钟后，他知道不会呕吐了，至少现在不会。
他的公文包就在够得着的地方，他小心地把它拉到身边。他找到了公文包里的信封和当天的早报。他开掉信封，翻开案情摘要，两手拿着，离开脸孔六英寸。
一共十三页信纸大小的计算机纸，双行间隔打字，边上空白很宽。他看得清楚。空边上有手写的注解，有几处成块的标上横线以示重要。顶端是“第一稿”三个用海绵笔写的字。她的名字、住址、电话号码都打印在封面上。
他先睡在地板上花几分钟看个大概，然后便可以坐到办公室桌旁，俨然摆出一副政府律师的架子，照章行事，他想到了沃伊尔斯，头顶的撞击更加沉重。
她的文字写得很漂亮，标准的、学究气的法律文笔，长句子里面充满了大字眼。但是她写得清楚明白。她摆脱了大多数学生拼命追求的那种模棱两可的法律行话。她写文章永远不会像一个美国政府任用的律师。
加文从来没有听说过她所点名的涉嫌人士，而且确实知道此人没有上过任何人的名单。在技术上说来，这不是一份案情摘要，而是一篇关于路易斯安那州的一桩讼案的报道。她要言不繁地叙述了事实，述说得趣味盎然，娓娓动人。
事实部分占了四页，接下去是涉讼各方面的简要介绍，写满三页。这里写得有点拖沓，但他还是往下看。这份摘要的第八页上概括说明了庭审过程。第九页说的是上诉，而最后三页则提出了一条把罗森堡和詹森从最高法院扫地出门的令人难以置信的线索。卡拉汉说她已经抛弃这个说法，她的结尾部分似乎草草收场。
但是它十分引人入胜。在这片刻时间里他忘掉了当前遭受的痛苦，看完了一个法律学生的十三页案情摘要，这时候他也有着无数件事情要做，而入却睡在一块脏地毯上。
一声轻柔的敲门。他慢慢坐了起来，战战兢兢站起来，走到门边。
门外是秘书。“我不愿打搅您。可是局长要您过十分钟上他的办公室去。”
维尔希克拉开门。“什么？”
“是的，先生。十分钟。”
他擦着眼睛，呼吸急促。“干什么？”
“我问这样的问题要降级的，先生。”
“你有漱口剂没有？”
“我想有的，你想要吗？”
“如果我不想要我就不会问你了。拿给我。你有胶姆糖吗？”
“胶姆糖？”
“胶姆口香糖。”
“有的，先生，您也要吗？”
“把漱口剂和胶姆糖给我拿一点来，还要点阿斯匹林，如果你有的话。”他走向办公桌坐下，两手捧头，揉擦太阳穴。他听见她开关抽屉的声音，接着她便把东西送到他面前。
“谢谢。对不起，我说话太急。”他指着近门处椅子上的那份案情摘要。“把那份摘要送给埃里克·伊斯特，他在四楼。写一张我给他的条子，请他花上一分钟时间看一下。”
她拿走了案情摘要。
弗莱彻·科尔拉开椭圆办公室的门，板着脸对K．O．刘易斯和埃里克·伊斯特说话。总统去了波多黎各视察飓风灾害，沃伊尔斯现在拒绝和科尔单独会面。他派手下人来。
科尔挥手招呼他们到沙发上坐下，他在茶几对面坐下，他的上衣扣上，领带笔直。他从不随便马虎。伊斯特听到过关于他的行为习惯的故事。他每天工作20小时，每周工作七天，只喝清水，吃饭多数是从地下室的卖饭机器买来。他像计算机一样阅读，每天都花上许多个小时审阅公文、报告、书信和山一样高的议会审议中的议案。他的记性特好。一个星期来他们把联邦调查局的每日侦查报告送到椭圆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