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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堪回首的岁月(2)
小小出生时,少奇让她的哥哥姐姐为她起名字。平平说叫她小妹,于是就叫了小小妹,慢慢地就叫成了小小。平时在家里,大人小孩、工作人员都喜欢她,少奇也特别疼她。小小已经到了上小学的年龄,在那段日子里,少奇常常念叨说:“小小该上学了,小小该上学了。”我们都作好了被捕的准备,就是放心不下孩子,特别是小小。一天,我实在忍不住,对少奇说:“如果咱们被捕了,能不能跟他们提提,让我把小小带到监狱里去?”少奇说:“这怎么可能?”我说:“不是有许多先烈都把孩子带到国民党的监狱里去吗?”少奇说:“
那是在监狱里边生的。”刘少奇和小女儿潇潇(小小)在一起(1964年)。带走不行,不带走吧我们又照看不了她,我一时没了主意,问少奇:“那该怎么办呢?”他沉思了一会儿说:“托给阿姨吧。”少奇想了想又叮嘱我:“要记住小小的特征,将来一定要把她找回来。”这是一个多么痛苦的决定啊!但又有什么办法呢?我的心像刀割一样难受,泪水夺眶而出。赵淑君阿姨是1958年经组织选调到我们家的,多年来为我们家带小孩,任劳任怨,帮了我们很大忙,实际上已经成为我们家的一员。也只有把小小托给她了。我含泪找出两张少奇和我的照片,到后院去找赵阿姨和小小。她们已经上床准备睡觉了。我强忍痛楚,向阿姨讲了少奇的决定。当我把照片交给她的时候,眼泪再也止不住,哗哗直流,泣不成声地说:“老赵,小小就托付给您了,无论如何要把她带大。今后,你和小小在一起,可要吃大苦了……”我紧紧地抱住小小,失声痛哭……7月中旬,造反派围攻中南海。建工学院造反派勒令少奇写出检查。少奇写完交出后,又马上要回来,在第三部分的开头加了一句:“在毛主席不在北京时,是毛主席党中央委托我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7月18日一早,孩子们急急慌慌跑来告诉我们,听说今天晚上要在中南海里开批斗少奇和我的大会。我预感到这次批斗非同一般,有可能是生离死别。一场大的考验又要来了。我和少奇在一起,千言万语不知从何说起。我只哽咽着说了一句“这回真要和你分别了”,便再也说不出话来……离批斗会的时刻愈来愈临近了。我们默默地作准备。少奇为我取出衣服用品,帮助我整理。自从我和少奇结婚以来,他整天忙于工作,生活上历来都是我照顾他。这一次是他惟一一次为我收拾东西,帮我做生活上的事。预定的时间就要到了,我们静静地坐着,等待来人带我们走。少奇平时不爱说笑,这回他说了一句:“倒象是等着上花轿的样子。”在这样严峻的关头,他仍是坦然和乐观的。他的神情感染了我,我也不由得笑了。不一会,造反派进来了,大声命令我先跟他们走。我连忙站起来,少奇同志也站起身,上来和我紧紧握手。我们四目相对,充满关切。这时少奇轻轻对我说:“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我走后不一会儿,少奇也被拉走了。后来知道,这次批斗是江青、陈伯达、康生乘毛主席、周总理不在北京之机,直接策划的。具体组织实施的人是戚本禹。他们组织了几批造反派,在批斗少奇和我的同时,也分别批斗了小平、卓琳同志和陶铸、曾志同志。我被拉到西楼大厅接受批斗。批斗少奇是在西大灶食堂。那时正是盛夏季节,会场上又闷热又嘈杂。批斗会进行了两个多小时。在批斗的同时,专案组抄了我们家。批斗会结束后,我被带到后院,少奇被带到前院。我俩被分别关押,互相见不到面,也不准子女和我们见面。前后院都有岗哨日夜监视。从此,我和少奇完全失去自由,近在咫尺却见不到面。当天分别时少奇说的“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就成了他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8月5日,天安门广场召开百万人批判“刘、邓、陶”大会,同时在中南海组织了三四百人批斗少奇和我。批斗会由戚本禹的秘书王道明主持,曹轶欧等都参加了,还拍了电影。这次批斗会是最凶狠的一次,造反派对我们拳打脚踢,人身污辱也更厉害。69岁的少奇被打得鼻青脸肿,行走困难。回房后,少奇不顾疲惫,对来人抗议说:“我是国家主席,谁罢免了我!我是个公民,为什么不许我说话?宪法还在,你们这样做是在侮辱国家。破坏宪法的人是要受到法律制裁的!”这一天是将少奇和我放在一个会场上批斗的,我俩有幸见了最后一面。批斗会结束后,还和原来一样,将我俩分别关押,看管比以前更加严密。8月7日,《北京日报》上发表《篡党篡国阴谋的大暴露》一文,说少奇同志策划和支持了所谓“畅观楼反革命事件”。少奇读后当即给毛主席写信,反驳这种莫名其妙的指责,说:“关于我是否‘策划’和‘支持’畅观楼反革命事件?我与畅观楼反革命事件有无牵连?我请求毛主席、党中央严加审查!”他严正提出:“说我的目的就是要‘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主席’、‘反毛泽东思想’、‘要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要阴谋篡党篡国’等,我是不能接受的。因为我从来没有这样想过,而我想的都是同这些相反的。”“我没有在党内组织任何派别,没有在党内进行过任何非法的组织活动。”少奇在信中又一次提出辞职的要求。这封信像前几次一样,交上去后没有得到任何回音。我和少奇被分别关押,互相见不到面。我被勒令干这干那。有一段时间老叫我背砖头。要我把砖头装在筐里,从这院背到那院,从那院背到这院。有时我实在背不动,就站着将砖筐靠在墙上,托一托力。有一次一个看守的战士小张,见我背得吃力,冲我大声说:“你背不动不会少背一点吗!”其实他是同情我,要我少背一点。后来在往筐里装砖时,我就真的少放了一点。可没多久,就见不到这个战士了,听说因为这件事被调走了。1967年9月12日,孩子们终于被赶出中南海。这一天的下午到晚上,在福禄居的前后院之间搭起了一堵高墙,把我和少奇完全隔开。9月13日凌晨大约三四点钟,我住的福禄居后院突然来了几个人,宣布对我正式逮捕,出示了谢富治签发的逮捕证。当即给我上了手铐,门口增加了岗哨。1967年11月27日,我被押送秦城监狱,监号是67130。刚进去那会儿,押我的小战士揪着我的领子往前推搡。我受不了这个,说:“你别推我行不行?要我往哪走你说话,你让往哪走我就往哪走。”这一反抗还真有用,后来他们再也没有碰我。我被关在二层楼的一间单人牢房,牢门是铁的,门上有监视的窗口。牢房内有一个小厕所。最令我不习惯的是厕所门上也有监视窗口。上厕所受监视,这是最让人感到受辱的事。牢门的下方还有一个小窗户,开饭时就打开这个小窗,把碗递出去,外面给装上饭菜后再拿进来吃。一般就是窝头、玉米面或小米稀饭加白菜、萝卜。可气的是给的饭菜没谱,有时很少,吃不饱;有时又特多,吃不完还不行。平时每天就是在床上干坐着,还必须脸朝门口,不准躺下,不准靠墙,规定“四不靠”,就是人的四周都不能挨着东西。有时我坐着没事,就捻头发玩,消磨时光。有次被哨兵从门外看见了,马上喊:“你手上是什么东西?”12年的铁窗生活,每天面对这个铁门,使我至今不喜欢防盗门。
不堪回首的岁月(3)
刚开始的半年,不放风,也不给报纸看,外面情况什么也不知道,也不知道日子。后来给放风、看报纸了。放风是一个人一个人轮流放,放完一个人回到牢房,再让另一个人出去,互相之间不照面。报纸就是一份《人民日报》,一个房间一个房间传着看。从这个房间传到那个房间之前,监管人员都要仔细察看,检查上面写了字没有?扎眼或者做了什么记号没有?就怕犯人之间传递消息。中间有一段让我出牢房打扫卫生。这是我最高兴的,因为可以趁机活动活动身体。同后来相比,二楼这间牢房的条件还算是好的,比较干净,床上的被褥
是白色的。那时过年过节还能吃到带肉馅的包子。估计在这里住了大约有一年半。有一天突然将我转到一楼的一间破旧牢房。各方面条件明显降低,牢房阴暗潮湿,墙壁的下半截全是大片的霉湿斑,伙食之差就不用说了。有一阵子忽然要我洗床单,有时一天洗十几床,而且不管多冷都是用凉水洗。给我洗床单用的木盆很大,厕所的小门进不去,洗的时候只好用一个小盆在厕所里接水,一点一点地舀到大盆里,洗好了再一点一点地倒回去,来回折腾。尽管洗床单很累,我还是高兴,总比老在床上坐着好,可以利用出门晒床单的机会活动一下,等于延长了放风时间。刘源:我母亲住的那间牢房,听说后来关过袁庚同志。这是1979年初我母亲从秦城监狱出来后住在翠明庄,袁庚同志来看望时讲的。袁庚同志原先是东江纵队的情报部长,解放后仍从事这方面的工作,有经验。“文化大革命”中他被关在秦城监狱,整天没事,就琢磨。他根据牢房里掉在地上的头发,有白的有黑的,反复推理分析,推断出这间屋子里此前关的是王光美。80年代建立深圳特区,袁庚同志在深圳主持蛇口工业区工作。其间他邀请我母亲去参观访问,又说起这事。王光美:后来有一段,似乎政治空气有所松动,把我转到复兴医院检查身体。没多久忽然又被押回秦城监狱,搞不清是怎么回事。1976年唐山大地震的时候,监狱里把我们转移到附近的一个院子,住在简陋的防震棚里。那阵子老下雨,床底下常常积水,两脚就经常泡在水里。那时正是盛夏,天一晴,烈日暴晒,帐篷里像蒸笼。一到晚上,又到处是蚊子。我常常用报纸捂在脸上,以阻挡蚊子的袭击。我在秦城监狱12年,绝大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