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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世界上许多不解之谜至今还静静躺在一些古老的图书馆里，从这些图书馆保留的上古文献中，我们读到了一个似曾相识的文明社会。
大约在公元前306年的时候，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的继承人托勒密一世开始修建亚历山大里亚图书馆，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图书馆的规模越来越大。它收集天下所有的文字抄本，无论是买来的、偷来的，还是复制过来的，统统都要。而且马其顿国王还给“所有的主权国家”写过信，要求借用它们的书籍。于此同时，天下学者云集于此，使西方的研究中心从雅典转移到了亚历山大里亚。欧几里得、埃拉托斯特尼、赫罗菲拉斯、卡利马楚斯，这些历史上光芒四射的人物，都曾经在这里学习过。
所以历史说穿了，它需要用我们的经验和智慧去猜测，有的猜对了但也有的猜错了。比如说，我们自认为对唐朝社会的历史比较了解，但1988年陕西法门寺出土了大批唐代文物，绝妙的是还有一本文物清单，是唐人留下的账本，从中我们才知道，以前我们一直把唐朝许多物品的名称搞错了，有的张冠李戴，有的纯粹不着边际。
那么这座图书馆里有多少藏书呢？没有人确切地知道。不过据后来人研究，估计至少有20万卷以上的图书，还有人估计可能达到了70万卷，流行的说法通常称50万卷。这些书籍绝大多数是东方文献，包括埃及、两河流域、印度，有没有中国文献就不清楚了。
那么这座图书馆里究竟有什么呢？有一位名叫阿利斯塔克的古希腊天文学家，曾经出任过该图书馆的馆长，在他留下的文件中人们发现，他是第一个提出地球自转并围绕太阳公转的人，比哥白尼的“太阳中心学”早了1800年。其实这并不是他的发现，而是他从馆藏书籍中读到的。
犹太人的经典《卡巴拉》也说到：“人类所居住的地球，像球一样旋转着。当其居民有的在下面时，其他的人就在上面。当地球的某一地区是黑夜时，其他地区是白昼。还有，当某一地区人在迎接黎明时，其他地区正笼罩在夜幕之下。”奇怪的是，《卡巴拉》显然不是这一观点的发现者，它也是在转述更古远的文献。
正如大家所知道的，中世纪的哥白尼第一次主张太阳中心说，认为地球是围绕太阳在旋转。为了坚持这一科学的发现，他竟被意大利教会以异端邪说的罪名烧死在百花广场。而上面我们提到的几种文献都比哥白尼早了几百年，有的甚至几千年，如此说来，哥白尼的死简直是命运开的一个恶意的玩笑。
18世纪，有一位名叫斯维伏特的著名作家，他非常留心上古的文献。他在研究一些古代文献的时候，知道了火星有两颗卫星，并将这一发现公之于众。150多年以后，天文学家果然在火星的周围发现了两颗卫星，一颗名叫弗波斯，一颗名叫蒂摩斯，时间是1877年。而且天文学家观测到的两颗卫星运转的规律与周期，竟然与斯维伏特从上古文献中得到的结果非常接近。
实际上，欧洲中世纪天文学家的许多科学发现，与其说是从观测天空中得来的，还不如说是从古代人的书中得到的。然而，这些记载于古文献中的知识是从哪里来的呢？知识的主人又到哪里去了呢？
第二节 人类的困惑
面对以上这些超越我们已有知识的发现，人们不禁迷茫，问题出在哪里？我们必须正视的是几万年以前的开颅手术，奇妙但精确的古地图，以及一大堆来历不明的金属冶炼技术和各种知识。换句话说，我们必须对这样一个奇怪的现象作出合理的解释：一群使用着笨拙石器的原始人正在那里一边喝着可口可乐，一边看着高清晰的彩色电视机。在不可能的年代里发生了不可能发生的事，这就是问题的结症。
理论与事实
现在，即使是最保守、最严肃的学者面对以上一大堆扑朔迷离的资料，也不得不承认：也许我们以往的科学研究把人类早期文明的程度估计低了。这种实事求是的态度固然比以前的夜郎自大前进了一大步，但依然没有跳出已有理论的圈子。
现在，我们必须重新认识人类的历史，尤其是史前文明史。
历史是过去发生的事情。虽然我们在努力追寻每一个历史事件的真相，但结果却不尽人意，甚至可以不客气地说，我们所知道的历史，其实是我们想知道的历史，或许说是古人想告诉我们的历史，并非是原原本本的历史真相。为什么这么说呢？历史研究必须凭借丰富的资料，但恰恰就是在资料上出了麻烦。所有出土的实物资料，本来是最可信的资料，但它却偏偏不能直接告诉我们任何东西，一副出土的人类骨骼化石并不能直接告诉我们他是谁、多大年纪、怎么死去等具体的问题，这就需要历史学家去猜。实物资料如此，文献资料也好不了多少。大部分文献资料只是前人想告诉你的东西，他们不想告诉你，或者认为没必要告诉你的东西远比想告诉你的东西多得多，而且有许多是把错误的东西告诉了你。
那么，历史是什么呢？不客气地说，我们所知道的历史都是假设，尤其是对有文字记载以前的历史，现有的历史学理论大厦实际就是建立在假设的基础之上的。
首先，让我们来看一看历史学家是怎样假设的。
一般科学界将文字的出现作为界定文明的重要标志，通常人们把文字出现以后的历史称之为人类文明史，而把文字以前的历史算为史前史。从上一个世纪，世界各国开始对上古文化进行大规模的考古挖掘，集一个世纪以来的考古成果，人们发现文字出现的时间并不长，最多不超过6000年。按照文明发展的程度，学术界将中国、印度、埃及、巴比伦四国排在首位，号称“四大文明古国”。
迄今为止，在埃及发现的最早文字大约起源于公元前4000年，距今6000年；20世纪20年代，人们在古印度人生活的地方，发现了许多保存在石器、陶器、象牙等物件上的奇怪符号，经过研究判断，这些符号是一些发音符号，同时还有一些表意符号，可以看作是古印度的文字，它们的年代大约在公元前2500年左右；20世纪30年代，人们在亚述巴泥拔国王时期的古城市废墟里发现了一个保存比较完整的古代图书馆，大致相当于国家档案馆，里面保存了两万多块泥版，上面刻满了楔形的象形文字，被称为泥版文书，它是古巴比伦文化的代表，年代大约在公元前3500年，距今5500年。
中国最为古老的文字要属甲骨文，它大约产生于商周之际，它记载了公元前3000多年以前我们先民的活动。但由于甲骨文是比较成熟的文字，所以专家推测，中国文字的实际年代可能要更长一些。前几年，考古学家在辽宁牛河梁一带，发现了一座距今6000年的“女神庙”遗址，规模宏大。同时出土了许多精美绝伦的文物，其中女神头像栩栩如生，堪称工艺品中的上乘，可惜未发现文字。但从其工艺程度推测，这是一个文明程度相当高的遗址，完全有出现文字的可能。
因此，单从文字的出现来看，我们这一代文明只有6000年的时间，这是可以确定的人类文明的最上限。今天我们所有的科学成果，是积6000年岁月发展而来，在此之前，根本不可能出现与我们今天相似的文明，这就是历史学的结论。
那么，人类6000年以前是一个什么样子呢？没有任何文字的记载，只有大量出土的实物资料，从这些实物资料出发，加上合理的推测，历史学家给我们描绘了这样一幅史前历史画面：
大约从200万年以前开始，刚刚从类人猿进化而来的人类，进入到旧石器时期，他们像一群野兽一样过着群婚生活，赤身裸体居住在山洞或大树上，用经过简单加工的自然工具，如石块、木棒等猎取野兽和采集各种能食用的植物。这个时期十分漫长，石斧、石片以及各类骨器上记载了原始人类的每一次微小的进步。
大约在一万年以前，人类开始进入到新石器时代，他们开始懂得制造更加精细的工具，包括石器与骨器，同时他们发明了火，知道了熟食，再慢慢地，他们发明了结绳记事，发明了图画。大约在公元前4000年前，他们有了文字，走出了蒙昧的阴影，迎来了文明的曙光。这就是历史学家们辛辛苦苦构建起来的史前历史体系。
但我们不禁要问：历史果然如此吗？
过去的100年里，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考古手段日益科学化，人们在以前历史学家没有注意到的地方，发现了大量史前遗址，虽然我们至今无法解读这些遗物、遗址的正确含义，但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那就是，这些遗物、遗址的含义与现代传统史学观点还是有较大出入的。其中从公元前10000年至公元前4000年这段历史，最是不可思义，表现为极为突出的断层特点。比如说，上世纪40年代发现的印度马亨佐达摩，它分为几层重叠在一起，而下一层明显比上一层文明更先进。出土的金银珠宝和各种手饰，其制作之精良，让今天的人都大为叹服，考古学家马歇尔曾说：“如此精良的制作和高度的磨光，以至于这些东西仿佛出自今天伦敦第一大街的珠宝行。”
历史学体系和新的考古学发现之间巨大的反差就摆在我们面前，它们的冲突是如此的尖锐：人们必须从两者中间选择一个正确的，否定另一个错误的。其间似乎没有中间道路可走。
思想大爆炸
大约在公元前500年前后，人类历史上突然出现了一个非常非常奇怪的现象：在前后不到200年的时间里，世界上爆炸性地产生了一批伟大的思想家，他们的出现，基本框定了人类几千年的社会生活、精神文化的格局。
在中国：老子约生于公元前571年，孔子约生于551年，墨子约生于公元前468年。
在印度：佛陀约生于公元前623年，还有同期出现的《五十奥义书》。
在波斯：琐罗亚斯特约生于公元前660年。
在古希腊：赫拉克利特生于公元前540年，苏格拉底生于公元前468年，柏拉图生于公元前427年。
这并不是一份完整的名单，但已经让我们震惊不已。有没有发现，上述这些人基本都生活在公元前五世纪前后不到200年的时间里。
这份名单中的人，大家绝大多数都是知道的，可能唯一感觉比较陌生的是琐罗亚斯特。此人是古代波斯人，也有将其译为查拉图斯特拉，尼采写过一本著名的哲学著作，书字就叫《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假借正是这位古波斯哲人之名。
琐罗亚斯特的生卒年同样不可考。据拜火教徒口述历史，他生于公元前8000年左右。但这个说法只是传说，没有任何文字资料和出土文物可以证明。比较可信的是，琐罗亚斯特于公元前660年创立了祆教，俗称拜火教，此教曾于魏晋时期传入中国。金庸先生《倚天屠龙》里的明教，就是从拜火教中演变而来。
琐罗亚斯特和当时的许多人一样，既不能读，也不会写。他死后，人们把他的言论辑录成书，这就是《阿维斯陀》，作为祆教的经典，也有人将它称为《波斯古经》。这部书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