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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如此年轻的作家她的心里如何能有如此多的感伤？一种苏州小巷里面的阴暗的人生，一种和死亡、绝望联系在一起的感觉，朱文颖是善于传达一种幽暗的感受的，人们生活在曲曲折折的小巷中，人们的意识也是曲曲折折的，是透过水面而产生的折光，随着朱文颖一步步将我们引入那个意境，我们看到这里的一切腐朽着、衰颓着、淋湿着、阴暗着，就像江南三月的梅雨天气，艳丽的、芬芳的、滋润的和阴暗的、潮湿的、锈蚀的天衣无缝地结合在一起（《浮生》）。只有朱文颖能将我们带入这种感觉之中，就像她在《俞芝与萧梁的平安夜》中展示的那种巴洛克风格的描写一样，这种浮光的游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动的描写不是作为一种技术出现在朱文颖的小说中的，而是作为一种本地、一种不能不这样的感受世界的方式出现在我们的面前的。
与《浮生》具有相同意味的是她的另一部中篇小说《广场》，如果说《浮生》所展示的世界是封闭的、历史的、回忆的、怀旧的，那么《广场》所展示的世界是敞开的、现实的、观望的，广场是城市的展开部，和小巷那种闭合、隐秘是对立的，可是广场上的主人公并没有获得广场的敞开和明亮，主人公对广场的一切视而不见，她在等待那个来接她的人，广场只是这样等待的背景，在广场上远处的和放风筝的小孩，隐隐约约地走动的人，暗暗的浮动的影子……朱文颖的小巷是苏州的江南的本地的，而她的广场却是异地的、背景的、在等待中蓦然而成为一个事件的。
生活中的朱文颖喜欢旗袍，小说中的朱文颖喜欢张爱玲，朱文颖的写作让人联想到半个世纪前一位命运多舛的女作家张爱玲，她们的苍凉、柔迷是那么地一致，朱文颖在一个随笔中说，自己有一张照片特别像张爱玲，而这张照片正是她特别喜欢的。
1998年2月
一、惶惑与震惊
刘继明在他最近完成的一篇随笔中说：〃在武汉生活了十多年，我仍然无法将自己作为主人融进这座城市的血液中去，缺少一般人对居住的城市应有的那种亲近感，始终把自己看做一个 ' 外乡人 ' 。我觉得自己像一个郊区的农民，与这座城市互相排斥、互相拒绝，彼此视对方为 ' 异己 ' 。有时从睡梦中醒来，环顾黑沉沉的四壁和窗外这座庞然大物一般的城市喧嚣不堪的市声，我的脑子一片空白，不知道自己身居何处。〃
这个感觉是一种悲哀，还是一种幸运。我们当悲哀于一个人在一座城市的孤立，还是当感动于一个人在一个城市的特立独行，庆幸这个城市在闻一多、黄侃、陈千帆等作家学者被放逐多年之后，依然诞生了他自己的敌对形式？
刘继明和这个城市是敌对的，他和他周边的环境格格不入。当他以一副昏昏欲睡的姿态出现在我的面前时，当他默默地坐在我的客厅里，一支又一支地抽烟，他蓬乱的头发，凌乱的衣角，凝重的神情会使我陷入惶惑。我会问自己：这个人，他来自哪里？如今他又在何方？我难道是和一个真实的他在一起吗？我分明感到他并不真正地居住在这个城市中，他在精神上和这个城市的联系是极端地脆弱的，他是个异乡人，他明明坐在我的客厅里而我却常常感到他和我其实离开得很远，在他的凝视中，一切都蜕化成这个城市的某个午后的物质性背景，在冬天清冷的阳光中睡着了的背景，而他这个居住在武汉近10年的人却在某个我很难抵达的远处，他依然在观望这个城市。
他似乎有两种存在，有的时候他是理想主义者，有到时候他是悲观主义者。
当他面对文学，他会变得滔滔不绝，他枯瘦的手指会禁不住地颤抖，这个时候，仁慈、悲悯、彼岸……这些词会在他的语言中奕奕闪光。他说：
〃理想主义作为一种精神趋向，总是以高蹈的姿态超拔于现实秩序的原则之上，并对其提出种种批判或吁求，这决定了它和现实之间无法调和关系，理想主义者顺理成章地成了这种紧张关系的牺牲品……
〃真正的理想主义者是无需人为其辩护的。因为他既然将自己置身到这一立场上来，就表明他必须像理想主义一样，在现实中承受哪怕是误解、嘲弄、谩骂的压力……
〃真正意义上的理想主义者应该始终面对自己的内心……〃
他说。〃如果理想主义者受到攻击的原因并非因为他信奉的理想本身，而仅仅是因为他自己无法身体力行的话，这表明他自己是作为一个普通人来选择理想主义的，而非 以 ' 超人 ' 或上帝的身份。在现实生活中普通人可称之为理想而无法企及的事物，我们也没有理由要求理想主义者先期到达。重要的是我们是否愿意同他一道沿着这一理想的路标，去努力接近它，抵达它。〃
〃守护和张扬的是一种内心的高地。〃这是刘继明生活的最真切的写照：他的真实的生活是多么地简单，除了偶尔的打牌，他没有其他任何娱乐，生活给予他的是什么呢？他的个人生活简单到了极限，一个人的午餐，一个人的散步，一个人的夜晚，有时候是他80岁的老母，坐在他的家里，灰色调的地面，灰色调的门窗，清冷的节能灯的光线，而墙上是他的妻子正从遗像中凝视着人世，那个满头青丝，长发披肩的女孩，那个有着明亮的眼睛和青春的额头的女孩，她竟然就不在这个世界上了，带着他的爱情她此刻是在另一个世界。爱情竟然是一样可以被人带走的东西。什么人可以将爱情永远带在身上，在什么人的行囊里，我们会看到爱情？这样的人，他在上帝的心目中有什么不一样的标志吗？
生活对于他来说是一项使命，仿佛需要用全部的精力他才能完成这项任务。存留自己──有时候，是一项繁重的任务。他的疲倦的神色，给人一种感觉，他是多么地力不从心啊，他和他的生活处于敌对之中吗？他和想象的距离近，而和现实的距离远。刘继明，此时此刻什么样的词汇可以毫无不妥地用在他的身上呢？他，神色疲惫，表情倦怠地出现在我的印象中，和着他白皙瘦弱的手，仿佛舞台上的聚光灯，将他击碎了。这个时候他成了一个标准的悲观主义者。电话那一头的他永远是有气无力的，声音遥远而空旷，让人无法琢磨，那个在电话中说话的人仿佛来自地狱。他常常说：〃啊！有什么意思？毫无意思啊！〃
一半的时候他是颓废主义者而另一半的时候他是颓废主义的对立物，我有时候弄不明白，这些截然对立的因素统一在一个人的身体之中会对他的身体构成怎样的打击？
二、僭越人道主义
〃我反对一切形式的杀戮〃，〃任何人都无权在人道的名义下杀人〃，……这是刘继明在科索沃问题上的立场。我们为此激烈地争论。
我不相信正义、真理、勇气、仁慈等等这些人类呼唤的本性可以天然地掌握人的命运，我不相信权利、力量、雄心会和良心、美德、仁爱天然地结合在一起。我看到的是人类以背弃未来的方式走向未来，以违背本性的方式走向本性。不平、不公永远是人类生活的主要背景。所以我说：公义需要以不公义来审判，公义需要以不公义来维护。这就是人类生活中手段和目的的悖论。
在这个问题上我知道我对社会公义是没有信念的，而刘继明他似乎对此有着一种先天的信心。悲悯、仁慈、拯救……是他的中心词汇，这样的词我在和他同龄的作家那里几乎是听不到的。难怪已故知名编辑家周介人先生称他的小说为文化关怀小说，在这个地方，他的小说具有无可辩驳的人文关怀的力量。从他早期的小说到最近的一系列小说，他的终极出发点都是对人的人道主义的悲悯，有的时候看上去，他的小说似乎非常阴暗，写的是人性的残缺形式，写的是美的失落，人的本性的缺失，似乎他正以相反的形式走在他的关怀的反面，但是，在本质上他是一个人道主义者，他的思想成熟期是80年代，80年代新启蒙运动的古典人文主义思想背景在他的小说中留下了深深的痕迹，人道成了他衡量一切的尺度。
刘继明是一个绝对的人道主义者，但是绝对的人道主义者也同时必然是软弱和虚妄的，我们看到太多人道主义者在非人道境遇面前的手足无措。他们失措，是因为他们不知道，人道主义是一个悖论，人道主义本身并没有反对非人道的能力，一个绝对的人道主义者在面对一个持刀杀人的歹徒时，他的人道主义信念不是加强了他抵抗歹徒的信念和勇气，而是妨碍了他以暴易暴，拿起武器和歹徒搏斗，用毫无力量的人道主义思想和歹徒手中的尖刀对抗的结局只有向非人道妥协，不管主观上如何，最后的结局必然如此。人道主义作为一种信念，只有在大家都认可人道主义时才能成为力量，而面临非人道时它就毫无力量，比较而言，它较非人道主义恶行要软弱得多。所以我对人道主义者保持万分地敬意的同事也万分地为一个绝对人道主义者感到可惜。面对恶势力的歹行他们剩下的除了空洞的人道主义说词，就什么也没有了。在这个世界上，绝对没有像刘继明式的绝对人道主义者生存的环境。因而绝对的人道主义必然给我们带来的是负效应，它成了容忍和接受恶的思想温床。人道主义因为必须〃被施与〃因而也成了等待主义的代名词，人道主义者只有等待高等级阶级良心的突然发现，它成了祈祷施舍的托辞。
写到这里，我不禁想起了以〃分享艰难〃著称的武汉的另一位小说家。这位小说家在〃分享艰难〃之后，又写了《生命是劳动和仁慈》。〃生命是劳动和仁慈〃这是多么美好而让人心动的词汇啊，然而这样的词汇对谁有意义呢？在一个人人劳动，人人都认可仁慈的平等的成熟形态的社会里它是积极的，但是在一个另外的社会，它则成了不平等的帮凶。被剥削者的劳动是他自己的敌人，他越是勤劳地劳动，他就越是走向了自己的反面――他成了剥削者最好的合作者――也就是说他越发地丧失了为自己的可能而成了一个完全的为他的工具（他成了剥削者剥削的工具），在这种情形下他劳动得越多就丧失得越多。因此在不平等形态中的低等级者，他的任务就不是维持劳动的存在，而是相反消灭劳动的固有形式，这才是他们的历史使命。这个时候谁能谈仁慈，向谁索求这种仁慈？低等级者除了奴颜卑膝地企求高等级者的仁慈之外还有一条路，就是消灭高等级者存在的前提――低等级者的劳动――自己给自己仁慈。
很明显，刘继明的小说写作在立场上和上述小说家是不同的，但是，在大多数的时候，他们的呼声在效果上的确又是一致的。这个时候我们不得不思考，我们这个时代写作的精神资源到底应当是什么？
鲁迅，由此我想到，鲁迅是多么地不容易。他从来不寄希望于所谓的仁慈和人道。他对高等级者是绝望了的，他从来不对施舍感兴趣。人道――在一个不仁慈、不公义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