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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正这全是我们内部的业务，各岛屿全是我们自己的。它们之间的距离对于我们俄国人来说也并不那么遥远。
个别倒霉的男犯有时也遇到同样的情形。申德里克——面容憨厚、乐呵呵的大块头青年，在古比雪夫的一座劳改营里从事着所谓诚实的劳动，他没有料到会有什么灾祸。但是祸从天降。营里接到一项紧急指示—一不是来自一般人物，而是来自内务部长本人（部长从哪里知道申德里克这个人？）：立即把这个申德里克送往莫斯科第十八监狱。他被提出来，拽到古比雪夫递解站，从那里毫不拖延地送到了莫斯科。但并没有把他投进什么第十八监狱，而是和别人一起关进了大名鼎鼎的红色普列斯尼亚。（申德里克本人压根不知道十八号监狱的事，因为没有向他宣布过。）可是他的劫数未尽：没过两天，他又被拉出来解送。这次是去伯朝拉。车窗外的景色愈来愈贫瘠阴郁。小伙子吓错了：他知道有部长的指示。现在这样一个劲地往北方拉，八成是部长手里有申德里克的过硬材料。路途的疲劳再加上被偷走了三天的口粮，申德里克到达伯朝拉的时候已经东倒西歪。伯朝拉的接待很不客气，饿着肚子，不让住下，就押着他们顶风冒雪去上工。一连两天连衬衣也没有机会晾干，连床垫还没有用松枝填上。一声命令又要他交还全部公家的东西，往更远处遣送——去沃尔库塔。根据这一切迹象看，部长是决定把申德里克在劳改营里熬死。诚然，不是专门对付他一个，整整一批犯人都要摘掉。在沃尔库塔整一个月没有人过问申德里克。他参加了一般作业。虽然还没有从旅途的疲惫中恢复过来，但已经开始顺从北极圈内的命运了。可是有一次忽然大白天把他从矿井里叫出来，叫他赶紧回营里交还全部公家的东西。一小时以后就上了往南边开的火车。这次可有点像专门惩罚他一个人了！拉到了莫斯科。投进了第十八监狱。在监房里关了一个月。后来一个什么中尉叫了他去问：“您跑到哪里去了？您真的是机械制造工程人员吗？”申德里克说是。于是就把他送到了……天堂岛！（是的，群岛里也有这类岛屿！）
这一类人物的隐现，这一类的遭遇，这一类的故事，使递解站大为生色。老劳改犯传授经验说：“躺着，别管闲事！在这儿能吃最低保证的口粮，也不需要卖牛劲。人不挤的时候，你只管足足地睡。伸直了腿，吃了睡，睡了吃。吃不饱可是能睡足。”只有尝过劳改营一般作业滋味的人才懂得递解站是休养所，是我们途中的幸福。还有一样便宜事：白天睡过去——刑期就过得快些。只要把白天消磨掉，夜晚反正是瞧不见的。
诚然，递解监狱的主人们由于念念不忘劳动创造了人以及只有劳动才能改造罪犯的理论，有时由于有一些辅助性的活茬，有时由于承包了一些外活以便搞点额外财政收入，他们也驱使手头这些整日挺尸的递解劳力去干活。
在上面说过的那个科特拉斯递解站里，战前时期这种性质的劳动一点不比劳改营轻。六七名身体衰弱的囚犯套着搭缚，拉一辆拖拉机的挂斗雪橇。一个冬季的白天要沿着德维纳河拉上十二公里的路程，到维切格达河口去。一会儿人陷进雪里，摔倒在地，一会儿雪橇又卡住动不了。似乎再也想不出比这更累人的活儿了。可是这还不算真干活，这不过是活动活动筋骨。在维切格达河口还要把十立方木柴装上雪橇，原班人马用原样的都具，（列宾不在了。这对于我们新时代的画家已经算不了可以发挥创造性的主题；这不过是实景的粗陋的素描）把雪橇拖回递解站的家园。在这种情况下已经不必再谈你的什么劳改营了——到不了劳改营你已经完蛋。（干这些活时的作业班长是柯鲁巴耶夫，当过拉车牲口的有电气工程师德米特里耶夫、后勤部中校别利亚耶夫，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已经熟悉的瓦西里·弗拉索夫。其他几个人的姓名现在已经说不全了。）
阿尔扎马斯递解站在战争期间给犯人吃的是甜菜疙瘩，而让他们干的劳动却是长期性的，它附设了缝纫厂、擀毡制靴车间（在滚烫的酸性液中擀制毛胚）。
一九四五年夏天我们自报奋勇地从红色普列斯尼亚的闷热窒息的监室里出去干活；这是为了取得一整天呼吸空气的权利，为了取得在安静的板条钉的厕所里不慌不忙、不受阻挠地蹲一会儿的权利（这可是一种常常被忽略的鼓励手段！）。八月的阳光（这正是波兹坦和广岛的日子）把厕所晒得暖洋洋，可以听到一只孤单的蜜蜂的安详的嗡嗡声。我们也是为了取得晚上多领一百克面包的权利。我们被带到正在卸木材的莫斯科河码头。我们的任务是把原木垛倒到别处，重新码起来。我们花的力气远远超过得到的报偿，可是我们仍然高兴到那儿去劳动。
青年时代（我的青年时代就是在那里面度过的！）的回忆常常逼得我脸红。但是凡使你沮丧者必给予你以教训。我发觉，在我肩头总共才摇颤了两个年头的那一副军官肩章，竟在我肋间那块方寸空地上抖落了大量的有毒的金粉。在河运码头上——它也是一个小型的劳改营，也划出了一个四周设有了望塔的隔离区——我们是外来人，是临时工。根本没有听说过可能把我们留在这个小型劳改营里服刑。但是，当我们第一次排好队，派工员在队前走过用眼睛物色临时作业班长的时候，我的卑微的心房简直要从毛料的军便服下面蹦出来：指定我吧！我！我！
没有指定我。可是我为什么要当这个？那只会使我做出更加可耻的错事。
哦，和权力分手是多么困难哪！这是必须懂得的。
红色普列斯尼亚曾经有一个时期几乎成了古拉格的首府——不论到哪里去都不能绕过它，正如不能绕过莫斯科。那个时期在国内旅行，无论从塔什干到索契，还是从切尔尼戈夫到明斯克，最方便的路线是通过莫斯科。运囚犯也一样，不论从哪里来到哪里去，都要沿铁路线拉着他们经过普列斯尼亚。我在那儿的时候正好赶上了这个时期。普列斯尼亚苦于人满之患，正在盖一座新楼。只有运送反间谍机关判处的犯人的直达闷罐列车沿着环城线路绕过莫斯科，它们恰巧在普列斯尼亚旁边通过，说不定在过站时还向它鸣笛致意呢！
如果你是从外地到莫斯科中转的普通旅客，手里总归是拿着车票的，总归有希望或早或晚登上所需方向的列车。然而战争末期和战争结束后的普列斯尼亚，不仅被运到这里的犯人，就连最上头的人，就连古拉格的头头们，事先也说不出谁该往哪里去。监狱的秩序还没有像五十年代那样定型化，谁的档案上也没有写明途径路线和目的地。顶多有个工作上的附记：“严加警戒！”“只可使用于一般作业！”押解队的中士们把用散乱的细麻绳或者纸绳随便捆了一遭的装着监狱档案的破烂卷宗夹子一擦一棵地抱进监狱办公室的木头房子，胡乱地摔在书架上面、桌子上面、桌子下面、椅子下面，或者干脆扔在过道的地板上（就像它们的本主地横七竖八地躺在监室的地面上一样）。这些公文松了捆，散乱了和混淆了。一间、两间、三间房子堆满了这些一团糟的档案。监狱办公室的女秘书们——穿着花里胡哨的连衣裙的肥胖懒惰的自由雇用人员——热得汗流浃背，成天扇着扇子跟监狱里的及押解队的军官们调情逗笑。她们既不愿意也没有力量去翻腾这些乱纸堆。可是每个星期都要发出几次红色列车。每天还要用汽车运出上百号人到较近的劳改营。每个犯人的档案必须随人一同发出。这件伤脑筋的麻烦事谁来干？谁去把档案分类并且组配递解的批次呢？
这种事情委托给几个派工员去完成。他们是从递解站杂役里头挑选的——这些人是一些“母狗”、或者“半带色的”。他们可以在监狱走廊里随意走动，随意进入办公楼。是把你的档案随手放进坏的递解批次还是费心劳神地找出你的档案以便塞进好的批次，这全要仰仗他们。（新进来的犯人打听出有一些恶劣透顶的劳改营，这个情况他们没有搞错，但是他们以为还有一些好的劳改营，那可是受骗上当了。不可能有“好的”劳改营，只可能在劳改营中谋求某类较好的命运，不过那只能就地去争取。）囚徒们的整个前途依赖着另一个跟他们身份一样的囚徒的态度。人们盘算着是不是该找机会跟这个人谈谈呢（哪怕是通过浴室服务员拉拉关系）？是不是该给他塞点东西呢（哪怕是通过财物保管员的后门）？——这可真不如听天由命的好。存在着这样一种捉摸木定的机会——一件皮外套可能把诺里尔斯克改换成纳尔契克，一公斤咸肉可能把泰谢特改换成银松林（皮外套和咸肉也可能白丢）——它徒然给已经疲惫不堪的心灵增加痛苦和不安。也许有人真的得到好处，也许有人真的换来如意的安排——但是最幸福的还是那些无可奉献或不愿为此惶惶不可终日的人们。
听天由命，完全排除自己对自己生活前途的意志，认识到预测吉凶非但无用而且很容易导致你走出将使你遗恨终生的一步。这可以使一个囚犯获得某种程度的解脱，使得他比较安详，甚至比较高尚。
这样，当囚犯们横七竖八地躺在监室里的时候，他们的命运也高如山积地堆放在监狱办公室的各个房间里，而派工员们则是从容易下脚的地方取出卷宗。因此．一部分犯人要在这个可诅咒的普列斯尼亚恭候两三个月，而另一些人则可能以流星的速度从这里一闪而过。由于犯人的密集、办事的匆忙、案卷的混乱，在普列斯尼亚（在其他递解站亦如是）有时竟然发生刑期替换的情形。五十八条的犯人们没有这种危险，因为他们的刑期，用高尔基的说法，是大写的刑期，天生是漫长无际的，即使看起来好像快到头了，实际上永远到不了头。但是，惯偷、杀人犯如果把自己的刑期和一个傻头傻脑的“普通犯”替换一下，倒是有一点意义。他们本人或者是他们的帮手出面向这样的人凑近乎，关心地问东问西。那个人不懂得，短期犯人在递解站决不能透露自己的底细，他可能一五一十地告诉人家：他的姓名，比方说，是瓦西里·巴尔菲内奇·叶甫拉施金，一九一三年生人，住在谢米杜比耶，是当地出生的。刑期一年，一0九条，“玩忽职守”罪。过后，这个叶甫拉施金睡着了；也许没有睡着，是因为监室里太嘈杂，车门上的送饭孔旁边太拥挤，无法靠近，听不见门外走廊里宣读本批解犯名单的人嘀里嘟噜些什么。站在门口的犯人们向监室里传呼了一些姓氏，可是没有叫到叶甫拉施金，因为走廊里刚刚念到这个姓氏便有一个贼骨头立时巴巴结结地（在需要的时候他们可会这一手啦！）朝门外探出他那嘴脸，用又快又低的声音回话：“瓦西里·巴尔菲内奇，一九一三年生，谢米杜比耶村，一0九条，一年”——接着就跑去取东西。真叶甫拉施金打了哈欠，又在板铺上躺下，耐心等待明天再叫号。一周过去了，一个月过去了，这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