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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监狱就这样战胜了资产阶级的绝食。
甚至一个坚强的人也已经没有任何反抗监狱机器的办法，除非是自杀。但是，自杀——这算斗争吗？这不是服从吗？
社会革命党人叶·奥利茨卡娅认为，绝食作为一种斗争方式，被托洛茨基分子和随他们之后来到监狱的共产党人大大贬低了作用：他们过分轻易地宣布绝食，又过分轻易地停止绝食。她说，甚至斯米尔诺夫，他们的领袖，在莫斯科审判前绝食了四昼夜后，很快就屈服了，停止了绝食。据说，在一九三六年以前，托洛茨基分子甚至原则上摒斥任何反对苏维埃政权的绝食，并且从来也不支持绝食的社会革命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
相反，托洛茨基分子却总是要求社会革命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给自己支持。一九三六年在由卡拉干达到科雷马的解送途中，他们把那些拒绝在他们打给加里宁的“反对把革命的先锋队（一他们）送往科雷马”的抗议电报上签名的人称为“叛徒和奸细”。（马科京斯基的叙述）
让历史去评价这项指责正确到什么程度或者不正确到什么程度吧。然而谁也没有比托格茨基分子为绝食付出的代价更重了（关于他们在劳改营中的绝食和罢工我们还将在第三部中讲到）。
在宣布和停止绝食方面的轻率态度，一般地说，大概是那种感情表露迅速的易冲动的性格所固有的。但是，这种性格的人在俄国老一代革命者中有过，在意大利和法国也有过——可是不论在什么地方，在俄国也好，在意大利也好，在法国也好，都没有能像在苏联这样，使我们厌弃了绝食这种手段。很可能，在绝食上所付出的肉体牺牲和精神毅力，在本世纪第二个四分之一的时间里丝毫也不少于第一个四分之一。然而，在国内没有社会舆论工——因此，新型监狱就巩固起来了，囚犯们不再能轻易地取得胜利，而只能艰难地争得失败。
几十年过去了——世殊事异。绝食——囚犯们的最初的和最自然的权利，对囚犯们自己已经成为格格不入和不可理解的了，愿意绝食的人越来越少。在狱吏们眼里，它成了愚蠢举动或者是恶意捣乱。
一九六0年，一个普通犯根纳吉·斯梅洛夫在列宁格勒监狱宣布长时间绝食，毕竟还是有一个检察长走进了监室（也许是一般巡视），他问：“你为什么要折磨自己呀？”斯梅洛夫回答说：
“真理于我重于生命！”
这句话以其语无伦次使得检察长大为震惊，第二天便把斯梅洛夫送进了列宁格勒犯人特别医院（疯人院），一个女医生向他宣布：
“你有精神分裂症的嫌疑。”
过去的中心监狱，现在的特别隔离所，到了一九三七年初，沿着螺旋形的犄角，已经上升到了它的细仄的部分。最后的松软地方，空气和光线的最后的残余，都渐渐地被排挤净尽。因而一九三七年初雅罗斯拉夫尔惩戒隔离所里寥落而疲惫的社会革命党人举行的绝食就是属于最后的绝望尝试之列。
他们还是提出从前那些要求——组长制度，监室间的自由交往，他们尽管要求，但自己已经未必抱着希望。十五天的绝食，虽然以软管灌食而告终，不过好像也维护了自己的管理制度的某些部分。一小时的放风、省报、笔记本。这些他们是维护住了，但却马上收走了他们的私人衣物，扔给他们一套特别隔离所的统一的囚服。过了不久——放风时间削减了半小时，以后又减掉了十五分钟。
这还是那些依照大牌阵的规则在一连串的监狱和流放地中间被拉来拖去的人们。其中有的已经十年，有的已经十五年没有过普通人的生活了，他们知道的只是恶劣的监狱伙食与绝食。那些在革命前习惯于战胜狱吏的人并没有都死光。然而，当时他们是与时代结成盟友去反对日益衰微的敌人。而现在则是时代与日益强大的敌人结成盟友来反对他们。他们中间也有一些年轻人（现在这是使我们感到奇怪的）—一当这些党派已经被粉碎、已经不复存在之后，他们才觉悟到自己应当做一个社会革命党人、社会民主党人或无政府主义者——因此，这些新加入者的前途只是蹲监牢。
一年比一年更加无望的社会党人的狱中斗争，处于接近真空的孤立状态。现在不像在沙皇时期：只要监狱的门一打开，社会各界就会扔来鲜花。他们打开报纸看到的，就是对他们的谩骂，甚至泼脏水（因为斯大林觉得，正是社会主义者对社会主义最危险）——而人民在沉默，因此根据什么可以大胆设想，人民对于他们不太久以前曾投票选入立宪会议的人们今天仍然同情呢？你瞧，现在报纸连骂也不骂了——俄国的社会党人已经被认为是没有什么危险的了，没有什么价值的了，甚至是不存在的了。外面的人提到他们的时候已经使用过去时态和久远过去时态。青年人都不能想象，在什么地方还存在着一些活的社会革命党人和活的孟什维克。遍历了奇姆肯特和切尔登流放地、上乌拉尔和弗拉基米尔隔离所——在窗子已经戴上笼口的黑暗的单身监室里，怎能不因发生怀疑而猛然颤抖，也许他们的纲领和领袖们全都错了，策略和实践也都是错误！他们开始觉得自己的所作所为实际上是无所作为。专为承受苦难而献出的一生——是致命的迷误。
笼罩在他们的头上的孤立的阴影得以扩展，部分地是由于在革命后的最初年代，他们视为当然地从国家政治保卫局接收了政治犯的荣誉称号，也视为当然地同意了国家政治保卫局的观点，即一切站在他们“右”边的，从立宪民主党人起，——都不是政治犯，而是反革命，历史的狗屎堆。结果那些因信仰基督而遭殃的人，也成了反革命。那些和“左”“右”都没有沾过边的（这是指将来——就是我们，我们大家！）——也将成为反革命。这样，由于半自愿半被迫地把自己孤立起来，和别人疏远，他们就给未来的第五十八条洒上了圣水，而他们自己后来也没有逃脱掉进它的火坑的命运。
事物和行为总是因观察方面不同而显出截然不同的面貌。在这一章里我们从社会党人的角度描写他们的狱中处境——因而它是被一束凄惨洁白的光芒所照亮。但是索洛维茨的政治犯们所不屑一顾的那些反革命分子却这样回忆：“政治犯？这些家伙讨厌极了：谁也瞧不起，自己结成一伙躲在一边，老是要求特殊口粮和优待。彼此间也吵个没完。”——你能不觉得这里讲的也是实话吗？这些徒劳无益、无休无止、已经令人感到可笑的争论。这种当着饥饿困苦的人群只顾为自己而提出的增添配给口粮的要求。在苏维埃时代，政治犯的光荣称号原来只是有毒的赠赐。忽然还听到这样的责备：在沙皇时期经常满不在乎地越狱的社会党人为什么在苏维埃监狱里却发了蔫呢！哪里见到他们越狱呀？一般说，越狱事件是不少的——但其中谁记得有社会党人呢？
那些比社会党人更“左”的囚犯——托洛茨基分子和共产党人——他们又把社会党人当作反革命而疏远他们——因此就用一道环形的壕沟彻底地把自己孤立起来了。
托洛茨基分子和共产党人各自把自己这一派看得纯子、高于其余的派别，轻视甚至仇视那些蹲在同一座建筑的铁窗里、在同一些监狱院子里放风的社会党人（彼此之间也是一样）。叶·奥利茨卡妮回忆，三七年在瓦宁诺港的递解站上，男隔离区和女隔离区的社会党人隔着围墙互相喊话，寻找自己人，互通消息。这时，女共产党员莉莎·科吉克和玛丽亚·克鲁吉科娃深表愤慨，认为社会党人的这种不负责任的行为可能给大家招来行政当局的惩罚，她们这样说：“我们的一切灾难——都是这些社会主义坏蛋招来的——（深刻的说明，而且是多么合乎辩证法呀！）。—一把他们一个个掐死才好哩！”——而一九二五年关在卢宾卡的那两个姑娘所以唱丁香花的歌曲，只是因为其中一个是社会革命党人而另一个是反对派分子，她们之间不可能有共同的政治歌曲，而且一般说来反对派分子甚至不应当同社会革命党人在一个抗议中联合起来。
如果说在沙皇的监狱里各政党常常联合起来共同进行狱中斗争（我们可以回想起塞瓦斯托波尔中心监狱的越狱），那末，在苏维埃的监狱里每个派别都认为要保持自己旗帜的纯洁性就不能同其他派别联合。托洛茨基分子不与社会党人和共产党人一起而单独进行斗争，共产党人则根本不进行斗争，因为怎能允许自己去进行反对自己的政权和监狱的斗争呢？
结果就发生这样的情形，共产党人在隔离所里，在服刑监狱里比其他人更早更厉害地受到欺凌。女共产党员纳吉日达·苏罗夫采娃一九二八年在雅罗斯拉夫尔中心监狱里放风时走在“鱼贯而行”的队列里，没有谈话的权利，而当时社会党人却还能在自己的同伴中大声喧嚷呢。已经不允许她照料小院里的花木，花木是以前进行过斗争的囚犯们留下的。当时就已经剥夺了她看报的权利。（可是国家政治保卫局机要政治处却允许她在监室里拥有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黑格尔的全集。）让她几乎在黑暗中同母亲会见，心情抑郁的母亲很快就去世了。（她对于女儿所受的管理制度能有什么想法呢？）
在监狱中言行表现方面的多年以来的差别，进而转化为在所得到的报偿方面的深刻差别：一九三七——一九三八年社会党人也在坐牢，也在得到自己的十年。但是通常不强迫他们作自我诬陷：因为他们不隐瞒自己够得上判刑条件的特殊观点！而共产党员则从来也没有自己的特殊观点！凭什么去审判他呢？
虽然巨大的“群岛”已经遍布各地——但服刑监狱丝毫也没有衰落。旧的牢狱传统仍然很有生气地延续着。“群岛”为教育群众所提供的新的则极其宝贵的东西，还是不完全的。只有加上特种监狱和一般服刑监狱，才能构成完整的系统。
并不是任何一、被国家机器吞进去的人都应该同“群岛”的土著居民混在一起。常有一些显要的外国人、太知名的人士和秘密囚徒，或者被罢官的国家安全机关同僚，怎样也不能在劳改营中公开露面，他们推小车的劳动抵偿不了泄密以及道德上和政治上的损失。同样也不能容许把那些经常为捍卫自己的权利而斗争的社会党人与一般群众混合关押——他们被单独地看守起来，单独地受摧残，表面的理由正是说让他们享受优待和权利。在很晚以后的五十年代，我们还将看到，特种监狱还多了一个用途，就是隔离劳改营里的造反分子。斯大林晚年对“感化”小偷感到失望了，指示把各类贼头不送劳改营而判以监禁。最后，还有这样一些因犯，他们由于体弱，一到劳改营马上就会死掉，从而也就逃脱了服刑，这种人也不得不由国家白白地供养起来。另外还有这样一些怎么也适应不了犯人劳动的人，如经常坐在尤里耶维茨市（伏尔加河畔）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