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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取了这样一些党的措施：把总工程师开除出……自来水公司管理委员会，同时给他造成经常受审查的处境，不断把他传到为数众多的各种委员会、各种小组里去进行讯问并交给他需要紧急完成的任务。他的每次不到都写入笔录，“以备未来进行司法审判”。通过劳动与国防委员会（主席是列宁同志）争取到任命一个“非常三人小组”（工农监察院、工会委员会和古比雪夫同志）来领导自来水公司。
四年来水管里一直有水，莫斯科市民喝着水，什么也没有察觉……
在这种情况下，谢捷尔尼科夫便在《经济生活》上写了一篇文章：“鉴于流传着一些激动社会舆论的关于自来水公司灾难性状况的传闻”，他提供了许多新的令人不安的传闻，甚至有：“自来水公司往地底下打水，有意识地冲蚀着整个莫斯科的地基”（那还是伊万·卡利达奠定的）。请来了莫斯科市苏维埃的一个检查团。它认为；“自来水公司的状况是令人满意的，技术领导是合理的”。奥尔登博格尔驳倒了所有的指控。这么一来，谢捷尔尼科夫便宽容地说：“我的任务是围绕这个问题引起议论，至于弄清这个问题，那是专家们的事。”
工人领袖们还有什么办法呢？有什么最后的、但万无一失的手段呢？向全俄肃反委员会告密！谢捷尔尼科夫就这么办了！他“看到奥尔登博格尔有意识破坏自来水公司的迹象”，他毫不怀疑“在自来水公司、在红色莫斯科的心脏存在着一个反革命组织”。而且还有：鲁勃辽夫水塔的灾难性状况！
但是这时候奥尔登博格尔犯了一个很失策的错误，做出了一个懦弱的、中间状态知识阶层的举动：他购置国外新锅炉的定货被“砍掉了”（而旧钢炉现时在俄国不能修理）于是他便自杀了（对一个人来说，碰的钉子太多了，况且当时人们还没有经过锻炼）。
事情没有放过去，没有这个人也可以找出反革命组织。工农监察员们担负起全面揭露这个组织的工作任务。两个月间暗中搞了一些名堂。但是正在开始的新经济政策的精神是这样的：“对两边都要给点教训”。于是最高革命法庭就审起这个案子来了。克雷连科恰如其分地严厉，克雷连科恰如其分地铁面无私，他理解：“俄国工人把每一个不是自己的人宁可看成是敌人，而不认为是朋友，这当然是对的”，但是：“在进一步改变我们的实际政策和总政策时，我们还不得不作些大的让步，不得不进行退却和迂回；也许党将被迫选择一条策略路线，这条路线将遭到忠诚的，有自我牺牲精神的战士们的天真逻辑的反对”（第四五八页）。
固然，革命法庭根本没有把那些出庭作证反对谢捷尔尼科夫同志和工农监察员的工人们“当作一回事”。被告谢捷尔尼科夫泰然自若地回答公诉人的威胁：“克雷连科同志！我知道这些条文；但要知道，这里审判的并不是阶级敌人，而这些条文是对待阶级敌人的。”
然而，克雷连科也起劲地制造紧张气氛：你们向国家机关有意递送诬告……同时具有加重罪责的情节（私怨、个人报复）……利用职务地位……政治上不负责任……滥用权力、滥用苏维埃干部和联共（布）党员的威信……搅乱自来水公司的工作……给莫斯科苏维埃和苏维埃俄罗斯造成损失，因为这样的专家很少··，…没有人能代替……“我们已经不必去说具体的人的损失了……在我们这个时代，斗争构成我们生活的主要内容，我们习惯于很少考虑这些不可挽回的损失……（第四五八页）最高革命法庭应当说出自己有分量的话……刑事惩罚应当是十分严厉的……我们不是到这里来开开玩笑的！……”
我的天哟，现在他们该怎么办呢？难道……？我的读者已经习惯于提示：全都枪……
完全正确。全都给逗乐了：鉴于被告真心悔悟，判处他们……接受社会谴责！
两个真理……
而谢捷尔尼科夫好像是一年监禁。
请允许我不相信。
噢，那些把二十年代描绘成一片欢腾的光明景象的歌手们啊！一个人哪怕只和二十年代沾过一点进，哪怕当时只是童年，也是不会忘记的。陷害工程师的牛头马面们正是在二十年代养肥的。
但现在我们看到，从一九一八年起就已经……
下面的两次审判，我们要稍稍离开一下我们顶喜欢的最高公诉人：他正忙于对社会革命党人的大审判的准备工作。（对社会革命党人的外地审判，以前就有了，如一九一九年的萨拉托夫审判。）这起规模浩大的审判在欧洲事先就引起了波动，这时司法人民委员部突然想起：我们搞了四年审判，可是没有刑法典，旧的没有，新的也没有。克雷连科也一定免不了要为法典操点心：需要各方面预先配合好。
眼前的那些教会案审判是内部案子，不会使进步的欧洲感兴趣，不用法典也可以对付过去。
我们已经看到，对于教会与国家的分离，国家是这样理解的，那就是教堂建筑本身以及里面挂着的、摆着的、画着的一切，都归国家所有，而留给教会的只是圣经上规定的那种一无所有的教会。早在一九一八年，当政治上的胜利看来已经比预期更迅速和容易地取得的时候，就着手去没收教会的财产。然而这一仓促之举引起了人民太大的愤怒。在国内战争正在激烈进行的时候，再去建立一条反对教徒的内部战线，那是不明智的。共产党人与基督教徒的对话不得不暂时搁置下来。
在国内战争末期，作为它的一种自然后果，在伏尔加河流域发生了空前未有的饥荒。因为这不很使这次战争的胜利者增光，所以我国的书刊上只含含糊糊地提它两行。然而这次饥荒达到了人吃人、父母吃亲生子女的程度这样的饥荒甚至在大混乱时期的俄罗斯也是没有见过的（因为当时，据历史记载，一连数载都有尚未脱粒的谷垛被压在冰雪下过冬）。一部关于这种饥荒的影片，就可以把我们见到的和知道的关于革命和国内战争的一切完全改观。但是，既没有电影，也没有小说，又没有统计研究这是竭力要人们忘掉的，这是不光彩的。而且我们已经习惯于把任何饥荒的原因推在富农身上但在普遍的死亡中分得出谁是富农呢？柯罗连科在《致卢那察尔斯基的书信集》中（尽管后者答应过，但我国从来没有出版过这个集子）解释造成国内遍地饿殍、民不聊生的原因说：这是由于一切生产率的下降（劳动的手都去拿武器了），由于农民丧失了对政府的信任，丧失了哪怕给自己留下一小部分收成的希望。将来会有人算清这笔帐：根据布列斯特和约，从失去抗议声的俄国，甚至从未来的饥荒区，用了好多个月好多节车皮给继续在西方作战的德意志帝国供应了多少粮食。
一条笔直的、短短的因果链条：伏尔加河流域一带的人所以吃自己的子女，是由于我们当年急不可耐地取消了立宪会议。
但是政治家的天才就在于从人民的灾难中也能取得成功。这确是神机妙算须知可以一箭三雕呀；现在让神甫们去养活伏尔加流域吧！他们是基督教徒，他们是慈悲为怀的！
1．拒绝就把整个饥荒嫁祸于他们，并可以把教会摧毁；
2．同意我们就把教堂彻底打扫干净；
3．在两种场合都可充实货币储备。
而且，这条妙计看来还是教会自己的行为给提醒的。正如吉洪总主教所陈述，还在一九二一年八月，在饥荒刚发生的时候，教会就成立了救济饥民的教区委员会和全俄委员会，开始募集钱款。但是，容许来自教会的直接救济送到饥民嘴里，那就等于破坏无产阶级专政。委员会被查禁了，而钱款则收归国库。总主教还向罗马教室和坎特伯雷大主教求助但这也被制止了，解释说，只有苏维埃政权才有权同外国人进行谈判。而且何必大惊小怪；报纸上写着，当局自己有一切办法来应付饥荒。
而在伏尔加流域正在吃草、吃鞋掌、啃门框。最后，在一九二一年十二月，救委会（国家救济饥民委员会）向教会提出建议，为饥民捐献教会的贵重物品，不是所有贵重物品，与教仪有关的物品不必捐献。总主教同意了，救委会制订了一项实施细则：一切捐献必须是自愿的！一九二二年二月十九日总主教发表文告；允许各教区委员会捐献无关教仪的贵重物品。
这样一来，一切又可能化为蒙蔽无产阶级意志的妥协。
思想如迅雷闪电！思想变成法令。全俄中执委二月二十六日的法令：从教堂收取一切贵重物品为了饥民！
总主教给加里宁写信加里宁没有答复。于是，总主教于二月二十六日发布了新的、致命的文告：从教会的观点看，这类行动是渎神行为，因此我们不能同意这种收取。
过了半个世纪的漫长的岁月后，现在不难对总主教提出责备。基督教会的领导人当然不该为这样一些思想分心：苏维埃政权有没有其他的资源，或者，是谁把伏尔加流域搞得没有饭吃；他们也不该抓住这些贵重物品不放，信仰的复活（如果还能复活）完全不在这些东西上面。但是也应当为这个不幸的总主教设身处地想一下。他的当选已经是在十月革命之后，在短短的几年内领导着备受排挤、迫害、处决而他又受托保存的教会。
这时报纸上立刻发动了对总主教及高级教职人员的稳操胜券的围攻，说他们正利用饥荒的瘦骨嶙峋的手来枪杀伏尔加流域！总主教抵抗得越顽强，他的地位也就变得越虚弱。三月，在宗教界内部也开展了一个让出贵重物品、同当局协调一致的运动。参加救委会中央的安东宁·格拉诺夫斯基主教向加里宁表达了还没有完全消除的担心：“教徒们感到不安的是，教会的贵重物品可能会用于与他们心灵格格不久的狭隘的其他目的。”（了解先进学说一般原则的有经验的读者会同意这是很可能的。因为共产国际和正在解放中的东方的需要，其迫切程度并不亚于伏尔加流域。）
彼得格勒的大主教文汉明也处于无疑的激奋状态中：“这是上帝之物，我们自己会全部交出来。”但是不要来收取，让这作为一种自愿捐献吧。他还要求建立神职人员和教徒们的监督：伴随贵重物品直到它们变成供给饥民的粮食。他感到苦恼的是，与此同时又不要违背总主教对这件事的谴责态度。
在彼得格勒好像是和和气气地进行的。一九二二年三月五日在彼得格勒救委会的会议上，据目睹者说，甚至出现了一种欢乐的气氛。文汉明宣告：“东正教会决意把一切都交出来救济饥民”，只是认为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