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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俄罗斯新闻》寨。这是最初和最早的一次审判——对言论的审判。一九一八年三月二十四日这家著名的“教授”报纸刊登了萨文科夫的《写自途中》。当然更乐意把萨文科夫本人逮住，但是，该死的途中，上哪儿去找他呢？于是封闭了报馆，把年迈的编辑叶戈罗夫拖上了受审席，请他解释怎敢这样做？因为新时代已经有四个月了，该习惯了！
叶戈罗夫天真地辩解说，文章是一个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写的，他的意见，不管编辑部是否同意，能够引起普遍的兴趣。他接着辩解；他不认为萨文科夫以下论断是诽谤，即“不要忘记，列宁、纳坦松及其同伙是经过柏林回到俄国的，也就是说德国当局在他们返回祖国时给了他们帮助。”——因为实际上正是这样，作为交战国的德意志帝国帮助了列宁同志回国。
克雷连科喊叫说，他也不会以诽谤罪提起公诉（为什么不呢？……），报纸受到审判是因为它企图影响思想（难道报纸敢于抱这种目的吗？！）。
萨文科夫的下面这句话也没有当作报纸的一项罪名：“只有疯子罪犯才能认真断言国际无产阶级会支持我们。”——因为它反正还会支持我们的……
因企图影响思想得到的判决是：这份一八六四年创办、熬过了各种不可思议的反动时期——洛里斯…麦利科夫的、波别多诺斯采夫的、斯托雷平的、卡索的以及还有什么人的——的报纸，从今永远封闭！而编辑者叶戈罗夫……说起来都难为情，好似在什么希腊那样……得到三个月的单独监禁（如果好好想想也不至那么难为情：须知这只是一九一八年呀！要是老头儿活下来——那又会给关进去的，而且还会好多次被关进去）。
行贿和受贿在俄罗斯自古已然，在苏联将永世长存，但在这些风雷激荡的年代，也照样亲热地行贿和受贿，实在有点奇怪。向司法机关送礼之风竟然盛极一时。还要战战兢兢地补充一句——礼物也送到了契卡门上。烫金精装的大部头历史对此缄默不语，但老人们，目击者们回忆说，革命初年与斯大林时期不同，被捕的政治犯的命运大大取决于贿赂：毫不拘束地收受贿赂并在受贿后诚实地放人。克雷连科只挑选了五年内的十二起案件，就告诉了我们两起这样的审判。呜呼，莫斯科革命法庭和最高革命法庭都是经过歪门邪道才挤入完美的境地，它们都曾陷进过不体面的事件。
2莫斯科革命法庭三名侦查员案（一九一八年四月）。一九一八年三月，逮捕了一名倒卖金条的投机商贝利泽。他的妻子，按当时的惯例，开始寻找赎买丈夫的途径，她通过辗转介绍打通了和一个侦查员的关系，这个人又拉进了另外两个。在秘密会晤时，他们向她索取二十五万卢布，经过讨价还价减少到六万，讲定先付一半，通过格林律师接头。如果那个女的不是在钱上抠门，如果她如数交给格林三万预付款而不是一万五，更主要的如果不是由于妇道人家的慌乱一夜间改变了主意，认为这个律师不可靠，第二天早晨又急忙去找新的律师雅库洛夫，那末，一切本来会像几百宗同类交易那样顺顺当当过去，根本不会有人知道，案子也不会写进克雷连科的编年史，也不会写进我们的编年史（也更不至于提到人民委员会的会议桌上）。究竟是谁决定让侦查员们吃吃苦头，书里没讲，但看来就是那个雅库洛夫。
在这次审讯过程中有趣的是，全部证人，从那个倒霉的妻子起，都竭力作出有利于被告的陈述，并为他们洗刷罪状。（这在政治案件上是不可能的！）克雷连科这样解释：这是出于庸人的考虑，他们没有把我们的革命法庭当做自己的法庭。（我们也斗胆做一个庸人的设想：是不是经过了半年的无产阶级专政，证人们还没有学会害怕？须知要断送革命法庭的侦查员，可得有包天的胆量。以后你会有什么下场……）
公诉人的论据也很有趣。要知道一个月以前被告还是他的战友、助手，这是一些无限忠于革命利益的人，其中一个叫列斯特的，甚至是“能够对任何侵犯原则的人给予无情打击的严峻的公诉人”——现在该怎么说他们呢？往哪里去找定罪材料呢？（因为纳贿本身还不足以定罪）。很清楚该往哪儿去找；历史！履历！
“如果仔细考察一下”这个列斯特，“那就会发现极有趣的材料”。我们很想知道：这是一个老野心家吗？不是，他是莫斯科大学教授的儿子！并且不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教授，而是一个由于对政治活动不感兴趣在二十年内经过了历次反动时期而没有受到损害的人！（可是克雷连科本人被接受为校外学生也是在反动时期……）这样一个人的儿子是一个两面派还值得奇怪吗？
波德盖斯基是一个司法官吏的儿子，父亲无疑是个黑帮分子，不然怎能为沙皇服务了二十年呢？儿子也准备从事司法工作。但是发生了革命——于是就钻进了革命法庭。昨天这还是高尚的，现在却成了丑恶的！
比他们两人更卑鄙的当然是古格里。他过去是个出版商——他曾给工人和农民提供了些什么精神食粮呢？——他“供给广大读者质量低劣的著作”，不是马克思的著作，而是享有世界声誉的资产阶级教授的书（我们很快就将在被告席上看到这些教授）。
克雷连科既愤慨又奇怪，革命法庭里竟混进了些什么样的人呀？（我们也莫名其妙，工农革命法庭都是由谁组成的呀？为什么无产阶级委托这样一批人去打击自己的敌人呀？）
至于曾伊然以“自己人”身份出入于有权随意放人的侦查委员会的格林律师，这是“马克思称为资本主义制度吸血虫的那一类人的典型代表者”，这类人中除了所有的律师外，还包括全部宪兵、神甫以及……公证人……（第五00页）。
好像，克雷连科已经尽了一切力量要求不考虑“罪责的个人差别”而作出无情的判决——但永远朝气蓬勃的革命法庭这次却有点发蔫、有点发呆，它有气无力地宣布：侦查员们各处六个月的监禁，而律师——罚款（只是利用了全俄中执委的“无限处决权”，克雷连科才在大都会饭店“争取到了判给侦查员各十年徒刑，吸血虫一律师——五年徒刑附加没收全部财产。克雷连科以高度警惕性而名噪一时，并且差点儿没有得到“保民官”的称号）。
我们意识到，无论在当时的革命群众中，以及在我们今天的读者中，这个不幸的案子，不能不破坏对革命法庭神圣性的信念。我们现在怀着更加惶恐的心情转入下一个案件，有关更崇高的机关的案件。
3科瑟列夫塞（一九一九年二月十五日）。科瑟列夫及其伙伴们利伯特、罗登贝格和索洛维约夫以前在东城供应委员会工作（还是和立宪会议军队打仗的时候，在高尔察克以前）。业已查明，他们在那里找到一次获利七万至一百万卢布的生财门路，骑上高头大马东游西逛，同护士小姐们吃喝玩乐。他们的委员会给自己搞到了房屋、汽车，他们的合伙人在“雅拉”饭店大吃大喝。（我们不习惯把一九一八年设想成这个样子，但革命法庭是这样证明的。）
然而，案情并不在这里：他们中间的任何人都没有因在东线的所作所为而受到审判，甚至一切都得到了谅解。但是真奇怪！他们的供应委员会刚一解散，所有他们四个人，还加上一个过去的西伯利亚流浪汉、科瑟列夫服刑事苦役时的伙伴纳扎连科，被邀请去组成全俄肃反委员会里的监督检查委员会！
请看这是个什么样的委员会：它有权审查全俄肃反委员会所有其余机关的行动是否合法，有权在任何诉讼阶段上调阅任何案卷，撤销除全俄肃反委员会主席团外其余一切机关的决定！！！（第五0七页）权力不算小吧2——它是全俄肃反委员会里仅次于主席团的第二掌权者！——是捷尔任斯基…乌里茨基…彼得斯…拉齐斯…明仁斯基…雅戈达的后一排！
然而这伙小兄弟的生活方式还是以前的一套，他们一点也没有显傲气、摆架子，照样跟那些与共产主义组织没有任何关系的马克西梅奇、廖尼卡、拉法伊尔斯基和马利马波尔斯基之流混在一起，在私人住宅里、在萨沃依饭店里大搞“豪华的排场……在那里打牌（一注就是上千卢布）喝酒、玩女人”。科瑟列夫还给自己置办了昂贵的陈设（价值七万卢布），而且不择手段地从全俄肃反委员会里偷走食堂的银匙、银碗（全俄肃反委员会里的这些东西是从哪儿来的？……），连普通的玻璃杯也拿。“瞧，他的注意力不是集中在思想方面，而是跑到这种地方去了……，他从革命运动中为自己取得的就是这种东西。”（那位高级契卡人员现在矢口否认曾经收受贿赂，瞪着眼睛撒了个谎，说他在……芝加哥银行里存着二十万卢布的遗产！……看来，他觉得这个情节和世界革命一样，都是可以想象为真事的！）
怎样正确利用自己这种可以随便逮捕和随便释放的超人的权利呢？显然，应当预先选好肚里有黄金鱼子的那种鱼，而在一九一八年网里正有不少这样的鱼（因为革命搞得太仓促，未能面面俱到，因此有多少宝石、项链、手锡、戒指、耳环被资产阶级太太们藏起来了）。然后再通过一个假冒名义的人出面同被捕者的亲属接触。
审讯过程中，这类人物也出场了。例如二十二岁的乌斯宾斯卡妮，她在彼得堡的中学毕了业，但没有能进入高等学校，这时建立了苏维埃政权。一九一八年春天，乌斯宾斯卡娅到全俄肃反委员会自荐充当情报人员。她外表合格，被录用了。
眼线工作（当时叫秘密工作）本身，克雷连科是这样解释的：对于自己来说，“我们在这方面并没有看到有什么不体面的地方，我们认为这是自己应尽的义务；……工作事实本身不会玷污他；既然一个人承认这种工作是革命利益的需要——他就应当去做。”（第五一二页）但是，乌斯宾斯卡颁并没有政治信条！——这就可怕了。她率直地回答：“我答应的条件是，每破获一个案子给我一定的提成，”而且每次还要和革命法庭不愿提到和不让说出姓名来的那个人“对半分帐”。克雷连科用自己的话这样表达：“乌斯宾斯卡灰不是全俄肃反委员会的编内人员，她是做计件工作的。”（第五0七页）不过，公诉人又以人之常情，对她的行为向我们做了如下的解释：她大手大脚花惯了，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发的可怜的五百卢布工资在她眼里算什么，因为一次敲诈（为撤除商店的铅封替一个商人出一把力）就能给她五千卢布，另一次从一个被捕者的妻子麦谢尔斯卡娅…格列弗斯手里得了一万七。顺便提一句，乌斯宾斯卡娅充当普通秘密人员的时间并不久，依靠契卡中大人物的帮助，她过了几个月已经成了共产党员和侦查员了。
然而我们怎么也弄不清案情的实质。大工厂主麦谢尔斯基因在与苏维埃政府（尤·拉林）的经济谈判中的不让步态度而被捕。契卡人员猜想他妻子手里有贵重物品和现金，便对她进行讹诈，亲自跑到她家里去，把她丈夫的处境一次比一次说得凶险，要求越来越高的赎金。万般无奈的麦谢尔斯卡娅…格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