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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罗曼诺夫皇朝三百周年纪念日曾经大赦了许多政治犯。在取得了一个世纪甚至超过一个世纪规模的胜利后，难道现在斯大林的政府还将这样斤斤计较地记仇，还将对自己每个小小公民的每个差错和失足那么念念不忘吗？……
一个简单的真理，但要悟出它也需要饱经痛苦：值得祝福的不是战争中的胜利而是战争中的失败。胜利为政府所需要，失败则为人民所需要。在胜利后还想胜利，在失败后则想自由——而且一般能够争取自由。失败之为人民所需要，正如苦难和灾祸之为个别的人所需要一样：它们迫使他深化内心的生活，使他在精神上变得崇高。
波尔塔瓦的胜利对俄国是一个不幸：它引起了两个世纪的极大紧张、破坏、不自由——以及一次又一次的新战争。波尔塔瓦的失败却使瑞典人得救：失去了打仗的愿望后，瑞典人成了欧洲最繁荣昌盛和自由的民族。
我们已经那么习惯于为我们对拿破仑的胜利而自豪，以至忽略了一个情况：正是由于这个胜利，农民的解放才没有早半个世纪发生（法国的占领对俄国并非一种现实的可能性）。而克里米亚战争却给我们带来了自由。
那年春天我们相信大赦——这毫不新鲜。你同老囚犯们谈谈就清楚：这种对仁慈的渴望和对仁慈的信仰从来没有离开过监狱的灰色墙壁。十年接着十年，各种来源的囚犯总是期待、总是相信：要么会有大赦，要么会有新的法典，要么会有对案件的普遍复查（而且传闻总是得到机关的巧妙谨慎的支持）。十月革命的某个周年，列宁的纪念日和胜利纪念日，红军纪念日或巴黎公社纪念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每届例会，每个五年计划的结束，最高法院的每次全会——凡是囚犯的想象力能为期待着的解放天使下凡安排的日子都安排到了。而且囚犯们的成分越是希奇古怪，囚犯来源之广泛越是离奇荒唐，——他们也就越多产生对大赦的信仰，而不是头脑清醒的估计。
所有的光源都可以在某种程度上与太阳相比。而太阳则同什么都不能比较。同样，世界上的一切期待都可以与期待大赦相比，而期待大赦则同什么都不能比较。
一九四五年春天，每个新来的人一进监室，大家首先就问他听到过什么关于大赦的消息没有？如果两三个人拿着东西从监室被带走——监室里的行家们马上对照他们的案情推断说，他们的案情最轻，当然是带去释放的。这就开始了！在厕所里，在洗澡房里，在囚犯的邮局里，我们的积极分子到处找寻大赦的痕和记载。突然，在布蒂尔卡洗澡房著名的紫色前室里，我们于七月初读到了用肥皂在比人头高得多的地方的紫釉砖上写的预言（说明是站在别人肩上写的，免得很快被擦掉）：
“乌拉！！！七月十七日大赦！”
我们是多么兴高采烈呀！（如果他们不确实知道，就不会写出来！）心脏、脉搏、血液，在欢乐的冲击下都停了下来，牢门快打开了……
但是——对于善心需要有理智……
七月中旬，我们监室中的一个老头儿被走廊看守派去打扫厕所，在那里，看守同情地望着他的一头白发，私下（如有第三者在场他未必敢说）问他：“老爷子，犯的是哪一条？”家里老少三代为他哭泣的老头儿心里一阵高兴：“五十八条。”看守叹口气说：“不在里面。”瞎说——监室里一致断定——这个看守根本没有水平。
在这监室里有一个年轻的基辅人瓦连金（姓不记得了），他有着一对大大的女人似的漂亮眼睛，侦查把他吓得魂飞魄散。他无疑是一个预见者，这个本领也许只是在当时的兴奋状态下产生的。不止一次，他早上在监室里走一圈，指指这个指指那个：今天你和你将被带走，我梦见了。果然他们给带走了！正是他们！话又说回来，囚犯的心灵是那么倾向于神秘主义，以至见到预言的应验几乎不觉得奇怪。
七月二十七日瓦连金走到我身边说：“亚历山大！今天是我和你了。”接着向我讲了一个带有监狱梦境一切特征的梦：混浊的小河上架着一座小桥，十字架。我开始收拾起东西，真地没有白做：在喝了早茶以后就把我和他叫走了。全监室以热闹的良好祝愿欢送我们，许多人担保说，我们准是给带去释放的（从对我们的轻微案情进行比较后得出的结论）。
你可以真心地不相信这个，不允许自己相信，你可以说几句笑话挡回去，但是，地球上最热不过的一把火红的铁钳突然夹紧你的心：要是真的呢？……
从不同的监室里提出来二十来个人，起先把我们带进洗澡房（在每个生活的转折点上囚犯首先应当经过洗澡房）。在那里我们有一个半小时光景的时间去猜测和思考。然后，热出了一身大汗、遍体感到舒服的我们——被带过布蒂尔卡内院的一个苍翠的小花园，那里的鸟儿（多半只是麻雀）叫得似乎要震破我们的耳鼓，树木绿得使不习惯的眼睛感到难以忍受地鲜明。我的眼睛从来没有像在那个春天里那样强烈地感受到树叶的绿色！我一生中从来没有看到过比布蒂尔卡小花园更接近于天堂的东西，而沿沥青小道走过这个花园从来也没有超过三十秒钟！
把我们带到了布蒂尔卡“车站”（接收和发送囚犯的地方；名称很中肯，而且那里的主要前厅颇像一个不错的候车室），赶进了一间宽敞的大隔离室。里面光线半明半暗，有清洁的新鲜空气：它唯～的一扇小窗开得很高，不带笼口。它就向着那个阳光明媚的小花园开着，经过打开的气窗，卿卿喳喳的鸟叫声使我们耳朵发聋，一根碧绿的树枝在气窗孔里晃动，给我们大家以自由和回家的希望。（真好呀！这样好的隔离室我们从来还没有蹲过！——这不会是偶然的：）
我们大家都是属于特别庭管辖的。如此说来，我们的案子全是区区小事。
三个小时谁也没有来管我们，谁也没有来开门。我们在隔离室里走来走去，走累了就在瓷砖砌面的长椅上坐下来。而树枝老是在窗孔外晃呀，晃呀，麻雀发了狂似地对叫着。
突然，门轰隆一声打开了，传唤我们中间一个三十五岁上下的安静的会计出去。他走了出去，门又锁上。我们更加起劲地在我们的匣子里来回走动，像热锅上的蚂蚁。
又是开门的响声，传走了另一个，送回原来那个。我们向他拥过去。但这已经不是他了！他脸上的生命停止了，他睁开的眼睛什么也看不见，他恍惚地在隔离室的光滑地板上摇摇晃晃地移动。他受到脑震荡吗？他被烫衣服的板子打昏了吗？
“什么？什么？”——我们屏息地问（如果他不是刚坐过了电椅，那至少已经向他宣布了死刑判决）。他用宣告宇宙末日来临的那种声调挤出了两个字：
“五！！年！！！”
门又响了——回来得那么快，好像上厕所去解了个小手。这个人喜气洋洋地回来了。显然是把他释放了。
我们怀着失而复返的希望聚集在一起问：“怎样？怎样？”他甩了一下手，笑得喘不过气来：
“十五年！”
这真是太荒唐了，荒唐得难以马上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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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襁褓中的法律
我们正在忘记一切。我们记得的不是往事，不是历史，而只是别人想用不停的敲打凿刻在我们记忆里的那一条干篇一律的点线。
这是不是全人类的特性，我不知道，但说它是我们俄国人的特性，那是不错的。这是个很令人惋惜的特性。也许，它是由于善良的缘故，然而是令人惋惜的。它使我们成为撒谎家的俘获物。
因此，连那些公审的案子，如果不需要我们记住——那末我们也就不会记得。大张旗鼓地做了，报纸上也写了，但是人家没有在我们脑子里凿上个坑地——所以我们也就不会记得（在脑子里留下坑儿的只是每天广播的东西）。我说的不是年轻人，他们当然不知道，我说的是那些公审案件的同时代人。你请一个普通人数数有过哪些轰动一时的公审案子——他会记起布哈林的案子，季诺维也夫的案子。再皱皱眉头也许会想起工业党。完了，再也没有别的公审案了。
可是，公开审判是十月革命后马上就开始的。一九一八年已经很多。在许多法庭上都举行过。那时进行公审，既没有法律，也没有法典，审判员只能参照工农政权的需要去断案。它们的详细历史，将来什么时候是否会由什么人写出来呢？
然而，不作一点简短的述评也是不行的。我们毕竟有义务在当时的一片粉红色的轻柔晨雾中也来探索一下某些烧焦的废墟。
在那些动荡的年代，打仗用的马刀没有插在鞘里生锈，惩罚用的左轮手枪也没有冻结在枪套里。把枪杀偷偷放在夜里、放在地下室里进行和往后脑门上开枪是以后才想出来的办法。一九一八年，有名的梁赞的契卡人员斯捷尔马赫大白天就在院子里枪杀人，所以等待处死的犯人可以从监狱的窗里看到这种情景。
当时有一个正式术语，叫做非司法制裁。并非因为当时还没有法院，而是因为存在着契卡。
这只嘴喙渐硬的小雏是托洛茨基孵出来的：“恐吓是政治的强大手段，只有伪君子才不懂得这一点。”季诺维也夫在还没有预见到自己末日的时候也兴高采烈地说过：“国家政治保卫局，正如全俄肃反委员会，是在全世界范围内最负盛名的。”
实行非司法制裁，是因为这样做效率更高，法院也是存在着，也在进行审判，也在判处死刑，但是应当记住，与它们平行地并且脱离它们而独立地，还在进行着非司法制裁。怎样设想这种制裁的规模呢？M·拉齐斯在他的一本对契卡活动的通俗介绍中，给我们提供了只是一年半时间内（一九一八年和一九一九年上半年）并且只是俄罗斯中部二十个省的材料（这里所提供的数字远不是完全的，部分地也许是出于谦虚）：被契卡枪决的（即不经审判，越过法院）——八千三百八十九人，破获的反革命组织——四百一十二个（如果考虑到我国人民有史以来一贯缺乏组织能力，再加上那些年代的普遍各自为政和精神颓丧，这个数字是不可思议的），总共逮捕八万七千人（这个数字令人觉得有点缩小）。
为了进行评价，可以拿什么来比较一下呢？在一九0七年，一群左派活动家出版了一本《反对死刑》的论文集（格尔汉特编），那里把一八二六年至一九0六年所有被判死刑的人指名道姓地开列了一个名单。编者附带声明：这个名单也是不完全的（但总不会比拉齐斯在国内战争时期汇编的资料更残缺不全）。它统计了一千三百九十七个人名，其中应当除去改判的二百三十三人和没有缉捕归案的二百七十人（主要是逃跑到西方的波兰起义者）。剩下八百九十四人。这个八十年的数字比契卡的数字少二百五十五倍，而契卡的数字包括的省份还不到总数的一半（北高加索、伏尔加下游大批的枪决数都没有包括进来）。诚然，论文集的编者同时用了一个推测性的（恐怕是有意加大的）统计资料。根据这个资料，仅在一九0六年一年内被判死刑者为一千三百一十人（也许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