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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饭前的这几小时读得特别起劲。但书里的一句话就足以使你跳起来，把你从窗口赶到（边，从门边赶到窗口。想告诉别人你读到的内容和你的看法，于是争论就开始了。这正是想尖锐地争论的时候！
我们常常同尤里·叶夫图霍维奇发生争论。
我们五个人被转移到宫殿般的五十三号的那个三月的早晨，我们屋里送进了第六个人。
他进来了——像一个影子，好像皮鞋踩在地板上都没有声音。他进来了，怕自己站不住，把背靠在门框上。监室里的灯已经熄了，晨光昏暗，但是新来的人并不睁大眼睛，他眯着眼。他沉默着。
看他军衣和裤子的呢料，既不能把他当成苏联军人，又不能当成德国军人，也不能当成波兰或英国军人。脸型是长的，很少俄国气质。瞧他有多么瘦呀！因为消瘦看上去很高。
我们用俄语问他——他不作声。苏济用德语问他——他也不作声。法斯坚科用法语、英语问他——他还是不作声。只是逐渐地在他那疲惫不堪的发黄的没有生气的脸上露出了一丝笑容——我一生中所看到的唯一的这样的笑容！
“人们”……他微弱地说出这个字，像是从昏迷中刚刚苏醒，或者像是昨夜通宵等待着枪决。他伸出了一只软弱枯瘦的手。手里拿着一个破布小包袱。我们的“耳目”已经明白这是什么东西，就奔过去抓住了小包袱，放在桌上打开——那里有二百克的清淡烟叶，马上给自己卷了一支四倍大的烟卷。
这样，尤里·尼古拉耶维奇·叶夫图霍维奇蹲过了三星期的地下隔离室后，出现在我们面前。
从一九二九年中东铁路冲突时期起，国内流行着一支歌曲：
“挺起钢铁般的胸膛把敌人扫荡，
二十七师守卫着边防！”
国内战争时期建立的二十七步兵师炮兵团长是前沙皇军官尼古拉·叶夫图霍维奇（我记起了这个姓名，我在我们的炮兵教科书的作者中看到过它）。他同形影不离的妻子坐在宿营车里越过伏尔加和乌拉尔，一会儿往东，一会儿往西。在这个宿营车里，他的儿子尤里，生于一九一七，革命的同龄人，度过了自己最初的几年。
从那遥远的时候起，他的父亲在列宁格勒定居下来，在军事学院教书，生活条件优裕，又有名气，儿子也在指挥人员学校毕丁业。芬兰战争时期，尤里争着要去为祖国打仗，但父亲的朋友们把他安插在集团军司令部里当副官。尤里尽管没有爬向芬兰的地堡群、没有在侦察中陷入包围、没有在狙击手的子弹下趴在雪地里挨冻，但红旗勋章——不是别的什么东西！——端端正正地别到了他的制服上。他就这样结束了芬兰战争，认为它是正义的，认为自己也在战争中出了力。
但是，在下一个战争中他就没能这么顺利了。尤里能讲一口流利的德语，让他穿上被俘德国军官的制服，带上他的证件，派去进行侦察。他完成了任务，为返回部队而换上了苏军制服（从死人身上扒下来的），可这时自己又当了德军的俘虏。他被送到了维尔纽斯郊区的军官集中营。
在每个人的生活中，都有一个对他整个的人——他的命运，他的信念，他的激情起决定作用的事件。这个集中营里的两年生活使尤里里里外外变了样。这个集中营的实况，既不能用现成字眼编造，也不能用三段论法搪塞—一在这个集中营里是应当死去的，如果没有死，就应当从中做出结论。
可以活下来的有营警——从俘虏中选任的营内警察。当然尤里没有去当营警。活下来的还有炊事员。翻译员也能活下来——德方搜罗这类人才。尤里的德语说得很好，但他没有露底。他懂得，当翻译就不得不出卖自己人。还可以去干挖坟的活儿来延缓自己的死亡，但那里用的是比他更结实更灵活的人。尤里自称是个美术家。确实，在他的多方面的家庭教育中也有绘画课。尤里油画画得不坏，只是因为想仿效他引以自豪的父亲，他才没有进美术专科学校。
在工棚里拨给了他与另一个老年画家（可惜不记得姓名）一个小单间，在那里，尤里为德国管理人员无偿地画画——“尼禄的盛宴”、“埃尔弗神的环舞”，给他送来吃的作为酬劳。被俘军官们从早上六点钟起就带着小饭锅站队等候领取一碗浑汤，营警用棍棒打他们，厨子用长柄勺子打他们——而这碗浑汤是不足以维持人的生命的。尤里从他们那个小单间的窗里每天黄昏所看到的，是他的画笔应当描绘的唯一的画面：傍晚的薄雾笼罩在沼泽旁的草地上，草地用带刺的铁丝网围起来，上面燃着许多篝火，篝火周围——过去是俄国军官现在是野兽的生物们在啃着死马骨头，烤着土豆皮做的饼子，拿马粪当烟抽，被虱子咬得不断地扭动身子。这些两足动物还没有都死光。他们也还没有都失掉了讲话的能力，从篝火的深红色的反光中可以看出，为时已晚的彻悟怎样透过他们那些向着尼安德特人“退化的脸。
难咽的苦水！尤里保全了生命，但生命本身对他已无足珍惜。他不是一个轻易同意忘却的人。不，他侥幸活下来了—一他就应当作出结论。
他们已经知道，各国俘虏中只有苏联俘虏这样活着，这样死去，——谁也没有比苏联俘虏遭遇更坏的，问题并不在于德国人，或者不光是在于德国人。甚至波兰人，甚至南斯拉夫人得到的待遇也要好得多，更不用说英国人、挪威人了——他们身边堆满了国际红十字会寄来的东西、家里寄来的东西，他们干脆不去领取德国的口粮。在几个集中营挨着的地方，盟军战俘出于善心把施舍物扔过铁丝网送给我们的人，我们的人一哄而上，象一群狗扑去抢骨头。
俄国人撑持了整个战争——而俄国人却得到这种命运。为什么会这样？
从不同的方面逐渐地得到了解释：苏联不承认旧俄在海牙战俘公约上的签字，那就是说，在战俘待遇方面不承担任何义务，也不要求保护被俘的本国人。苏联不承认国际红十字会。苏联不承认自己的昨天的士兵：在他们当了俘虏后给予支持，对苏联没有什么好处。
于是，热情洋溢的十月革命同龄人的心冷下来了。在工棚的小屋子里，他同那老年画家交锋、争吵（尤里很难理解，进行抵抗，而老头儿则一层一层地揭开）。这是怎么回事？——斯大林？但是把一切都算在斯大林一个人帐上、算在他那两只短手的帐上不太多了吗？结论只做一半——等于没有做。那其余的人呢？斯大林左右的、下面的、祖国各地的——总的说祖国允许用她的名义讲话的那些人们呢？
如果母亲把我们卖给了吉普赛人，或者更坏些，扔给了野狗，那该怎么办才对呢？难道依然把她当母亲吗？如果妻子上窑子去卖淫——难道我们还忠贞不渝地同她结合在一起吗？背叛了自己士兵的祖国——难道这还是祖国吗？……尤里彻头彻尾地变了！他曾非常钦佩父亲——而现在却诅咒他！他第一次想到，他的父亲实质上背叛了自己对培育了他的那个军队的誓词，——背叛了，为了去建立现在这个出卖了自己士兵的制度。尤里为什么要以誓词同这个出卖人的制度相联系呢？
当一九四三年春天第一批白俄罗斯“兵团”的招募人员到集中营来的时候，——有的人为了免于饿死应募去了，而叶夫图霍维奇则是抱着坚定的决心和明确的认识去的。但他在，团里没有呆多久：皮之不存，毛何足惜。他现在已经不隐瞒他通晓德语了，不久来了一个头头——一个奉命建立一所军事间谍速成学校的家住卡塞尔市郊的德国人，任用了尤里为自己的主要助手。这样就开始了尤里未预见到的堕落，开始违背初衷。尤里满怀解放祖国的热望——却被派去训练间谍——德国人有自己的计划。而界限在什么地方呢？……到哪儿为止就不可再往前走了呢？尤里成了德军的中尉。他现在穿着德国制服在德国往来，他到过柏林，访问过俄国的流亡者，读到了从前读不到的布宁、纳博科夫、阿尔丹诺夫、安菲捷阿特罗夫的作品……尤里满以为所有这些人的作品、满以为布宁的作品每页都是俄罗斯今日的创伤。但他们是怎么啦？他们把自己享有的无可估价的自由浪费到什么上头了？又是女人的肉体、情欲的爆发、落日的余辉、贵族头部的美、陈年的笑话。看他们写出的东西，好象俄国从未发生过革命或者他们太没有能力谈这件事。他们让俄国的青年们自己去找寻生活的方位。尤里就这样上下求索，急于看到，急于知道，同时照俄国的老传统越来越经常越来越深地把自己的矛盾惶遽沉浸到伏特加酒中去。
他们的间谍学校是怎么回事呢？当然根本不能算个正式的间谍学校。在六个月里只能教会学员跳伞技术、爆破作业和使用电台。对他们也并不太相信。把他们派遣出去是为了张扬对俄国人的信任。而对于那些奄奄待毙无人问津的俄国战俘来说，这些学校，照尤里的意见，倒是一条很好的出路：小伙子们在这里可以吃饱喝足，穿上暖和的新衣服，而且所有的口袋里还装满苏联货币。学员们（以及教员们）做出一切将如此这般的样子：他们将在苏联后方制探情报，炸毁指定目标，用无线电密码进行联系，然后回来。而他们经过一下这个学校只是为了逃脱死亡和俘虏生活，他们想活下去，但不能以在前线向自己人开枪作为代价。
我们的侦查机关当然不接受这种理由。有了大写字母罪名的家属在苏联后方本来就活得够好，他们还有什么权利想活下去呢？这些小伙子不肯拿起德国卡宾枪这个事实，也根本不承认有什么意义。他们玩的一场间谍游戏，被安上最重的五十八条6，还加上进行破坏的图谋。这就是说：一直关到断气。
他们通过战线之后，他们的自由选择就取决于他们的习性与认识。梯思梯和无线电台，他们全都马上扔掉。不同的只是：立即就向当局投诚（像我在集团军反间谍机关里所见到的那个翘鼻头的“间谍”那样），或者先用白得的钱来吃喝玩乐一番。只是谁也没有经过战线再回到德国人那里去。
突然，在一九四五年新年前夕，一个勇敢的小伙子回来了，并报告说任务已经完成（你去核实吧！）。这是不寻常的。头头确信他是“死灭尔施”打发回来的，决定把他毙了。（忠于职守的间谍的命运！）但尤里坚持说，相反地应当奖励他并在学员面前抬高他的地位。归来的间谍请尤里一起喝酒，那人喝得脸通红，隔着桌子弯过身来向他吐露了真情：“尤里·尼古拉耶维奇！苏联指挥部答应原谅您，如果您自己马上投到我们那边去、”
尤里浑身战栗起来。一股暖流化开了已经硬如铁石、枯若死灰的心。祖国？该诅咒的、不公正的但仍然是那么亲爱的祖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