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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了自由后，法斯坚科和他的同志们当即投入了革命活动。在一九0六年，法斯坚科得到了八年苦役刑，那就是：四年戴镣铐和四年流放。头四年他在塞瓦斯托波尔中心监狱服刑，那里，在他目睹之下，正好发生了一次大规模的越狱，这次越狱是各革命政党——社会革命党人、无政府主义者和社会民主党人——合作从外面组织的。用炸弹在监狱墙壁上爆破开一个可供一名骑马者出入的缺口，于是二十名左右的囚犯（不是谁想出去就出去，只是那些由本党批准越狱的人才能出去，他们事先在监狱中就通过某些看守配备了手枪），蜂拥至缺口处，除了一个以外都逃走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指示阿纳托里·法斯坚科不越狱，而是去转移看守的注意力，并制造混乱。
可是在叶尼塞的流放中他没有呆多久。把他所讲的（还有其他幸存者所讲的）情形，和我国革命者曾经成百成百地从流放地逃跑并且更多地是跑到国外这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摆在一起，便可得出一个结论，只有懒汉才不从沙皇的流放地逃跑，因为这是那么简单。法斯坚科“逃跑了”，就是说。没有身份证随随便便离开了流放地点。他到了海参崴，指望通过某个熟人关系在那里坐上轮船。但不知为什么没有成功。于是，他照旧没有身份证，放心地坐火车穿过整个俄罗斯母亲到了乌克兰，在那里成了布尔什维克地下工作者，在那里他又被捕入狱。从外面给他送来了一张别人的护照，于是他便向奥地利边界出发。这个图谋是那么不受威胁，而法斯坚科又是那么不感到自己后面有追捕的气息，以致他表现出了惊人的疏忽大意：到达了边境并且已经向警察官员交出了护照以后，他突然发现，没有记住自己的新姓名！怎么办呢？旅客约有四十来人，官员已经开始喊姓名了。法斯坚科灵机一动：装成睡觉的样子。他听到，所有的护照都已经分发完了，已经有几次喊到马卡罗夫这个姓名，但这时还不能断定马卡罗夫就是他。最后，帝制的保卫者向这位地下工作者俯下身去，有礼貌地碰了他一下肩膀说：“马卡罗夫先生！马卡罗夫先生！您的护照，请拿走！”
法斯坚科到了巴黎。他在那里认识了列宁、卢那察尔斯基，在隆瑞莫的党校里担任了总务工作。同时他学法语，熟悉环境—一这时产生了多走一些地方，看看这个世界的念头。在大战前，他到了加拿大，在那里当了一名工人，他也在美国住过。这些国家自由自在的稳定生活使法斯坚科感到吃惊：他得出结论，那里永远也不会发生任何无产阶级革命，甚至推论出，那里也未必需要这种革命。
而这里，在俄国，却发生了——比预期的早——盼望已久的革命，于是大家都回来了，接着又发生了一次革命。法斯坚科内心已经感觉不到先前的对这些革命的激情。但是，服从着那个驱使候鸟迁飞的规律，他仍是回来了。
在法斯坚科之后，他在加拿大的一个熟人—一逃到加拿大并在那里成了富裕农场主的前波将金号水手，随即也回到了祖国。这个波将金号水手卖光了自己的农场和牲口，带着钱，带着一部崭新的拖拉机到了故乡，帮助建设那梦寐以求的社会主义。他参加了最早的一个公社，交出了拖拉机。这部拖拉机，谁想使用就去使用，想怎么使用就怎么使用，很快就搞坏了。至于波将金号水手自己所看到的一切，根本不是他二十年来所想象的。发号施令的是一些本不应有权发号施令的人；下令做的事，对一个勤勉的农场主来说是荒诞不经的。而且，他身体也瘦了，衣服也穿破了，换成卢布纸币的加拿大金元也所剩无几了。他恳求放他全家出国去。他越过国境时不比当初从“波将金号”上逃出去时富一些。他依然像当年那样作为一名水手横渡了大洋（没有钱买船票），而在加拿大又再次作为一名雇工开始了生活。
法斯坚科身上的许多东西我这时还不能理解。对我说来，他这个人最主要的和最不平常的事情莫过于他本人认识列宁，而他自己回忆起这事来却颇为冷淡（我当时的情绪是这样的：如果监室中某人对法斯坚科只称父名而不同时称名，譬如随随便便说：“伊里奇，今天该你倒马桶吧！”我便激怒、生气，我感到这是一种亵渎行为，而且问题还不仅在于把这句话连在一起说，一般地说，除了地球上唯一的一个人以外，无论把什么人称为伊里奇，都是大不敬的行为！）。因为这种缘故，法斯坚科也还不能像他愿意地那样向我说明很多东西。
他明明白白地对我说：“不要给自己制造偶像！”而我却不理解。
看到我那种兴奋情绪，他执意地反复对我说：“你是个搞数学的。你不该忘了笛卡儿的话：‘怀疑一切！怀疑一切！’”“一切？”——一这怎么行呢？总不能是一切吧！我觉得我本来就已经怀疑得够了，够多了！
他还说：“老政治苦役犯几乎已经没有剩下的了。我是属于最后的几个人。老政治苦役犯全被消灭了。早在三十年代就解散了我们的协会。”“为什么呢？”“为了使我们不能聚会，不能讨论。”虽然这些用平静的语调说出来的普通的言词本应具有感天动地的力量，而我却把它们理解为斯大林的又一被暴行。沉重的事实，但是——没有根源。
我们耳朵听到的东西并不能都进入意识，这是毫无疑问的。太不合乎我们情绪的东西就会消失——或是在听的时候，或是在听了以后，但总是会消失。虽然我对法斯坚科所讲的许多故事记得清清楚楚——但他的议论在我的记忆中却模糊不清。他告诉我一些书名，恳切地劝我出去以后找来读读。他自己因为年龄和健康的缘故已经不指望活着出去了，希望我将来能掌握那些思想，他就满意了。当时不可能做记录，要凭脑子记，可是监狱生活中要记的事太多了，但是接近我当时口味的一些名字，我是记住了：高尔基的《不合时宜的想法》（我当时很推崇高尔基！因为他是一个无产阶级作家，所以就高出所有的俄国古典作家）和普列汉诺夫的《在祖国的一年》。
当他回到俄罗斯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的时候，出于对地下工作的旧功劳的尊敬，曾大力提拔他，他本可以占据重要职位，——但是他不要，而在《真理报》出版社里担任了一个小小的职务，后来又担任了一个更小的职务，调到“莫斯科市容设计”托拉斯，在那里做着完全不引人注目的工作。
我感到奇怪：为什么要走这条躲躲闪闪的路？他含混地回答：“老狗已经养不成套链条的习惯。”
法斯坚科明白已经不可能有所所为，便只求能像个人那样苟全性命。他已经退休领取微薄的养老金（完全不是个人特定养老金，因为那会引人想起他同许多被处决者关系接近）——他本可这样拖到一九五三年。但倒霉的是，他同寓所的一个邻居，整日醉醺醺的放荡作家工·索洛维约夫一起被捕了，因为他喝碎了酒在某处夸口说有手枪。有手枪就足以构成恐怖行为，而这个具有老社会民主党经历的法斯坚科就已然是一个惟妙惟肖的恐怖分子。侦查员现在果然给他铆上恐怖行为，当然，一并捎带上为法国和加拿大的特务机关服务等罪名，自然还充当过沙皇保安局的情报员。在一九四五年，吃得饱饱的侦查员，拿着充裕的工资，完全郑重其事地翻阅了各省宪兵局的档案，并写了关于一九0三年秘密工作化名、暗号、接头地点和会议的完全郑重其事的审讯笔录。
老伴儿（他们没有子女）按许可每隔十天给阿纳托里一，伊里奇递送一次她能弄到的食物：一块三百克重的黑面包（它是在集市上买的，每公斤价值一百卢布！）加上十来个煮熟了剥了皮的（在搜查时还被锥子戳穿了的）土豆。看到这些贫乏的——真正是神圣的——食物，不禁使人心肝俱裂。
这就是一个人的正直和怀疑的六十三年所得到的全部报偿。
我们监室里有四张床，中间留下了一条放着桌子的窄过道。但在我进来后过了几天，又给我们添进第五个人，横放了一张床。
新犯人是起床前一小时带进来的，这是最甜蜜的休息脑子的时刻，因此我们中间的三个人都没有抬起头来，只有克拉马连科下了床，想弄到点烟叶子（也许还能给侦查员弄到点材料）。他们开始耳语起来，我们努力不去听他们，但要不把新来者的耳语分别出来是木可能的：它是那么响、惊惶、紧张，甚至接近于号哭，可以明白，一桩不寻常的痛苦进入了我们的监室。新来人问，被枪决的人多吗？我没有转过头去，但终究还是嘘了嘘他们，叫他们声音放低点。
当我们按起床时间一齐跳起来的时候（睡过头有关禁闭室的危险），我们看到了——个将军。就是说，他并没有任何等级标志，甚至没有撕下或拧下的痕迹，也没有领章——但高级料子的制服，柔软的军大衣，还有整个体态和面孔！——不，这是一个毫无疑问的将军，标准的将军，甚至必定是一个大将军，而不是什么少将之类。他个子不高，身材结实，躯体很宽，肩膀也宽，脸则相当胖，但这种饱食所致的肥胖，没有赋予他以容易接近的温厚感，而使他具有身份重要、属于高级阶层的特征。他的脸部的前端——诚然，不是脸的上半部而是下半部——是一个叭喇狗式的下颌，这里集中表现着他的毅力、意志和权力欲，这些特性使他刚到中年就已升到了这样的官位。
开始互相介绍，原来泽…夫实际上比看上去还要年轻，他今年刚要满三十六岁（“如果不被枪毙掉”）。而更加令人惊奇的是，他并不是什么将军，甚至也不是上校，并且根本不是军人，而是个工程师！
工程师？！我正好是在工程界人士的环境里教育出来的，我清楚记得二十年代的工程师：他们的光彩照人的智慧，他们信手拈来无伤大雅的幽默，他们思想的灵活和宽广，能够毫不费力地从一种工程专业进入另一专业，或者一般地从技术领域转入社会，转入艺术。然后——是有教养的举止、趣味的细腻；没有秽语的条理分明的流畅动听的辞令；一个——稍稍搞点音乐；另一个—一稍稍搞点绘画；他们所有的人的脸上总是带着精神丰富的印记。
从三十年代初期起，我失掉了同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