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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消灭，而且不见减少。岂止如此呢，近些年来甚至不再向我们许诺要消灭犯罪现象了。三十年代确实许诺过：快了，快了，再过几年就行了！现在呢，不再许诺了。
我国的“法律”是强大而旋转变化自如的。它不同于地球上一切称为“法律”的东西。
思想糊涂的古罗马人想出过一条原则，说什么“法律没有溯及既往的效力”。可是，我们国家的“法律”却有回溯效力！古老的反动谚语说什么“法律是不能往回写的”。可是，我们国家的“法律”就可以往回写！如果说（最高苏维埃）刚刚颁布了一道新时兴的法令，而“法律”当局很想把它适用于那些在此之前被捕的人们的话，那有什么呢，满可以适用嘛！对于买卖外币的人和贪污受贿的人就是这样办的：地方当局，例如基辅市，把名单送到莫斯科来请求在名单上标出记号，应该对哪些人适用回溯效力（需要延长刑期或需要凑足“吃九克”的人数）。莫斯科也就标出了。回溯效力适用了。
还有一点，就是我国的“法律”能够预见到将来。按常理说，在开庭审判之前谁也不可能知道审判将怎样进行以及会作出什么样的判决。可是，不，你看，苏联的《社会主义法制》杂志就在法院开庭审判之前把审判经过和判决全都登出来了。杂志社怎么猜中的？那你去问他们自己吧……
苏联总检察署的机关刊物《社会主义法制》一九六二年一月份第一期。这期杂志是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付印的。可是在该期第七三一七四页上却登载着格里戈里耶夫（格鲁兹德）的一篇题为《法西斯刽子手》的文章。文章报道了在塔尔图市举行的对爱沙尼亚战犯进行的公审过程。记者描述了询问证人的情况、摆在审判席上的物证、对被告人的审讯（“杀人犯厚颜无耻地回答说……”）、旁听席上的反应和检察长的发言。最后，他报道说，对被告宣判了死刑。事实上这一切钻正是这样发生的，只不过是发生在一九六二年一月十六日（见一九六二年一月十七日《真理报》），而这时杂志早已印好并且出售了。（这是因为开庭时间推迟了，没有及时通知杂志编辑部撤稿。这位记者为此被判处强迫劳动一年。）
而且我国的“法律”也不知道有一种所谓“伪证罪”。它根本不认为作伪证是犯罪。我们中间有一支庞大的、专作伪证者的大军，这些人过着逍遥自在的日子，进入应该受到尊敬的老年期，在金色的黄昏中消闲纳福。整个世界上，整个人类历史中，只有我国对伪证者关怀备至！
我国的“法律”也从来不惩处杀人犯审判员和杀人犯检察长。他们都受到尊敬并担任着原来的职务，而且还要工作很久，然后才光荣而尊贵地去度过晚年。
还不能不允许我国“法律”有所摇摆和发生急剧的转变，因为这些都是人们激动的脑海中时隐时现的创造性思维所固有的特点。一忽儿法律转向一个极端：这一年必须大大降低犯罪率！要少逮捕人！少判罪！被判刑人可以“交保释放”！随后，它又转向另一极端。坏人还没有被全部抓起来！不能搞“交保释放”这一套！应该更严格地管理！判刑太宽！处决那些坏蛋！
但是，尽管遭到风暴的多次袭击，我国这只“法律”航船依然在庄重、威严而平稳地航行着。最高法院的法官和高级的检察长们是富有经验的，这些风浪打击对他们来说不过是区区小事。他们召开几次全体会议，发出自己的指示，于是，每一个新的、极其荒唐的方向性转变就都会被解释成是群众早已盼望的、是我国整个历史发展已经准备好条件而势在必行的、是那“唯一正确的学说”所早已预言过的。
我们的“法律”航船时刻准备着应付各种摇摆和转折。如果明天一声令下，说必须再把意识形态不对头的人抓几百万关起来，必须再次流放整个民族（原先被流放过的民族或者别的民族），或者必须流放整个发生暴动的城市，或者必须再给囚犯们挂上四块号码布，即使如此，这只航船的巨大船体也几乎不会颤动一下，它的船舶也绝不会倾斜。
这样，就只剩下诗人杰尔查文“的诗句了，不过，对于这句话也只有亲身体验过的人才能真正有所理解，即：
“不公正的法律甚于抢劫。”
剩下来的也就是这一点。只有这一点保留下来了，仍然像斯大林在世时一样，仍然像本书所描写的所有年代一样。《基础》、《法令》、《法律条文》颁布了许多，印刷了许多，有的互相一致，有的互相矛盾，但是，我国整个国家生活并不是依靠这些东西运转的，也不是依据它们逮捕人的，更不是遵照它们进行审判和专家鉴定的。只有在极少数情况下（有百分之十五吗？），只有在侦查和审讯的对象既不涉及国家利益，也不关系指导思想，而且不影响某官员的个人利益和安静生活的情况下，司法人员才享有按照问题实质认真进行裁决的优惠条件，无须住什么地方挂电话，无须清什么人作指示。在其余所有情况下，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不论是刑事案件还是民事案件，都无疑会触及某些人的重要个人利益——集体农庄主席的、村苏维埃主席的、车间主任的、工厂厂长的、房管所主任的、区段民警的、派出所所长或特派员的、主任医师的、主任经济师的、局长和司长们的、特别科科长和干部科长们的、区委书记和州委书记们以及再上级、再上级的什么人的个人利益。在所有这些情况下，电话便从一个安静的办公室打到另一个办公室，谈话的声音不高、慢条斯理、语气和善，人们会向你提出建议，纠正你。引导你——告诉你应该怎样处理这个看来是小人物的案件，因为这个小人物身上有小人物所无法知道也无法理解的、比他高得多的人们的利益和想法错综地交织在一起。可是，那些轻信报纸的一般读者对此一无所知，他来到法庭上，抑制不住为真理而剧烈跳动的心、面对着审判员们一张张睡眼惺忪的面孔热情地、激动地陈述着自己准备好的合理而周密的论据，他根本不会想到案件的判决书早已写好，而且没有上诉机关，没有时间和途径让你去纠正这险恶的、自私的判决，纠正这利剑般穿透你胸膛的不公正判决。
你所面对的只是一堵墙。这堵墙上的砖是用谎言的灰浆粘结在一起的。
我们起初把这一章题为《今天的法律》。但是，确切地说，应该把它题为《没有法律》！
依然是那同样诡谲的隐秘性和暗无天日的不公正充满着我国的空气，笼罩在城市上空，它比城市烟筒冒出的黑烟还要浓。
一个用钢箍紧紧箍在一起的巨大国家矗立在世界上已经是第二个半世纪了，有的只是钢箍，但是没有法律。
后记
本书原不应由我独自撰写。最好是由熟悉情况的人分别撰写各有关章节，然后在编辑委员会上互相补充，共同修改定稿。
但是，能够这样作的时刻还没有到来。我也曾向某些人提议，由他们撰写个别章节，他们没有答应，而只代之以口头叙述，或者把书面材料交给我，供我选用。我还向瓦尔拉姆·沙拉莫夫提议过共同编写全书，他也推辞了。
按理，应该设一间办公室。应该在报纸上，或者通过电台，发表广告（“请踊跃响应！”），能够有公开的私人信函往来，就像写布列斯特要塞的情况时那样。
但是，我不仅没有可能这样铺开工作，反而不得不把自己的构思、信件、材料等等全部隐藏起来，分散到各处，对一切都严守秘密。甚至在写这本书时我还不得不装作正在从事别的工作。
我多少次提笔写它，又多少次搁笔了。因为有一个问题我一直没有找到答案；到底需不需要由我独自来写这样一本书？我的力量能坚持到什么程度？但是，当我看到在已经搜集的材料之外又有许多囚犯从全国各地纷纷写信给我的时候，我明白了：既然此事注定要由我来作，那我就有义务去完成它。
必须说明：这一整本书，包括它的每一部，一次也没有同时放在同一张书桌上过！在《群岛》的撰写工作最繁忙的时候，一九六五年九月，我的文件柜遭到摧毁，我的一部小说“被没收了。这时，我只得把已经脱稿的《群岛》的各部以及为其它部分准备好的材料分散到各地去。从此全书就再也没有集中到一起，因为我怕冒险，何况书里面提到许多人的真实姓名。后来，我总是抄下一张备忘单，写明应该在什么地方核实什么材料，到什么地方去删掉什么，然后带着这张清单从一处辗转到另一处进行工作。是啊，这种惶惶不安的状态和文字加工不足的情况也正是我国的受迫害的文学所具有的确切特征。只好请读者接受这样一本书了。
我停止了本书的写作并不是我认为本书已经完成，而只是因为我自己再没有更多的精力写它了。
我不仅请求读者宽恕这一点，而且我要大声呼吁：时机一到，一旦有可能，就请幸存的朋友们，熟悉情况的朋友们集会到一起，写出有关此书的评论和注释来；需要的话，就修改它，需要增加的地方就请增加（当然不能堆砌，类似之处可不必重复）。到那时，本书才可以说是完成了。愿上帝保佑你们！
即使是现在这样一本书，我能够安全完稿也使我十分惊奇。我曾经想过多少次；不会让我写完它的。
我结束本书的时间正是一个具有纪念意义的、具有双重纪念意义的年头（这两个周年纪念也算是互相有联系的），即：建立了古拉格群岛的革命取得胜利五十周年和发明铁丝网（一八六七年）一百周年。
这第二个周年纪念想必不会为人们所留意……
1958．4．27－1967．2。22
于梁赞市一隐居地
写在后记之后
当时我很匆忙，因为预计我写给作家代表大会的那封信引起的爆炸即使不把我毁掉，至少也将使我失掉写作自由和接触自己手稿的可能性。没想到，信不但没有使我被捕，反而使我的地位像磐石般稳固了。这时我才认识到：我有责任，也有可能把本书写完，修改完。
现在，已有少数朋友看过它的原稿。他们帮助我发现了一些重大缺点。我未敢在更广泛的范围内征求对本书的意见，即使将来会出现这种可能性，那对我来说恐怕也已经晚了。
在这一年中，我作了可能作到的一切，总算把它完成了。请读者不要责备我写得不全面吧，因为补充是没有止境的。而每个稍微接触过一些事实或进行过思索的人都可能增添一点什么，有时甚至会增添某些珍贵的东西。但是，容量是有它自身的规律的。当容量已达到极限时，即使再挤进几个小粒也会引起整个岩石的崩裂。
至于我描写得不够成功之处，有些地方可能重复或显得松散或不当，只好请读者谅解了。要知道，即使是这一年，也并不是安静地度过的，而最后几个月的情况更是像大地和书桌都在燃烧似的。甚至在进行这最后的编辑加工时，我还是一次也没有看到过全书手稿合在一起，没有在同一张书桌上放过全书。
有些人帮助了我。没有他们，本书不可能完成，不可能传阅，不可能保存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