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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尽量不露破绽，这些作者也不得不在自己画的布景上多少添上几笔真实的细节。于是，阿尔丹一谢苗诺夫描写押解士兵把囚犯来到的金子攫为己有，谁不给就收拾谁，全然不把制度和法律放在眼里；大部囚犯在零下五十三度的严寒中工作；小偷们在劳改营里享清福；青霉素等药品被头头们扣下来。而季亚科夫则描写了押送士兵的粗暴；他写道，有一次，在泰谢特火车站上，因为没有来得及摘下囚犯身上的号码，其他乘客得知后便纷纷把食物和香烟扔给囚犯们，而押运的士兵则把这些东西抢走；他还描述了节日前的严格搜查。
但是，作者们完全是为了取得读者信任才花费这些笔墨的。
至于他们的主要目的，评论家们已经说得很清楚：
“在《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里，警卫人员几乎全是野兽。而季亚科夫的小说则表明，警卫人员中也有不少人在痛苦地进行着思索。”（不过，什么也没有“思索”出来。）
“季亚科夫把生活中的无情的真实保留下来了……对这位作家来说，劳改营里的无法无天只是一种……背景（！），主要的是他表明了苏维埃人在肆虐的暴政面前没有低头……季亚科夫也看到了一些诚实的契卡人员，他们在建立功勋，是的，正是在建立功勋！”
（这“功勋”就是把共产党员们安置在好位置上。同时，作家也在因犯——共产党员科诺科京身上看到了这种“功勋”，这个人“尽管受到无理判决和凌辱……失掉了自由……但仍继续从事他的药剂师的工作！”他的功勋就在于：不给人以借口把他赶出卫生所，不去干一般劳动。）
季亚科夫的小说怎样结尾的呢？请听：“一切令人沉痛的东西都已成为过去，”（他是无须怀念死者的）“一切美好的东西又都回来了。”“什么也没有被剥夺。”
阿尔丹一谢苗诺夫则说：“尽管发生了这一切，但我们并不感到委屈。”光荣归于党！正是党消灭了劳改营嘛！（可说是诗一般的结尾了！）
不，难道党把劳改营消灭了吗？……没有留下点什么吗？再说，这些劳改营到底是谁建立的？……对此他们就绝口不谈了。
在贝利亚时期究竟存在不存在苏维埃政权？怎么出现了这种事？掌权的是人民，而人民竟然容许对人民实行这样暴虐的统治？
这些作者是无须考虑自己那份口粮的，他们也不必劳动，而只是专门在那里思索着深奥问题。那就请你们回答一下吧！
但他们不吭声，一片沉寂……
这就行了。裂缝上的窟窿已经堵塞住了，涂上了颜色（戈尔巴托夫将军还给它涂上了一层颜色）。这样就可以说场上根本没有出现过窟窿。至于古拉格群岛本身，即使它出现过，那也是虚幻的、不再实的、微不足道的、不值得注意的。
还需要别的吗？为了预防万一，还可以由新闻记者们再来修饰一下。于是，尽心尽力的（除了文学之外什么也不放过的）《文学报》使委派米哈伊尔·别列斯京斯基到叶尔采沃车站去了。原来这个人也是有过坐牢体验的。可是他为群岛上的新统治者所深深感动了！他说：“简直无法想象今天管理着劳动改造机关和监禁场所的人们！他们同沃尔科伏依毫无共同之处……现在管理着这些地方的是一些真正的共产党员；他们严厉，但是心地善良，为人公正。当然，不能把他们想象成无翼的天使—…·收种看法显然还是存在的……——作者注）铁丝网和岗楼，很遗憾，目前还是需要的。但是军官们高兴地介绍说：“‘人员’补充是越来越少了。”他们高兴什么呢？是因为担心工作维持不到退休年龄而不得不调换岗位吗？）
现在剩下的古拉格群岛只是很小的，袖珍式的。但它是十分需要的。何况连它也像冰块那样正在融化掉呢。
堵塞工作已经完成了。但是，看来还有一些热心的人拿着瓦刀、排笔，提着满满的灰浆桶往脚手架上爬来。
于是，只好对这些人喊叫：
“去！回去！根本不许再提起这件事！要干净、彻底他忘掉它！没有过什么古拉格群岛！无论好的坏的，都根本没有存在过！绝对不许再提它！忘掉！”
总之，他们最初的对策是忙忙乱乱地扑扇翅膀。
第二步是彻底牢固地修补裂缝。
第三步对策是忘却。
外界了解古拉格群岛的权利又回到原先的、一九五三年的状态，即毫无所知。
现在，任何一个文学工作者又可以放心大胆地描写改造刑事犯的“佳话”了。或者，又可以去拍摄军犬拼命地向火扑去，把他撕裂的影片了。
一切都应该做得像大墙上根本没有出现过裂缝那样。
而被诸如此类的忽左忽右的摇摆弄得晕头转向的、疲惫的青年们，也就只好对这一切都把手一摆，置之不理，心里说；大概也不曾有过什么“个人迷信”吧，不曾有过什么恶梦般的恐怖吧，也许这些全都照例是一派胡扯？1于是，他们就跳舞去了。
俗话说得好：打你时，你就拼命叫；打完之后。再叫也没人相信了。
赫鲁晓夫抹着眼泪批准出版《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的时候，他坚信。那里讲的全是斯大林时期的事，在他赫鲁晓夫的政拉下没有这些东西。
同样，特瓦尔多夫斯基在为该书得到最高当局批准而奔走的时候，他也是真诚地相信：书中讲的全是过去的事，这一切都永远地过去了。
是的，对于特瓦尔多夫斯基是可以原谅的，因为他所接触的整个首都舆论界当时确实是这样看待生活的：现在解冻的时期来到了，看，现在不再抓人了，已经开过两次净化性的党代表大会，许多一直杳如黄鹤的人们也回家来了，而且人数很可观！粉红色的、美丽的、恢复名誉的烟雾把整个古拉格群岛笼罩住，使它完全隐入迷雾中了。
但是，我呢？我自己呢？！我不是也受到了这种影响吗！而对我来说这就是不能原谅的了！要知道，我当时并不是要欺骗特瓦尔多夫斯基的呀！我也曾真诚地相信我拿给他的小说里讲的……全是过去！莫非我的舌头忘掉了烂菜汤的滋味？可我确曾发誓永不忘记它的呀！难道我还没有彻底认清那些养狗人的本性？可我在决心成为古拉格群岛文编纂者的时候，是自信已经认识到古拉格群岛是我们这个国家本身的产物并为这个国家所需要的呀！“事情容易记不清，好了疮疤忘了疼”？我可是确曾坚信自己绝不会受这条规律支配的呀！
但是，我竟然忘了疼！竟然落入了陷阱！竟然信以为真了……我也相信了宗主国的慈善。相信往后自己的新生活会是顺遂的。加之当时从那里回来的一些朋友们的谈话，都说确实缓和了，似乎是制度放松了！说是正在不断释放人！营区一个个关闭了！内务部也在精减人员……
不！我们都是尘芥我们是受尘芥规律支配的。任何分量的痛苦都不足以使我们学会永远感受到共同的痛苦。而只要我们一天不超脱这种尘芥状态，地球上的任何制度都不可能变得公正，不管采取民主制度的形式。还是独裁制度的形式。
正因为这样，我收到那第三类来信，即现在的囚犯们寄来的信件时，就难免感到有些意外了，尽管这种来信才是最最理所当然的，才是本来应该首先期待的。
这是些用秀铅笔头写在揉皱了的纸片上的信，信封则是随手抓到的一张什么纸作成的，信封上的字往往是外界的自由人代写的，也就是说，信是从“小道”投递出来的。今天的古拉格群岛通过这些信向我提出了它的反驳意见，甚至表达了它对我的愤怒。
这些信件也同样汇成了一片共同的喊声。不过，这个声音是在问：“那么我们呢！！？？”
要知道，报刊上围绕我的那部小说掀起的一片鼓噪，是千方百计地适应狱外世界和国外的需要的，其总的调子是：“曾经发生过这类事，但这一切永远不会重演了。”
正因为这样，囚犯们便叫喊起来了：我们今天还被关在里面呀I条件还和原先一样，怎么能说不会重演了呢？！
各地的囚犯来信异口同声地说：“从伊万·杰尼索维奇的时候起到现在，什么都没有改变！”
“囚犯读了您的小说，感到痛苦和委屈，因为现在一切仍旧是老样子。”
“既然斯大林时期颁布的判处二十五年徒刑的各种法律依然有效，那么到底什么东西改变了呢？”
“既然我们今天又在无辜坐牢，那么现在又是在搞谁的‘个人迷信’呢？”
“我们被藏在黑色烟雾中，谁也看不见我们。”
“为什么沃尔科伏依这类人至今仍然逍遥法外？……他们还在担任着我们的教育员呢！”
“从微末的看守到劳改营管理局的长官，全部同劳改营的存在有切身利害关系。看守人及为了罗织罪名、编造决定，便到处吹毛求疵，行动人员任意涂改囚犯们的案情材料……我们这些被判刑二十五年的人们就像是奶油甜面包，喂肥了那些生来就该教训我们的、少廉寡耻的德行家们。当初的印第安人和黑人在殖民者眼里也都不完全是人，我们现在不是一样吗？要想动员社会舆论起来反对我们。那是十分容易的，只须写上一篇《铁窗里面的人》之类的文章就足够了……第二天人们就会集会游行，要求把我们扔进炉里烧死。”
对。的确是这样。
“您采取的立场正是起了他们的后卫部队的作用！”——瓦尼亚·阿列克谢耶夫的这句话，对我来说，更是有如晴天霹雳。
所有这些来信都使我这个自命不凡的人认识到自己愧对所有的人：确实怪我这十年来丧失了对古拉格群岛的痛切感。
对于他们，对于这些今天的囚犯来说，“我的那本小说如果没有下文，如果我不继续把他们的情况也说说，那本书就不成其为书，那里所写的真实也就不成其为真实了。必须把它说出来。说出来是为了求得改变！如果只是说说，不谈实质问题，不能使人有所作为，那么这种话有什么用？那不是无异于僻乡黑夜里远方的犬吠声吗？
（我愿意把我这种议论献给我们那些现代派。告诉他们：我国人民向来是习惯于这样理解文学作品的，而且他们不会很快丢掉这种习惯。何况，难道应该丢掉它吗？）
于是，我清醒过来了。透过恢复名誉这层粉红色的芳香云雾，我又辨认出了庞大的、怪石嶙峋的古拉格群岛的真面目，看清了它那布满岗楼的灰色轮廓。
我们的社会状况酷似一个物理场。这个场的所有力线都从自由的一端引向暴政的一端。这些力线都十分稳定，它们像是深深嵌进去了、变成了化石，根本不可能使它们松动，不可能敲下或弄弯它们。任何进入这个场的电荷或物质都立即被轻易地吸向暴政那一端，简直不可能到达自由的一端，除非套上一万头公牛来拉。
今天，我那本小说早已被公开宣布为有害读物，认定它的出版是犯了错误（“这是唯意志论在文学中造成的恶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