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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恶性循环：没有户口找不到工作，没有工作就不给报户口。没有工作也就领不到粮食卡片。按规定，内务部有责任安置释放后的囚犯，但是坐过牢的人不知道这条规定，即使知道，也不敢根据这条去麻烦内务部，因为谁也怕再被关起来……
真是：人身获自由，终日泪交流。
我在罗斯托夫大学读书时，有一位很古怪的教授，叫H·A·特里福诺夫，他总是缩着脖子，经常处于紧张状态，十分胆小，人们千万别在走廊里招呼他。后来我们才知道：他坐过牢。在走廊里喊他一声，对他来说就像是行动人员的叫喊。
战后，罗斯托夫医学院有一位被释放回来的医生，他坚信自己不可避免地会再遭逮捕，不想等待下去；自杀了。体验过劳改营生活的人，了解这种生活的人，选择这条道路不足为奇。走这条路的痛苦并不更大些。
那些过早地获得释放的人是不幸的！阿维尼尔·鲍里索夫一九四六年获释后并没有去什么大城市，而是回到了自已故乡的农村。他从前的老朋友，同班同学们，在街之都尽量避开他，不愿意停下来同他打声招呼，（这些青年人不久前在前线作战时还都是无畏的战士呢！）实在躲不开时，就勉强应付两句，急急忙忙离去。任何人都没有问过他这些年是怎样度过的。（虽然大家关于古拉格群岛的情况似乎知道得并不比关于中非的情况更多，但却没有人问及。我们的自由社会如此训练有素，这一点我们的子孙们将来能够理解吗？）不过，终于有一位大学时期的老朋友邀请他了，请他晚上，天黑之后，到家里去喝杯菜。真是难得的友情！暖人心房啊！正是这种不明显的温暖才是融冰化雪所需要的，才是他鲍里索夫所需要的呢！他去了。闲谈中，阿维尼尔·鲍里索夫请他的朋友把相簿拿来看看，共同回忆一下过去。朋友拿出来了。这位朋友自己竟完全忘掉了自己曾……他惊奇地看到阿维尼尔突然站起来，不等茶炊里的茶煮好就匆匆离去了。是啊，阿维尼尔在相簿上看到：所有照片上自己的脸都被墨水抹黑了。鲍里索夫此时此地该作何感想呢？！
阿维尼尔·鲍里索夫的地位后来又有所升迁，他当了幼儿园的主任。这个幼儿园里收容的孩子中有一些阵亡战士的孤儿。当这些孩子听到另一些有钱干部的子女给主任起了个外号叫“管监狱的”，他们哭得十分伤心。（我们这里没有人会向孩子们解释：那些富有家庭的子女们的家长倒很可能是“管监狱的”，而阿维尼尔则是“的监狱的”。如果是上一世纪的俄罗斯人民，就绝不会如此缺乏对祖国语言的语感了！’）
又例如，阿·卡尔捷尔虽然也是犯第五十八条的，但在一九四三年由于肺结核病不能劳动而被劳改营除名了。他拿着一张“黑籍”公民证，在任何城市都不能落户口，到处找不到工作，疾病注定他将慢慢地死去，谁也不要他。这时，突然来了征兵委员会。急需兵员。＿很急。卡尔捷尔患的是开放性肺结核，可他却宣称自己很健康，心想：要完蛋就痛痛快快作为一个平等的人完蛋吧！他入伍了。他几乎一直服役到战争结束。只是后来在野战医院里“第三处”的眼睛才注意到他，他们发现了这个在战场上奋不顾身的战士……是“人民的敌人”。一九四九年已经决定名单，要重新逮捕他，多亏军事委员会里有几个好人救了他。
在斯大林时代，最好的释放就是走出劳改营大门之后立即留在原地参加劳动。当地的生产单位大都了解这些人，容易找到工作。而内务部的人在街上遇见时也认为这是他们已经检查过的，一般也不再找麻烦。
但是，并不尽然。一九三八年普罗霍罗夫、普斯托维尔从巴姆劳改营被释放后自愿留在原地，当了一名自由雇佣的工程师。行动科科长罗森布利特就对他说：
“你被释放了。但是你要记住，你总是走在钢丝上的。稍有差错，你就会再成为囚犯。为此甚至无须再经过审判。所以，你小心点儿！别以为你是什么又由公民了！”
这些留在劳改营附近的聪明囚犯把监狱看作自由的另一种形式而自愿选择了它。在某些荒凉边远地区，诸如内罗布和纳雷姆等地，至今还有几十万这样的人。即使再去坐牢，他们也不会觉得很难过，反正就在旁边嘛！
在科雷马一带则根本无须选择，因为这里全体群众都是被束缚在这里的——囚犯被释放的同时就得签署自愿的保证：今后继续留在原地劳动。（科雷马的人要取得进入“宗主国大陆”的批准书比得到释放还难。）例如，娜·维·苏罗夫采娃不幸满刑了。昨天她还在劳改营附设的儿童保育院劳动，那里暖和，可以吃饱。今大既已获得释放，那就得去地里劳动，因为没有别的工作。昨天她还肯定有一张床可睡，有份口粮可领，今天则不然：口粮不发了，住处没有了．她不得不睡在一所半倒塌的破房的朽烂地板上。（这是在科雷马呀！）幸亏儿童保育院的朋友们帮了忙：她们很长时间一直把自己节省下的口粮偷偷送给她这个自由人吃。苏罗夫采娃在谈到自己获释时的新感受时，说这是“自由状态的压迫”。后来，她才慢慢地能够自主了，甚至成了……房产主”！在这张照片上我们看到她傲然站立在自己的小房旁边。可是这种“房子”恐怕不是所有的狗都乐意钻进去的。
读者不要以为只是在边远的科雷马才这样。请看看沃尔库塔的典型工棚“临时民房”吧。这里面住的自由人还算是过得不错的，当然，他们从前都是因犯。
由此可见米·彼·雅库博维奇的释放形式还不能算是最坏的：把他“释放“到残废收容所（“吉洪诺夫之家”）去了，他在那里要继续受监督，仍旧无权到外地去。
鲁德科夫斯基释放后到处找不到工作。（他说。“我受的苦可不比在劳改营里少。”）因此只好到库斯塔奈地区去垦荒（“在那儿什么人都遇见过！”）。施维德在诺里尔斯克不管风雪多大都得去编组列车。耳朵聋了。后来便去当司炉，每天要工作十二小时。他去找社会救济机关要求救济，但他没有工作证件，人们只是耸耸肩膀说。“你提出证人来吧！”证人？我们的证人是海象……卡尔普尼奇在科雷马干了二十年、受尽折磨，得了病。当他快到六十岁被释放时，却由于不够“雇佣劳动二十五年以上”的工龄条件而得不到养老金。一个人在劳改营里呆的时间越久，他的病就越多，他的“工龄”就越短，得到养老金的希望也就越小。
要知道，我们国家里没有像英国的那神“刑满释放者救济协会”之类组织，这类旁门左道的机构在我国连想想都可低怕。＿人们给我写信说：“在劳改营里的日子是‘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出来之后是他的第二天”算了把！难道不是从那个时候起就升起了自由的太阳吗？不是向那些不幸的人们伸出了双手，告诉他们。“这一切永远不会重演了！”一鸣？甚至在党代表大会的讲台上似乎还流下了眼泪呀？！、茹科夫从科弗罗夫市写信来说：“我不是站起来了。而是跪着直起点身子来了。”．但是“我们身上始终挂着劳改犯的标签，只要有精简之类的事。我们当然首当其冲”。古洪诺夫写道；“给我恢复了名誉，现在我在研究所工作，可是总像还继续过着劳改营生活似的。踩在我们头上握有权力的还是当过劳改营头头的那些人。”波波夫说：“不管口头说过些什么，也不管纸上写了些什么，但只要同事们一听说我劳改过，就无意似地把脸扭过去了”
不，魔鬼确实仍然是强有力的！我的祖国至今仍然是这样的。要想把这个国家朝着暴政的方向推一丈远，最多只需蹙蹙眉头，咳嗽一声就能作到；但要想把她往自由的方向哪怕只打一寸，那也需要套上一百头黄牛，还得用棒子拼命打每一头，边打边喊；“看！往那地拉！看！往那儿拉！”一那么，恢复名誉的方式又是怎样的呢？一位姓契的老太婆忽然收到一个语气粗暴的通知：“明天上午十点之前到民警局来！”别的什么也没说＿！她的女儿头一天晚上拿着这通知跑去问。“这是怎么回事？我真担心妈妈的老命。我该让她作些什么思想准备呢？”“不必担心！是件高兴的事，是要给她的亡夫平反了！”（也许是件心酸的事呢？这是那些“恩赐者”根本不会想到的。）
我国发善心的方式尚且如此，我国发狠心的方式就自不待言了！
平反的雪崩来势凶猛！但它也没能砸开那帮一贯正确的人们的花岗石脑门一！因为雪崩塌下来的方向，不是朝着只需皱皱眉头的那边，而是朝着需要套上一百头黄牛的那边。
“平反工作搞得太轻率！”党的官员们直言不讳地说，“平反过头的人太多了！”
沃尔德马尔·孔林（顿河罗斯托夫市）蹲了十五年，出来以后一i八年老老实实，啥也不说。一九六O年才敢把劳改营里的糟糕情况向同事们聊了聊。因此就对他立案侦查，一个克格勃少校对扎林说：“别以为平反就是没罪了，只不过是罪行不大而已。但有些东西是永远抹不掉的！”
在里加市，也是一九六0年，彼得罗帕夫洛夫斯基被一些配合得很好的“同事”集体连续“整”了三个月。因为他隐瞒了他父亲各……一九三七年被枪毙的事！
正因为这样，科莫戈尔才不明白：“今天到底谁是正确的，谁有罪？当那些丑恶的面孔又突然大谈平等友爱时，我们该往哪里躲呢？”
马尔克洛夫恢复名誉以后在劳动合作组织里当了一个不大不小的“官”——被选为工艺合作劳动组合保险理事会主任，简单说，相当于劳动组合工会地方委员会主席。但是这个劳动组合的主席却从来不敢让这个民选干部单独呆在他的办公室里，哪怕一分钟《兼管干部工作的支部书记巴耶夫，为了保险起见，把马尔克洛夫负责的工会地方委员会的公文函件都攥在自己手里。“是不是有一份关于工会地方委员会改选的文件送到您这里了？”马尔克洛夫问道。“噢，好像一个来月前送来过一份这类东西。”巴耶夫回答。“我现在需要从它！”“嗯，给你看看吧，不过，你得快点，马上就下班了！”何这份公文是发给我的呀！好吧，我明天早上就还给你！”“那怎么行？！那怎么行！这是文件！”——请设身处地替这个乌尔克洛夫想想，假如您处在巴耶夫这样一副嘴脸之下，而您的工资收入和户口又全取决于这个巴耶夫的话。您会以怎样的心情呼吸这自由世纪的空气呢？！
一位姓杰耶娃的女教师被解雇了，因为她“道德堕落”：她丧失了一个教师的尊严、竟然嫁给一个……刑满释放回来的犯人（她在劳改营里教书时教过这个人）！
这一切都不是发生在斯大林时代，而是在赫鲁晓夫时代。
过去的一切留下的唯一实物的东西就是证件。一张不大的纸片，大约十二公分宽，十八公分长。对仍然活着的人来说，它是恢复名誉的证件。对已经死去的人来说，它是死亡通知书。死亡时间——无法查证；死亡地点栏——画了一个大“Z”号表示不详；至于死亡诊断，你哪怕翻一百页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