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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是七年制中学毕业后又读了师专？我真羡慕她！她与我这个壮工之间的鸿沟有多么深啊！我和她属于不同的阶层，我永远也不敢去挽起她的胳臂走……
这时候已有人在替我们这些新来的人办手续了。我们依次被叫进安静的办公室。是谁问话？当然是“教父”，是行动特派员！流放地也有行动特派员，他就是这里的首脑人物！
第一次见面非常重要：因为今后我们与他们之间的捉迷藏不是玩一次，一个月，而是要永久玩下去的。现在，我跨过他的门坎，我们彼此仔细地审视着对方。他是一个很年轻的哈萨克人，他用寡言和表面上的礼貌把自己包住，我则用一副傻头傻脑的面孔把自己藏起来。我们双方都明白：我们之间将要进行的、看来是无关紧要的对话，诸如，“请你把这张表填一下”，“我该用什么笔写呢？”之类，实际上也就是一场决斗。这时，对我来说，重要的是表现出：我连这点小事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你看，我平常就是这样的，大大咧咧，没什么心眼儿。而你这个青铜怪物则应该记住：“对这个人不必特别监视，他会安分守己地过日子的，看来这些年的劳改营生活对他有所帮助。”
我应该填写什么？当然，是一张调查表，还有自传。新档案就要从这调查表开始建立，卷宗已经准备好，就放在桌上。今后关于我的告密情和官员们对我的鉴定、评语等将会源源不断补充到这个卷宗里来。等材料积累到大致够立一个新案时，便会从上级来一道命令：立即逮捕（这所房子后面就是监狱的土坯房），再给我判上十年刑。
我把最初的一张纸呈上去。行动特派员看了一遍，把它装进活页文件夹。
“对不起，您能不能告诉我区教育局在哪儿？”我突然像是心不在焉地、，客气地问道。
他也很客气地告诉了我，并没有惊奇地扬起眉毛。由此，我得出结论：我可以去找工作，州的保安部门不会反对的。（自然，作为一个有经验的囚犯，我不会便到直接去问他：“我可以在教育系统找工作吗？”）
“访问，我什么时候可以自己到那里去，不由人押送什
他耸了耸肩膀：
“一般地说，今天，你们还得在这……最好不出这个大门。不过，要是为了工作问周，也可以去一趟。”
现在是我自己走在大街上了！是否所有的人都能理解“自己走”这个伟大字眼呢？我自己走！我的身旁和身后都没有人端着冲锋枪了！我回头看看，确实没有！我高兴的话，可以靠右边的路走，顺着学校的院墙走，院墙内有一口肥猪正在用嘴拱地；高兴的话，也可以沿着左边的路走，那边区教育局的院墙外面正有几只鸡在寻找食物。
我走向区教育局。走过了大约二百米的路程。我那一直弯着的腰有点直起来了。走路的姿势也不那么拘谨了。通过这二百米，我从一个公民等级进入了上一个等级。
我穿着从前在前线穿的旧毛料制服上衣，下面是一条很旧的斜纹布裤子，脚上还是劳改营发的猪皮皮鞋，勉强把包脚布的两个角塞进去。我就这样走进了区教育局。
里面坐着两个胖子，哈萨克人，座位旁边摆着两个小牌，表明两人都是区教育局的视察员。
“我想在学校找个工作。”我对他们说，觉得自己的信心越来越强，甚至感到很轻松，好像我是在问他们盛水的玻璃瓶放在哪里似的。
他们有些紧张。毕竟不是常有新教员到这草原上的土房里来找工作的。虽然这科克切列克区的面积比整个比利时还大，但这里具有七年级文化水平的人却屈指可数，他们彼此全都认识。
“您是什么学校毕业？”他们用相当纯正的俄语问我。
“大学物理数学系。”
他们甚至吓了一跳。彼此交换了一个眼色，接着便用急促的哈萨克语谈起来。
“那么……您是从哪儿来的？”
好像还不清楚，还必须找自己对他们解释似的。哪个傻瓜会跑到这种地方来找工作呢、何况现在是三月？
“我是一小时前被流放到这里的。”
两人立即摆出一副无所不知的面孔，先后钻进局长办公室去。他们走了，我这时才发现旁边的打字员在注视着我。她是二位五十来岁的俄罗斯妇女。眼神一闪，像一个火花，我立即感到我们是同乡：她也是从古拉格群岛来的！哪儿的人？为什么？从哪一年起？这位娜杰日达·尼古拉耶夫娜·格列科娃出身于新切尔卡斯克的哥萨克家庭，一九三七年被捕，她这个普通打字员在内务部机关的各种手段的“帮助”下，不得不相信自己是某个臆想的恐怖组织的成员。于是，十年劳改。而后是再次判刑。然后是永久流放。
她不住地用眼睛瞟着局长办公室虚掩着的门，压低声音简短扼要地向我介绍了学校的情况：有两个十年制学校，还有几个七年制学校；区里非常缺数学教员，这里没有一个教员受过高等教育；至于物理教员，这里从来没有看见过。办公室的铃声。打字员虽然很胖，却霍地站起来，迅速向门口跑去——这也是她的职务呀！她很快转身回来，用“官腔”高声叫我进去。
正面桌上铺着红色台布。两个胖视察员舒适地坐在旁边的长沙发上，局长坐在斯大林画像下的大安乐椅上。局长是个哈萨克女人，小巧玲珑，挺讨人喜欢。她的举止和派头像是猫与蛇的结合。画像上的斯大林不怀善意地向我微笑着。
让我在门口坐下了，离得远远地。像个受审的人。我们开始了无聊而冗长的谈话。每次同我用俄语谈上一两句，他们自己就得用哈萨克语谈上十分钟，这时我只好傻瓜似地呆在一旁。他们详细约问我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教过书，担心我已经把自己的专业辨识和教学法忘掉了。接着便吞吞吐吐地说：现在没有空缺，区里各学校的数学和物理教员都满员，真遗憾，连半个教员的工资经费都不好筹措，而教育我们的青年一代可是一项责任重大的工作，等等。最后，终于归到主题：问我是为什么坐牢的？我的具体罪状是什么？没有等我回答，那个猫蛇已经提前把眼睛眯缝起来，似乎我所犯罪行的血红闪光已经刺痛了她那党员的眼睛。我把目光从她的头上移向上面撤县那张凶恶的脸，就是这个撒旦毁掉了我整个生活的。在他的像片前面我怎样谈我和他的关系呢？
我只好吓一吓这些教育家了。在这种情况下囚犯们是会用这一招儿的。我回答说：你们所问的问题属于国家机密，我无权在这里讲。我想知道的事很简单：这里要不要我这个教员？
他们又用哈萨克语长时间地讨论起来。谁有胆量把个国家罪犯雇到学校来？不过，他们找到了出路：他们叫我写份自传，填张表格，一式两份。这是早已习惯的！纸上什么都可以写。我不是一小时前才填过吗？我填了表格，又回到州保安机关的大院。
我怀着莫大的兴趣在大院里绕了一圈，看了看他们自己设立的监狱。我看到，他们也学着大人的样子在围墙上挖了个小洞作为给犯人转递物品的“窗口”。其实，围墙很矮，完全可以从墙上把篮子送过来。可是，如果没有“送饭口”、还算什么国家保安部？我在院子里漫步，觉得这里呼吸起来比在那发了霉的区教育局反倒更轻松些。从区教育局的角度看来，保安部显得高深莫测，它能使教育视察员闻声丧胆。现在，我就在这里，这个部是我最亲爱的部呀。这里有三名警备司令部的官员（其中有两名校官），他们奉命公开监视我们。我们就是他们的谋生手段。这里没有什么闷葫芦要猜，彼此之间的关系一目了然。
几个警备司令部的官员倒还和气。他们允许我们夜间不睡在上锁的屋子里，可以睡在院里的干草上。露宿！我们已经忘记这意味着什么了！……多少年来一直是上锁，一直是铁栅栏，看到的是四壁和顶棚。怎么能睡得着！我在院里，在监狱旁边的院里，沐浴着柔和的月光踱来踱去。已经卸下的马车、水井、饮牲口槽、一小垛干草、马棚顶下面的马影——这一切显得那么和平、古老，看不到一点保安部的残酷印记。刚到三月三日，可是入夜后却毫无凉意，几乎和白天一样，微风吹得人暖烘烘的。草原上的科克切列克村上空时而响彻叫驴的吼声，声音时起时伏，充满激情，它向母驴表明自己的爱和充沛的精力，大概母驴的叫声中也表达着同样的感情吧。我是不善于辨别声音的。听，这种低沉有力的声音是不是骆驼在叫？假如这时我能放声高呼，我也会对着月亮怒吼的：我要在这里呼吸！我要在这里活动！
我会通不过那几张表格的屏障？不可能！在这充满号角般叫声的夜晚，我感到自己高于那些胆小如鼠的官吏。我要去教书！要重新感到自己是人！要大踏步走进教室，以热情的目光环视孩子们的面孔！我的手指一伸向黑板上的图——全教室的人立即屏住呼吸、鸦雀无声！图上加了一条线，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全班学生如释重负地吁一口气。
我不能睡。我来回走，在月光下不停地走。驴子在歌唱。骆驼在歌唱。我的整个身体也在歌唱：我自由了！我自由了！
最后，我躺到敞棚下的干草上，和其他难友并排躺着。离我们两步远的牲口槽旁，几匹马站在那里整夜地嚼着干草。我感到，对于我们这半自由的第一个夜晚来说，普天下再也找不到比这嚼草声更亲切的声音了。
嚼吧，没有恶意的生物！嚼吧，驯良的马、吃草吧……
第二天使允许我们去租赁私人住房。我根据自己的经济条件找到一间鸡窝似的小屋：它只有一扇不太透光的窗户，很低，甚至在当中屋顶最高的地方我也不能完全直起腰来。虽然我在监狱里幻想流放时说过：“我只需一间低矮的土房”，但连头也抬不起来还是未免不大愉快。不过，总算是间独立的屋子了。地是土地，把劳改营的棉农销在地上就成为我的“床铺”。这时，幸而有一位流放的工程师，鲍曼专科学校的教师亚历山大·克利缅季耶维奇·兹达纽克维奇帮了大忙，他借给我两只木箱，我把衣服铺在上面就可以建得很舒服。我自己还没有煤油灯（什么也没有！每一件需要的东西都得自己买，仿佛你是第一次来到这个世界上）。不过，我并不因为没有灯而难过。这些年来，在牢房、禁闭室、工棚，一直都是在刺眼的公家的灯光下睡觉的，今天躺在黑暗中我倒感到十分安适。看，黑暗也能成为自由的一部分！我在黑暗和寂静中躺在两只木箱上，细细玩味着这黑暗中的宁静！（很可能会从广场上的扩音器中传来广播声音，但是科克切列克广场上的扩音器不知为什么已经三天不响了。）
我还能有什么更多的希望呢？……
但是，三月六日的早晨超出了我所渴求的一切愿望！我的女房东，从诺夫哥罗德被放逐来的信多娃老大娘，跑过来小心翼翼地对我耳语道：
“你去听听广播！他们对我说了，可我真不敢重复。”
确实，广播又开始了。我向中央广场走去。广场上。在装着扩音喇叭的柱子周围，阴沉沉的天空下已经集聚了大约二百人，这对于科克切列克村来说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