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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使别人骇怕，就要狠打自己人！”山民的祖先在那久远的古代不可能想出比这更好的约束人的规范了。
可是，社会主义国家难道向他们提出了什么更好的建议吗？
北极星书库（ebook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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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刑满之后
八年的监狱和劳改营生活期间，我没有听到任何曾被流放的人讲过一句流放地的好话。但是，关于流放生活的幻想却早在最初关进侦查监狱和递解监狱的时候就产生了。那时，牢房的六面石壁紧紧地挤压着你，使你透不过气，只有关于流放的幻想静悄悄地闪着颤抖的微光，它像海市蜃楼，使得阴暗潮湿的床板上的囚犯那消瘦的胸膛不禁阵阵起伏：
“啊，流放！如果能判流放就好了！”
我自已不仅没有摆脱这种通常的想法，而且，可以说，我的流放幻想还特别强烈。在新耶路撒冷的粘土采掘场时，我一听到邻村的鸡叫就幻想流放。我从卡卢加关卡的屋顶望着属于别人的。庞大的首都，内心也曾祷告：让我远远地离开这里，把我流放到远处去吧！我甚至天真地向最高苏维埃提出过申请，请求把我的八年劳改改为终身流放，哪怕去最遥远偏僻的地方也行，大象“对此的回答是根本不理睬。（我当时绝没有想到终身流放早已注定，不过它不是把劳改改为流放，而是在劳改之后流放。）
一九五二年，埃克巴斯图兹关押着三千人的“俄罗斯人”劳改点“释放”了十个人。犯第五十八条的囚犯被领出劳改营大门！——这在当时是十分不可理解的现象。埃克巴斯图兹营建立三年来还没有释放过一个人呢。何况这些人中间谁的刑期也没有满。这么说，是那些在战争初期判刑十年而幸存下来的少数军人得以释放了。
我们急切地盼望着他们从狱外来信。有几个人间接或直接写信来了。我们得知：他们离开劳改营后几乎全被流放了，虽然原判决书上根本没有提流放。但是谁也没有对此感到奇怪！监狱当局和我们都很清楚：问题并不在于法律条文，不在于判处的刑期，不在于写在纸上的手续。问题的实质是：政权是强者，它有权对我们这些一旦被划为“敌人”的人践踏、镇压、扼杀、直至我们死亡。不论是政权当局还是我们，都觉得只有这才是唯一正常的秩序，我们已经习惯于这样，安于这样了。
斯大林时期的最后几年，人们担心的不是流放者的命运，而是那些虚假的获释者的命运，是那些表面上住在劳改营外、没有警卫看守、已经离开内务部的灰色羽翼保护的人的命运。不知为什么，政权当局认为流放是一种补充惩罚手段，其实，流放不过是囚犯久已习惯的那种不负责任的生存的继续，是他赖以继续顽强地活下去的宿命论基础。流放可以使我们免除自己选择居住地点之苦，免于苦思冥想和再犯错误。流放你去的地方就是对你最适当、最好的地方。整个苏联国土上只有在这唯一的地方人们才不会责怪我们为什么要到这里来。只有在这里我们才有无可争议的最后权利占有三平方俄尺的土地睡觉。而像我这样从劳改营出来后任何地方都没有任何亲人等待的孤独者，似乎也只有在流放地才可能遇到自己的贴心人。
在我们国家，逮捕时是刻不容缓的，但释放时就决不会着急了。如果某个不幸的希腊民主主义者或土耳其社会党人在监狱里比规定时间多关了一天，那么恐怕全世界的报纸都要为此喊叫起来吧。而我感到十分高兴的却是：服满刑期之后只在劳改营里多留了几天就把我……释放了吗？不，把我押解上了流放的旅程。然后，又押解了一个月，这已经不是刑期，而是我自己的自由时间了。
虽然是在武装士兵押解下离开劳改营，我们还是遵守监狱里的最后的迷信信条：无论如何绝不能回头望一眼这最后的监狱，（据说回头一望，你将来就还得回到这里！）并且要正确地处理自己在监狱里使用过的小饭勺。（但是，怎样才算正确？有人说，应该带走它，否则就得再回来取；也有人说，应该把它扔给监狱，否则监狱就会追着你要。我用的小勺是我亲自在铸造车间铸的，所以我把它带走了。）
又一次经过巴夫洛达、鄂木斯克、新西伯利亚的递解站。虽然我们已算是刑满释放的人，但还是要对我们搜身，没收不许带的东西，赶进狭窄拥挤的牢房，塞进黑乌鸦囚车或“泽克”车厢，和刑事犯关在一起。警卫部队的军犬照样向我们狂吠，冲锋枪手照样喊叫；“不许回头！”
不过，在鄂木斯克递解监狱我们遇到一位好心的看守。他在吩咐别的事情时顺便向我们五个从埃克巴斯图兹营来的人问道：“是什么神保佑了你们？”“怎么回事？要把我们往哪儿送？”我们几个人立即兴奋起来。我们明白：去的地方可能不错。“往南方呗！”看守见我们自己都不知道，有些奇怪。
确实如此。从新西伯利亚把我们送往南方了。火车朝着温暖地带开会！那里有大米、葡萄、苹果。怎么回事？难道贝利亚同忐没能在偌大一个苏联结我们找到块更坏的地方？难道真的会有这种流放？（我已经在暗自盘算将来写一组关于流放的诗，题为《美好的流放之歌》。）
在江布尔市火车站上把我们从“泽克’”车厢卸下来，看管仍然十分严厉。上卡车时仍是通过警卫士兵形成的一条走廊，还是叫我们直接坐在车斗里，仿佛已经服满刑期后我们还会企图逃跑似的。夜深了，一弯新月以它微弱的光辉照着卡车走过的黑暗林荫路，这是一条真正的杨树林荫路！这就算流放！我们不是到了克里米亚吧？刚刚二月底，我们那里的额尔齐斯河还被坚冰封着，可这里已是春风拂面了。
把我们送到监狱。监狱接收时没有搜身，没让进浴室。可诅咒的四壁也不显得那么阴森了I我们拿着自己的口袋、提包等进入牢房。早晨，管钥匙的打开牢门，无精打采地说：“出来！把各自的东西全拿上！”
魔爪逐渐松开了……
红色的、春天的早晨在院子里迎接了我们。朝霞温暖着狱墙。大院当中停着一辆卡车等待我们，车上已有两个犯人，他们和我们并成一批。应该深深地吸几口气，向四周看看，享受一下这不可多得的美景！但是，怎么能错过这结识新交的机会呢？两个新犯人中有个年纪很大的人，瘦瘦的脸，一头白发，一对不住流泪的灰色眼睛。他直挺挺地坐在自己那堆揉乱的衣物上，严肃认真，象个接见外国使节的沙皇。乍一看，他像是聋子或外国人，不大可能同我们找到共同语言。我刚一跨进车斗，就决定同他搭话。于是他用漂亮的俄语作了自我介绍，声音坚定而有力：
“我是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大罗维奇·瓦西里耶夫。”
一瞬间，我们之间进发出一个会心的火花！是不是朋友，内心往往会立即感觉到。这个人是朋友。在监狱里。想了解人就要分秒必争。谁知道下一分钟会不会使你们分手？可我们现在不是在监狱呀！也一样！……于是，我战胜汽车马达的闹声，尽量地“采访”他，因而没有注意到卡车什么时候离开监狱的水泥地驶上了大街的石路，忘了不能回头看最后的监狱的戒律。（有多少个“最后的”监狱啊！？）竟也没有张望一眼我们短暂的自由旅程。卡车很快开进了内务部州分局的宽敞的后院。又向我们发出了禁令：不许离开这里到大街上去！
看模样，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大罗维奇足有九十岁，他的眼睛已经昏然无光，胜十分消瘦，头发完全白了。其实他是七十三岁。原来他就是俄国工程界早期的一位杰出水利工程大师和水文地理学家！这位瓦西里耶夫曾是“俄国工程师协会”的著名重要成员。（“俄国工程师协会”是怎么回事？我第一次听说它。这是俄国工程技术界一个阵容强大的社会团体。可是到了苏维埃时期，这一切就全都被消灭了。）瓦西里耶夫直到现在还坚定地以这段经历为荣，他得意地回忆道：“我们当时就是不肯看风使舵，就是不承认干手杖上能长出甜美的枣子来。”
当然，他们的协会为此被解散了。
我们被送到一个叫谢米列奇耶的地方。这个广大地区早在半个世纪之前就遍布了瓦西里耶夫的足迹和他的马蹄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瓦西里耶夫就完成了楚伊谷地引水工程，纳里扬河水电站工程和通过楚伊里山的隧道工程的技术计算工作。战前他就已经自己着手实现这一宏伟计划了。他在一九一二年从国外购进六台“电力挖掘机”，在这里展开了工作。（这六台机器都经过了革命的洗礼，并且在三十年代在奇尔奇克工程工地上被当作苏联挖掘机械的新产品而使用。）现在，这位瓦西里耶夫由于“破坏活动”坐过十五年监狱，又在上乌拉尔斯克的政治隔离营度过最近三年之后，请求给他恩典——允许他在这里，在谢米列奇耶，度过他的流放期，直至死亡，因为他一生的事业正是从这里开始的。（但是，假如不是贝利亚本人记得二十年代有过一个叫瓦西里耶夫的工程师曾经计划过合理分配外高加索几个共和国的水利资源的话，肯定连这一点恩典也不会给他的。）
所以，瓦西里耶夫今天在卡车里坐在自己行李袋上时的神情才会像斯芬克斯那样深沉而令人难以理解。今天不仅是他获得自由的第一天，也是他回到自己青春时代、回到激励感召过他的土地上来的第一天。不，人生并不是那么短促的，如果你能在生活的道路上立下几块里程碑的话！
不久前，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大罗维奇的女儿在莫斯科的阿尔巴特大街上张贴着《劳动报》的报栏前停了下来。勇敢的记者不惜笔墨（这笔墨是有很高报酬的）绘影绘声地描写了他的楚伊谷地之行，他指出：布尔什维克建设者们修建的引水工程使这个地区焕发了青春。他描述了纳里扬河阶梯式水电站工程的宏伟、水利工程技术的长足发展、农庄庄员今天的幸福生活。最后，（不知谁向他提供的材料？）’他突然用这样几句话结束了全篇文章：“但是，如今却很少有人知道，这些改造大自然的工程都是实现了一位天才的俄国工程师瓦西里耶夫当年的设想。可惜这位工程师在官僚统治的俄国没有得到承认。更遗憾的是这位满怀豪情的青年工程师未能活到他的美好愿望胜利实现的今天！”这宝贵的几行字在瓦西里耶夫女儿眼里变得模糊不清、连成了一片。她从报栏里扯下报纸，把它贴在自己的胸前，在民警的警笛声中匆匆走开了。
当年那位“满怀豪情的青年工程师”并没有死，他这时正蹲在上乌拉尔斯克政治隔离营的阴暗潮湿的牢房里。风湿病（或是别的什么骨科疾病）损害了这位老人的脊椎，使他直不起腰来。幸运的是，当时牢房里不只他一个人，还有个瑞典囚犯。那个瑞典难友用按摩法治好了他的腰脊病。
苏联监狱里很少有瑞典人。记得我住的牢房里也住过“个瑞典人，叫阿尔维德……
“是阿尔维德·安德逊吗？”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