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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帕·斯…夫回忆，一九三四年喀山有一批知识分子流刑犯为生活所迫同意受雇当铺路工，去铺设石路。而警备司令部却斥责他们：“为什么要搞这种示威？！”但又不帮助他们找别的工作。因此，格里戈里·勃便向行动人员问道：“你们最近准备进行什么审判不？要有的话，我们愿意去当雇佣的证人！”
只好去从桌上打扫别人的残羹剩饭了。
看，俄国的政治流刑犯已经堕落到什么地步：哪里还有时间争论和写什么反对“信条”的文章呢！“怎样消磨这毫无意义的无所事事的时间？”对不起，他们根本就无法理解这种“苦恼”；他们不得不考虑的是：怎样才能不致饿死，不致堕落为告密者。
在我们这个终于从多少世纪的奴隶制度下解放出来的国家里，建立苏维埃政权的最初年代政治流刑犯那种高洁不屈、调优不羁的态度便像被戳破的气球一样跌落在地了。曾使从前的政权望而生畏的政治流刑犯的力量原来是虚幻的假象！形成并且维持那种力量的是，也仅仅是，国内社会舆论，而社会舆论一旦被有组织的舆论所代替，政治流刑犯和他们的抗议、权利等等就统统会在愚昧迟钝的格别乌（国家政治保卫局）人员和冷酷无情的秘密指令的专横肆虐下被打个落花流水。（顺便提一句，在起草第一批这类秘密法令的问题上也有内务部长捷尔任斯基的一份功劳。）如今，流刑犯的任何一个沙哑的呼叫声，甚至关于他自己的一个字，都不可能再到达自由的外界了。如果一个被流放的一工人写信给他原来工作的工厂，而收到信的工人（例如，列宁格勒的瓦西里多基里洛维奇·叶戈申）在工厂里宣读了这封信，那么这个工人也就会立即被流放。流刑犯不仅没有钱财和生活资料，而且丧失了一切权利；对于这些人，格别乌比他们还是自由人的时候更容易拘留、逮捕、押送到任何地方去，现在没有任何顾忌，就像不是对待人，而是对待胶皮玩具娃娃一样。要想摧毁这些人的生活是不费吹灰之力的。例如，在奇姆肯特就曾突然宣布：在一昼夜内取消这个流放点！也就是说，人们必须在一昼夜内交待完工作，拆毁住房，处理掉全部家什，整理好随身带的东西并走上指定的旅程。他们的队伍比囚犯队伍强不了多少！明天的流放生活并不比今天的囚犯生活更有希望和信心！
但也不单是由于社会的沉默和格别乌的压迫。那些被流放者自己，那些没有党的假想党员们自己又怎么样呢？我这里不是指立宪民主党人，这时已经没有一个活着的立宪民主党人了，他们已被消灭光。可是，在一九二七年或一九三0年时期作一个社会革命党人或孟什维克又意味着什么呢？当时国内已经没有任何符合这一名称的社会活动家集团。二十年代初曾要求所有社会党人放弃他们党派的信仰，大部分人同意这样做，脱离了自己的党派，声明忠于自己信仰的人只是很少数。（虽然在做历史的回顾时，我们觉得这类信仰已经没有多大意思，因为所有的社会主义党派实际上只是为布尔什维克得势帮了忙。自从革命胜利那一天起，在整个动荡沸腾的十年中，这些所谓的党派没有重新讨论过自己的纲领，甚至假如这些党派突然复活，它们大概也不会知道该怎么理解当前事件，该提出什么建议。所有报刊谈到这些党派时早已习惯于使用过去时态了，它们的一些幸存的党员如今完全生活在家庭中，从事专业劳动，关于自己的“党”连想也不再想了。但是，格别乌的档案记载却是抹不掉的。于是，突然根据某个夜间信号又把这些分散在各处的驯顺的家兔一个个揪出来，经过监狱，押送到……譬如说，布哈拉地区去。
伊·瓦·斯托利亚罗夫就是这样在一九三O年来到这里的，他在这里见到了从祖国各地揪出来的、衰老的社会革命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这些脱离了习惯生活的老朽，如今只好在这里开始争论他们的问题、估计政治形势提出各种建议、进行猜想：假如当初……的话，假如……的话，那么历史就会怎样发展……
于是，这些人便自然而然地拼凑成了某种东西，但它已经不是政党，而是……一只将要被击沉的靶船。
在流放地人数较多的是格鲁吉亚的社会民主党人和亚美尼亚的达施纳克党人，那是共产党夺取了他们的共和国以后被大批流放到远地的。人们回忆说，属于社会党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及其生气蓬勃的青少年组织“加舍梅尔”和在克里米亚建立犹太人农业公社的合法组织“盖哈鲁茨”是二十年代的一个活跃的、有战斗力的党派。一九二六年他们的中央全体被捕，一九二七年把还不到十五六岁的男孩和女孩们从克里米亚抓去流放。他们被送到图尔特库里及其它管理严格的地方。这才真正是一个党——团结，顽强，深信自己的正义。但是他们争取实现的不是共同的目标，而是他们单独的目标：要作为一个民族生活，要在自己的巴勒斯坦生活。自愿放弃了祖国的共产党对别人的狭隘的民族主义，当然是不能容忍的声
在各个流放地，社会党员们仍在寻找自己人，他们的各种派别在形成并且积极地活动，建立着互助基金会（但有严格的派别界限——自己人只帮助自己人）。从容易找工作的地方，例如奇姆肯特，给“北方的”没有工作的同党以及蹲隔离所的人寄来救济金。为获得“政治犯地位”而斗争的思想表现得十分活跃。（社会党人在整个苏维埃时期都未能懂得，不捍卫全体囚犯的权利，而只捍卫自己的和自己人的权利——这是多么丢脸。）在某些地方他们还实行过合伙做饭，看孩子，因此自然会有一些集会，互相家访之类的活动。他们在流放地共同庆祝“五一”（示威性地不纪念十一月七号）。
在苏维埃年代形成的各党派之间的不友好的关系大大地削弱了流放者的力量，自二十年代中期起，流放地出现了大批托洛茨基分子，他们除了自己之外，不承认任何人是政治犯，党派间的关系变得特别尖锐了。
在流放地“政治犯”｛rJ仍有机会放弃原来的观点并通过这条路子得到释放，但是在各个派别的眼睛底下，这类事情在这里毕竟很少见。不过许多社会民主党人和社会革命党人还是被解除了流放（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的名字被遗忘了）——这样一来，行动科的鹰眼对留下的人盯得更凶狠了。一九三七年就把他们全部关进了监狱。
二十和三十年代生活在流放地的，并不单是社会党人，——而且社会党人完全不占主要地位（一年比一年明显）。络绎不绝地来到这里的有妨碍确立新制度的无党无派的知识分子。有国内战争中没消灭干净的旧人员。甚至还有“因为跳狐步舞”而被抓的男孩子。有行招魂术者。有搞通灵术者。有神职人员——他们最初还有权在流放地做弥撒。还有普通的信徒，普通的基督徒“（好几百年前俄罗斯人曾把这个词稍加改变，用以称呼农人）。以及普通的农民。
所有这些人仍在那个行动科的监视下，全部分化瓦解了，麻木不仁了。他们彼此一年比一年更疏远，免得内务委员部怀疑他们有“组织”，以成立新“组织”为理由抓人。（等待他们许多人的正是这个命运。）这样一来，在国家流放的大圈子里，他们又陷进了自愿流放（即孤独状态）的小圈子（斯大林要的就是这个）。
当地居民对流放者的疏远也削弱了他们的力量：当地人对流放者有任何亲近的表示，都会招致迫害，犯禁的人要被流放到其它地方，年轻的要被开除出共青团。
由于全国的冷漠态度而灰心失望的苏联流放者甚至丧失了逃跑的意志。对沙俄时代的流放者来说，逃亡像是一种有趣的体育锻炼：斯大林五次逃亡，诺金六次逃亡。那时他们即使被捉住，也不会为此吃子弹，不会去服苦役，而只不过是在一次有趣的旅行之后重新被送回原流放地。可是，到了二十年代中期，僵硬而庞大的格别乌却对流放者实行了党派内部连坐制度：一个人逃跑，与他同党派的所有人都要负责！由于空气稀薄得喘不过气，压迫太难忍受，致使那些不久前还是骄傲而威武不屈的社会主义者竟也不得不接受这连坐制度！现在他们自己，以自己的党的决议的方式，禁止自已逃跑！
其实，逃又逃到哪里去？到谁那里去？……
老于世故的、善于寻找理论根据的机灵人很快就想出了一种理论：现在不是逃跑的时候．应该等待。而且，总的来说，现在也不是进行斗争的时候，也应该等待。尼·亚·曼德尔施塔姆就曾证实，三十年代初期流放到切尔登地区的社会党人完全放弃了任何抵抗，甚至感到灭亡不可避免。他们唯一较现实的希望是：加判新刑期时最好不要重新逮捕，最好就让他们在当地签字．济样总还可以把辛辛苦苦积攒起来的一点点家当保留下来。他们在道德方面给自己提出的唯一任务是：在死亡之前保持人的尊严。
在苦役营中我们由被压碎的个体突然开始联合成为一个整体，在这以后，回想以前那个分崩离析的过程，觉得很悲哀。但是我们这几十年，社会生活是朝着扩大和充实（吸气）的方向走的，而那个时代它正走向压迫和紧缩（呼气）。
所以我们这个时代是不该责备那个时代的。
另外，流放也分成各种等级，这更使流放者离心离德，削弱了他们的力量。当局规定了不同的更换身份证的期限（有些人要每月更换一次，而且手续非常繁杂）。每个人都怕落到更坏的一级去，因而尽量奉公守法。
直到三十年代初期还保留着一种最宽大的惩罚方式：不是判处流放到某地，而是判“减号”（“排除”），即不限定受惩罚者必须到某地去居住，而是“减去”，即排除若干城市，除这几个城市之外他可以任意选择居住地。一旦选定之后，他同样必须在这个自选的地方住满三年期限。受到这种惩处的人无须到格别乌机关去登记，但也无权离开该地区。在那失业的年代职业介绍所不给受“减号”惩处的人介绍工作。如果他自己竟然没法找到了工作，也会对该单位施加压力，迫使解雇他！
“减号”判决好比大头针；用它暂时把害虫钉在那里，它就会老老实实地在那里等待。直至轮到他正式被捕为止。
当时人们还信任这个先进的制度，认为这个制度不会实行流放，而且也不需要实行流放！还相信会有大赦，特别指望在光辉的十月革命节十周年前夕有大赦！……
大赦终于盼来了。大赦却像是当头一棒。对流刑犯（而且不是所有的人）只减免四分之一刑期（即三年刑期只减免九个月）。但是，因为整个大牌阵早已布置好了——三年流放之后紧接着要蹲三年政治隔离所，然后又是三年流放——所以，这九个月的减免丝毫没有使生活变得美好些。
何况这期间还可能重新审判、重新判刑。无政府主义者德米特里·维涅季克托夫流放到托博尔斯克去三年，而在快满刑的时候（一九三七年）他又被捕了，“确凿无误”的罪状是：他“散布了有关公债的谣言”（关于公债可能有什么语言呢？反正每年五月，就像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