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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令”，这简直使他大为惊奇。（在他们看来，他们的“指令”就像某种永世长存、天经地义的法律一样。）
很快又有一些新的、更显要的将军们乘“道格拉斯”飞来了：这是多尔吉赫（似乎当时是劳改营总管理局的局长）和叶戈罗夫（苏联内务部副部长）。他们在食堂召开大会，将近两千名囚犯去参加了。又是库兹涅佐夫下令：“注意！起立！立正！”他敬了礼，把将军们让到主席团就座，他自己则由于官级较低而站在一旁。（斯鲁钦科夫的表现则不同。当某个将军在讲话中提到人民的敌人时，斯鲁钦科夫立即以响亮的声音反问他：“你们中间谁不是敌人？雅戈达是敌人！叶若夫是敌人！阿巴库莫夫是敌人！贝利亚是敌人！谁能保证现在的克鲁格洛夫就不是敌人呢？”）
马克耶夫在笔记里写道，他曾拟了一个协议草案，规定劳改营当局保证不把任何囚犯转押到别处去，不实行镇压，开始复查案件，囚犯们则同意立即复工。但是当他和他的支持者们拿这个方案到各工棚去征求意见时，囚犯们却报之以奚落，称他们为“完了头的共青团员”，“特派推销员”和“契卡的奴才”。他们在妇女劳改点看到的反对情绪尤为激烈。人们现在特别不能接受的是划分男区和女区。（马克耶夫也在盛怒之下冲着反对者叫喊：“你小子刚刚在娘儿们那里得了一点便宜，就以为苏维埃政权完蛋了吗？告诉你，苏维埃政权会坚持照自己的意见办事的！”）
一天天过去了。将军们通过了望塔上的士兵的眼睛，通过现在呆在了望塔上的看守们的眼睛（看守们认得囚犯，因此便让他们从那里观察并记住囚犯们在干些什么），甚至通过（也许是携带照像机的）飞行员的眼睛，一刻也没有停止对营区活动的观察。但是，将军们不得不遗憾地得出结论：营区内没有互相残杀，没有暴行和摧残，没有强奸，营区自己不会垮台，也找不到派兵进去“救援”的借口。
劳改营屹立不动。谈判的性质也就渐渐地改变了。戴金肩章的人们组成各种小组不断地到营区来劝说、谈话。他们谁都可以来，但来人手里必须拿着小白旗。走过总务科的岗楼，即目前进入营区的主要人口之后，还必须在壁垒前面接受检查——要由一个穿黑棉袄的乌克兰姑娘拍拍将军们的衣袋，看看是否带着手枪或手榴弹之类。但是，另一方面，暴动者的指挥部则保证这些人的人身安全！……
将军们被领到可以去的地方（当然不能去总务科大院的秘密房间），允许他们同囚犯谈话，还替他们召集各劳改点的囚犯大会。开会时将军们仍然和从前一样闪着金色肩章坐在主席台上，摆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
犯人们推举自己的代表讲话。但是，这个话有多么难讲啊！怎么讲呢？现在在这里讲话等于在书写自己的新判决书。更何况这些灰黑色的囚犯与天蓝色的将军们对生活的理解和认识是大相径庭的，他们彼此所理解的真理过于悬殊，甚至几乎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启发这些养得脑满肠肥、身躯高大的生物，可以感动这些发光的冬瓜头。一个共产党员、十月革命的参加者、列宁格勒的老工人的讲话似乎使将军们十分气恼。老工人质问他们：既然军官们在总务科大院里可以随意取用东西，可以利用从选矿厂偷来的铅块强迫囚犯替他们制造铅砂去偷偷打猎，既然他们可以命令囚犯去替他们自己种菜园，而劳改营的长官洗澡时要人们替他铺好毯子，要乐队在外面为他奏乐，那么，访问，这还叫做什么共产主义？！
为了尽少听到这类糊徐人的叫喊，双方的座谈后来便采取了高级外交谈判的直接谈判形式。六月间某日，在妇女营区里把饭桌撰成一排，在长桌的一边就座的是戴金色肩章的将军们，身后站着经批准进入营区保卫他们的冲锋枪手。长桌的另一边就座的是委员会的各位委员，身后也站着保卫人员——他们手持马刀、梭镖和弹弓等，十分严肃。这些人后面则挤满了囚犯，他们是来“听听双方的讨价还价”并“呐喊助威”的。（会议长桌上也不是没有“酒食”的——从总务科大院的温室里取来了鲜黄瓜，从伙房里拿来一些酸乳、克瓦斯。佩戴金肩章的人们竟也毫不客气地大嚼其黄瓜……）
起义者的要求，或曰请求，是早在起义的最初两天就通过了的，现在只须不断地重复它就行了，即：
——惩办枪杀福音会会员的凶手；
——惩办一切对星期天夜晚总务科大院的屠杀应负罪责的人；
——惩办殴打妇女的人；
——释放所有因罢工被非法关进秘密监狱的同志们；
——去掉号码布，拆除工棚窗上的铁栅栏，不要锁工棚；
——不要修复各劳改点之间的内墙；
——和自由工人一样实行人小时劳动制；
——提高劳动报酬（甚至没敢提出要与自由工人同工同酬）；
——允许与直系亲属自由通信，时而允许探视；
——立即开始复查案件。
尽管这里没有一项要求足以动摇国家制度的基础，也并没有违反宪法（而许多项目只不过是请求回到从前的状态），但是统治者们却不可能接受其中哪怕最不重要的一条，因为这些个只有脖颈后时—点头发修剪得很整齐的肥大的脑袋，这些个被军帽遮盖着的秃瓢，都早已不习惯承认自己的任何错误和罪过了。如果真理不是在上级机关的秘密指令中表现出来，而是从黎民百姓的口中说出来的，那么他们便绝不承认这是真理，而且还会对它感到厌恶。
但是，八千名囚犯在包围中长期岿然不动，这毕竟会使这些将军脸上无光；这既会损伤他们的声誉，也可能毁掉他们的前程。所以，他们还是答应了。他们应允说，所有这些要求几乎全可照办，只是（为了装腔作势）提出一条；不把妇女劳改点单独隔开这一项很难办到，甚至也“不应该这样”。（好像过去二十年来普通劳改营里没有这样实行过似的！）不过，“可以考虑一些别的办法”，例如，规定一些固定的会面日之类。至于在营区组成调查委员会开始调查（开枪杀人事件）的问题，将军们竟也当场同意了。（但是，斯鲁钦科夫识破了他们的诡计，坚持不要提这一条：否则眼线们就会以向调查委员会提供证词为借口把营区里的一切全都”捅”出去。）复查案件？当然罗，案件是要复查的，但需要稍等些时候。目前刻不容缓的是要出工！出工！出工！
这一点囚犯们当然看得很清楚：这是要把囚犯们分成一队一队的，用武器迫使他们伏在地上，然后逮捕带头人。
于是代表们隔着桌子回答说：不行！人群中也有人喊：不行！斯捷普拉格管理处作得太过分了！我们对斯捷普拉格的领导信不过！我们对内务部信不过！
“其事连内各部也不信任？”在座的副部长对这种叛逆感到震惊，不禁摸了摸额头，“是谁使你们这么仇恨内务部的？”
这不能理解吗？
“派党中央主席团成员来吧！我们要见党中央主席团成员！那我们就相信！”囚犯们喊道。
“可别后悔呀！说不定对你们会更加不利！”将军们威胁说。
这时库兹涅佐夫站起来讲话了。他昂首挺胸傲视着对方，轻松而有条理地警告说：
“假如你们想靠武器进入营区，请你们不要忘记这里有一半是曾经攻下过柏林的人。他们也能夺过你们的武器来！”
这就是卡皮通·库兹涅佐夫！将来撰写肯吉尔暴动史的历史学家一定会向我们介绍这个人物的。他是怎样理解和度过自己的监禁生活的？他是怎样理解自己的被捕的？既然恰好在暴动期间莫斯科下令释放他（而且同时还给他恢复了名誉），那么他该是很早就请求复查的了？他使暴动的劳改营保持着这么好的秩序单单是由于他作为职业军人的责任感吗？他是因为对这次运动有同感才出面领导它的吗？（我看并非如此。）还是由于深信自己有指挥能力而为了节制这个运动，为了把泛滥的洪水纳入堤岸之内（通过遏制斯鲁钦科夫而防止双方的相互残杀），为了把运动变为被制服了的驯顺的波涛而置于当局脚下才出面领导它的呢？（我看确是如此。）在代表会面时，在谈判中，或者通过次要人物，他都有可能把想要传达给讨伐者们的信息传达过去，并且有可能让他们说出他希望听到的话。例如，六月间他就曾经委派马尔科相这个机灵人物代表委员会到营区外面去谈判过。库兹涅佐夫是否利用过类似的机会？也许他没有。也许他的态度就是独立自主的，他的为人也许就是骄傲的。
有两名保镖，即两名乌克兰彪形大汉，腰间挎着马刀时刻跟着库兹涅佐夫，寸步不离。
他们这是为了保卫？还是为了报复？
（马克耶夫还断言，起义期间库兹涅佐夫还有一位临时夫人，她也是班杰拉分子。）
格列布·斯鲁钦科夫才三十岁。也就是说，他被德军俘虏时只有十九岁。现在他和库兹涅佐夫一样穿上了从储藏室取出的旧军装，极力表现出一副军人气概。他稍微有点跛脚，但这点被他那敏捷的动作掩盖了。
谈判时他态度鲜明、激烈。劳改营当局想出了一个办法；把“过去的少年犯”（即在未满十八岁时被捕，现已满二十一、二岁的人）带到营外，单独释放。这大概未必是骗局，因为当时其它很多地方确实也在释放这种人或者已给他们减刑。可是斯鲁钦科夫却回答说；“你们问过从前的少年犯本人吗？他们愿不愿意把同伴们丢在这里而自己从一个营区转到另一个营区去？”（在暴动委员会会议上他坚持说：“这些少年犯是我们的可靠力量，不能放他们走！”将军们想在暴乱中释放这些人的用意主要也在于他们是“一股可靠力量”。至于带出去之后会不会再把他们分别关进营区外面的禁闭室，那就不得而知了。）不过，奉公守法的马克耶夫还是调查了愿意办理“释放手续”的原少年犯，结果，他证实：在符合释放条件的四百零九名原少年犯中，只有十三名愿意出去。这个证明出自竭力取悦当局而敌视这次起义的马克耶夫之口，是值得惊奇的；四百名年富力强、风华正茂的青年人，而且其中大部分还不是政治犯，不仅放弃了自由，而且也放弃了自身得救的机会，自觉自愿地留在这注定失败的暴动者中间了……
针对将军们发出的武力威胁，斯鲁钦科夫的回答是：“你们派兵来吧！你们多派些冲锋枪手来！我们会把玻璃屑撒进他们的眼睛，缴下他们的冲锋枪！把你们整个肯吉尔卫戍部队打个落花流水！把你们那些罗因腿军官们一直赶到卡拉干达，踩着你们的脊背进入卡拉干达！那里都是我们的人！”。
另外一些人提供的关于斯鲁钦科夫的证词也是可以相信的。据说，他曾举起芬兰式短刀摇晃着说：“谁要逃跑，这刀就朝谁的胸膛扎！”他还在工棚里宣布：“谁不出去参加自卫，谁就准备吃我一刀！”这也是一切军人政权和军事状态发展的必然逻辑……
新生的劳改营政府，同古今一切政府一样，没有内部保安部门是无法生存的，此项工作也由斯鲁钦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