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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宪法万岁！”
“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团万岁！”
“苏维埃政权万岁！”
“要求派中央委员来！要求复查我们的案件！”
“打倒杀人凶手贝利亚分子！”
“斯捷普拉格军官的夫人们！你们当杀人凶手的妻子不感到可耻吗？”
虽然绝大多数肯吉尔人心里都非常清楚：远近各地和眼前发生的对上百万人的镇压、迫害完全是在这个宪法的阴暗光线下干出来的。完全是由这个政治局的成员们批准的，但是，肯吉尔人没有别的选择，他们还是得在标语上写这个宪法万岁和这个政治局万岁。现在，重读一遍挂出的标语之后，暴动的囚犯似乎感到自己脚下的地盘具有了某种合法的坚实性，内心感到宽慰、踏实多了：我们的运动不是没有希望的。
刚刚进行过选举的大食堂上空高高升起了一面旗子，整个肯吉尔镇都能看见它。这面白地、黑边、中间有个红十字的旗帜后。来挂了很长时间。根据国际海洋法规，这面旗表示：
“遇难！船上有妇女和儿童！”
总共十二人被选人委员会．以库兹涅佐夫为首。委员会立即讨论了分工，成立了下列各部：
宣传鼓动部（由立陶宛人克诺普库斯领导，他是因参加诺里尔斯克起义贾拉转押到这里来的）；
总务部；
伙食部；
内部安全部（由格列布·斯鲁钦科夫负责）；
军事部；
技术部（这个部大概得算劳改营政府中最奇特的一个部了）。
委任原少校马克耶夫担任与劳改营头头之间的联系。委员会中还包括一名小偷头目，他也负责一方面的工作。委员中也有妇女（人选是意料中的：白发苍苍的经济学家、党员沙赫诺夫斯卡娅，喀尔巴阡地区的老教师苏普伦，还有柳芭·别尔沙德斯卡娅）。
真正的主要起义鼓舞者是否也进入了这个委员会呢？显然没有。几个中心，特别是乌克兰人的中心，显然保持了自己的独立状态（俄罗斯人在整个劳改营中只占四分之一左右）。只有乌克兰老游击队员米哈伊尔·凯列尔，这位从一九四一年起时而同德国人作战，时而同苏联人作战的人，这个曾在肯吉尔劳改营里当众砍死一名眼线的人，现在以那个司令部派来的沉默的观察员身分参加委员会的各次会议。
委员会办公处设在妇女劳改点的行动人员办公室，公开办公，只有“军事部”把自己的指挥所（即战地司令部）设在第二劳改点的浴室里。各部都积极展开了工作，最初几天显得特别繁忙，什么事情都需要从头考虑，安排。
首先要修筑防御工事（马克耶夫预料必然会有军队来镇压，所以他反对修筑任何防御工事。斯鲁钦科夫和克诺普库斯则坚持要修）。几道内墙的豁口扩大了，拆下来大量土坯，囚犯们便用土坯在所有的岗楼和营区出人口的对面修起了壁垒。因为目前岗楼全在警卫队的手里，任何一个哨兵在任何一分钟都可能为讨伐队敞开大门。总务科大院里有的是成卷成卷的铁菠菜，人们便用铁蒺藜绕成布鲁诺蛇腹形铁丝网，布置在几个易受威胁的方向。也没有忘记在某些地方挂出些写着“小心！布雷区！”的小木牌。
这是技术部想出来的妙法之一。围绕着技术部的工作形成了某种极其神秘的气氛。这个部在总务科大院里开辟了几个秘密房间，入口处画着骷髅和交叉的肱骨，写着：“高压十万伏！”的字样。这里只准许几个技术部的工作人员出入，所以别的囚犯都不知道技术部里干些什么。很快就传开了一个消息：技术部正在制造某种秘密化学武器。囚犯和主子们都知道劳改犯中有一些非常高明的工程技术人员，所以一种盲目的信念很轻易地就进入了大家的头脑：这些人什么都能干，甚至会发明一种连莫斯科都没有人知道的武器。总务科仓库里有各种化学试剂，要制造简单的地雷还不是易如反掌吗？所以人们对于写着“布雷区”字样的小牌子是认真看待的。
还制造了另外一种武器：把一些装满碎玻璃屑的小盒子放在每个工棚的入口处（可以用它往冲锋枪手的眼睛上打）。
原来的作业班编制不动，改称排，每个工棚编成一个中队，任命了中队长，归军事部领导。由米哈伊尔·凯列尔担任警卫队长。几个易受威胁的地方都派纠察队员值班，按固定时间交接班，夜间加强戒备。考虑到男子的心理特点——他们当着妇女的面不会逃跑，而且一般地说表现得比较勇敢——纠察队由男女囚犯混合编组。肯吉尔劳改营的许多妇女不仅嗓门高，而且很勇敢，尤其是占妇女大半数的乌克兰姑娘。
现在人们不再期待老爷发善心了。他们自己动手拆除了窗上的铁栅栏。最初两天主子们还没有想到切断营区的电源，所以总务科大院里的机床还可以开动，人们便把拆铁栅栏下来的铁条磨尖磨光，制作了大量镖枪头。这两天锻造车间的机床工一直不停地制造武器：刀子、长柄宽刃斧头和刑事犯们特别喜欢的马刀。（他们还喜欢往刀柄上挂两个用彩色皮革做的小铃铛！）有些人甚至拿起了古代用的链子锤。
纠察队员们扛起镖枪去值夜班。夜间派往男子区指定地段值班的妇女排揣着梭镖雄赳赳地前进，随时准备迎着进攻者冲上去。（当时还天真地认为刽子手们会不好意思镇压妇女呢！）
如果不是有严峻而洁净的暴动气氛笼罩，这一切都是不可能的，它早已由于人们的嘲讽或淫欲而涣散瓦解了。对于我们这个时代来说，梭镖和马刀只不过是拿来玩耍的。但对于这些囚犯来说，过去的监狱和未来的监狱却不是开玩笑的。梭镖确实像玩具，但它总算是命运赐给我们维护自身自由的第一个机会呀。在革命早期的清教徒气氛中，妇女在壁垒上出现本身就是某种武器。而此时此地，这些男子和妇女的所作所为也都无愧于这种革命气氛，他（她）们庄重严肃地紧握着梭镖，矛头指向黑暗的天空。
如果说这些日子里也有人产生过低级的、淫欲的念头，那就只是那些呆在劳改营区之外的、佩带肩章的统治者们。他们的推测是：一星期听其自由活动而无人过问的囚犯，必将在营区内淫乱纵欲，为所欲为。主子们也正是这样向镇上的自由居民们描述的，说囚犯们就是为了淫乱目的才暴动的。（当然罗，过着酒足饭饱、无忧无虑的生活的囚犯们除了淫欲之外还可能有什么不满足之处呢？！）
劳改营当局的主要推测是：刑事犯必将开始强奸妇女，政治犯就会起来维护妇女，这样，必然会开始一场互相残杀。但是，内务部的心理学家们这次又错了。这也同样值得我们惊讶。一切都证明，小偷们这期间的所作所为也像人们一样，不过不是他们使用这个词的传统含义，而是我们所理解的人们。为了酬答他们的这种态度，政治犯和妇女们自己对待他们也特别友善，充满信任。至于在这背后是否还隐藏着别的什么原因，那就不是我们所能了解的了。也许小偷们仍然想着第一个星期天流血牺牲的同伴们吧。
如果要向肯吉尔暴动的力量来自何处，那么，应该说，来自团结一致。
小偷们并没有触动粮食仓库。对于了解他们本性的人来说，这一点同样令人惊讶。虽然仓库里的食品够用好多个月，但是罢工委员会商定：粮食及其他食品仍旧要按原标准发放。这是由于不敢吃得超过官方规定的伙食标准，怕将来追究浪费责任。奴性十足的恐惧感！好像在这许多饥饿的年代里国家没有欠下囚犯的债似的！相反，简直笑人：留在营区外面的劳改营首长们还必需从总务大院领供给，那有什么！——委员会根据他们的请求让波尔图什金上尉（此人不坏，在前方打过仗的）进入大院，他按自由人的供给标准，把食品，如干果之类，定期给首长们运出去。囚犯们一概放行。
劳改营的财务科按原标准发放食物，伙房领来做饭。不过，在新的革命气氛中，炊事员不再偷窃，不再有刑事犯的使者奉命到伙房来替别人领取伙食，也不再给那些杂役们多盛几勺了。因此，尽管供应量并未增加，伙食量却明显地比以前增加了！
这时期也有个别刑事犯卖一些东西给别人（这是他们从前在别处抢来的），但是现在他们不像过去那样卖后立即又把东西强要回去了。用他们自己的话说：“现在不是那个时候了！”
甚至地方供销部门开办的小商亭也照旧在营区内营业，指挥部答应保障自由公民女收款员的人身安全。她在没有看守护送的情况下可以进出营区，在营区内由两名女青年护送到各个小商亭向售货员收缴贷款——内部流通券。（但是，囚犯手里的内部流通券很快就用完了，而且统治者不允许继续向营区进货。）
统治者手里还剩下三样可向营区供应的东西——电、水、药品。众所周知，空气是不由他们支配的。至于药品，在整整四十天的时间里他们没有供给营区一片药，一滴碘酒。罢工开始两三天后他们切断了电源，停止了供水。
技术部开始为光明而斗争。最初想出的办法是：在细电线上绑两个钩子，把它甩到劳改营墙外，挂住墙外的电线。这样偷了几天电，后来这些“触须”被切断了。这期间技术部实验过风力发电机，但又放弃了。后来又在总务科大院选了个从了望塔上和低飞的“U－2”型飞机上看不见的地方，组装起一座小型“水力发电站”，利用……自来水管的水发电！把总务科大院里原有的一台发动机改装成了发电站。发出的电力只能供营区的电话网、指挥部照明补……无线电发报机使用！各工棚只好点燃松明……这个举世无双的“水力发电站”一直工作到暴动的最后一天。
暴动刚刚开始时，将军们还像主人一样到营区里来走走。而且，那个叫库兹涅佐夫的代表果然手段高明——第一次谈判时他就首先命令从停尸房把死尸抬出来，而后大声下命令：“脱帽！”囚犯们都把帽子摘下来了，于是将军们也不得不在自己造成的牺牲品面前脱下他们的军帽。但是，总的主动权还是掌握在古拉格的将军博奇科夫手里。他赞同选出一个委员会（“总不能同时跟大家一起谈话呀！”），他要求谈判代表们发言时首先讲明自己的案情（于是库兹涅佐夫就滔滔不绝地、也许还是很乐意地讲述起自己的案情来）。博奇科夫还要求囚犯发言时一定要站起来。当有个代表刚说出一句：“囚犯们要求……”时，博奇科夫立即敏感地反驳说：“囚犯们只能请求，而不能要求！”这样，“囚犯们请求……”这种表达方式也就规定下来了。
对于囚犯们的请求，博奇科夫的回答是大讲社会主义建设、国民经济的空前高涨、中国革命的胜利成就。这种盲目自负的间接洗脑办法总是使我们变得意志薄弱、无话可说……他来到营区的目的是想解释他们开枪射击是正确的，（他们很快便要宣布，根本没有向营区开枪，那都是匪徒们的造谣。也根本没有殴打犯人！）而有的囚犯代表竟敢请求他违反“关于分别关押囚犯的指令”，这简直使他大为惊奇。（在他们看来，他们的“指令”就像某种永世长存、天经地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