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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罢工的营区成立了罢工委员会，建立了“革命秩序”。伙房的炊事员立即停止偷窃，因而在口粮数量不变的情况下伙食明显地改善了。第七号矿井挂出一面红旗，第二十九号矿井朝着附近的铁路方向挂出了……政治局委员们的大照片。是啊，他们有什么别的可挂呢？……要求什么呢？……要求拿掉身上的号码，取消窗上的铁栅栏和门上的锁（可是他们并没有自己撕下号码，没有自己拆掉栅栏）。他们还要求允许通信，会见亲友，重新审查案件。
一只是第一天有人对罢工者进行过劝说。然后，整整一星期谁也没有来。但是，了望塔上架起了机枪，各罢工营区都被警卫部队团团围住。可以想象得到，这些日子必定有不少官员在去莫斯科的路上来回奔走：在新情况下怎样作才正确？这可不容易判断。一星期以后，马斯连尼科夫将军、列奇特种劳改营长官杰列维扬科将军、总检察长鲁坚科等带着大批随从（近四十人）来巡视各个营区了。这群显赫人物把囚犯全部召集到劳改营操场上开会。囚犯席地而坐，将军们站着讲话，责备囚犯们不该怠工，“不象话！”同时也立即说明囚犯的“某些要求是有道理的。”（“身上的号码可以摘掉！”窗上的铁栅栏？——“已经下令拆除！”了。）但是，应该立即复工：“国家需要煤！”这时，第七号矿井的囚犯队伍里不知是谁从后面喊了一声：“可我们需要自由！滚你的……！”只见囚犯们从地上站起来，纷纷离去了。最后操场上只留下将军那批人。
人们马上撕下了身上的号码，开始拆卸窗上的铁栅栏。但是，队伍已经开始分裂，士气有所低落，有人在想：是不是该适可而止？反正争取不再到更多的东西。这样，夜班已经有一部分人出工，第二天早晨全都出工了。矿井的机器又转动起来。大家互相一看：人家已复工，咱们也复工吧，所有工地全开始了工作。
只有第二十九号矿井位于山后，从那里看不见别的工地。军官们对他们宣布：别处都已复工了。可是这里的人不相信，也不出工。其实，只要把他们几个代表带去其他工地看看，问题是很好解决的、但这样对待囚犯未免过分客气，有伤体面吧？！而且将军们正渴望着流血呢，他们认为：不流血就算不得什么胜利，不流血不足以教训这些畜生！
八月一日，十一辆满载士兵的大卡车来到第二十九号矿井。囚犯们被召集到大门前的空场上，大批士兵排成密集队形集结在门外。“上工去！不然我们就要采取无情手段！”
并没有说明无情手段是什么。看看这些冲锋枪吧！沉默。一片寂静。人群中有些分子开始走动了。为什么要死呢？尤其是那些刑期不长的人们……那些刑期只剩下一年半载的人开始往前走了。但是，另外一些人却更坚决地抢到他们前面去，站在第一排挽起手来，面对着工贼们形成了一条封锁线。群众犹疑不决。一名军官企图冲破这条封锁线，人们用铁条打他。杰列维扬科将军往旁边倒退几步，下了命令：“开枪！”朝人群开枪。
自动步枪三次排射，还夹杂着机枪点射。六十六人被当场击毙。（被打死的是些什么人？是站在前面的人：那些最大无畏的人总是最先倒下去。这是一条普遍规律，格言里也是这么说的。）其他囚犯四散逃跑，警卫队拿着棍棒和铁条追，边打边往营区外面赶。
从八月一日至三日连续三天在各个罢工的劳改点进行了大逮捕。不过，怎么办呢？失去了保护人的机关已经有点转动不灵了，侦查工作也无法进行。于是，只好又编成押解队把这些人押到别处去，即把这“传染病”送到别处去。群岛越来越显得狭窄了。
对于留下来的人全部实行惩戒制度。
在第二十九号矿井内，白天可以看到工棚房顶上有许多用板条钉的补丁，那是修补了士兵冲锋枪留下的弹洞：有些士兵是朝人群的头顶上射击的。那是一些不愿意当杀人凶手的无名士兵。
但是，朝着活靶子开枪的人也不少。
在赫鲁晓夫时期，有人在第二十九号矿井的牙子山附近的公墓上竖起了一个高大的十字架，像电线杆那么高。后来被人推倒了。但不久又有人把它重新竖立起来。
我不知道它现在是否还矗立在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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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肯吉尔营四十天
不过，贝利亚之死对于特种劳改营来说也还有另一种涵义：它既使政治犯产生了希望，也迷惑了他们，使之失去了方向，减轻了苦役刑的重压感。希望萌芽了：仿佛即将发生变化。因而政治苦役犯就不再愿意为了惩罚眼线而自己去蹲劳改营监狱，也不再愿意举行罢工或骚动了。仇恨已被忘却。他们指望，不必骚乱和罢工一切也都会向好的方向变化的，只须等待一时就行了。
贝利亚之死还有另一层意义那些从来就是苏军部队中最受尊敬、最可靠的佩带蓝色肩章（但没有空军肩章上的小鸟）的人们，现在像是突然被打上了罪恶的烙印。不仅在囚犯及其亲属眼里如此（这些人倒无所谓，随他们去！），难道政府不也是这么看的吗？
正是在那不祥的一九五三年取消了（“按照景章”）发给内务部部队军官的双份工资，这就是说，他们今后也只能领取一份工资了。尽管军龄补助、极北地区工作补助和各种奖金还都依旧照领，这对他们的钱袋也是个不轻的打击，而对他们的官运前程则是更大的打击——照这样子看，今后不需要我们啦？！
正因为贝利亚完蛋了，保卫部门才感到有必要尽快地用事实证明它本身的忠诚和存在的必要性。但是怎样证明呢？
这时，那些迄今被保卫人员看成威胁的劳改营暴动便像救命星一般闪烁起来了。多发生一些暴动吧，越乱越好，那就需要采取对策，就不会对我们裁员和减薪了。
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肯吉尔特种劳改营的押解人员几次无故向囚犯开枪。这类事件接连发生，不可能是没有预谋的，
一个开灰浆搅拌机的姑娘丽达到前沿地带附近去晾一双袜子，警卫立即开枪打死了她。
还开枪打伤一个中国人老头。（肯吉尔的囚犯谁都不记得这个中国人的名字。他几乎完全不会说俄语。大家都记得他那蹒跚的步态，他嘴里常叼着烟斗，面孔有点怪模怪样。是警卫士兵叫他到跟前去的，士兵把一包马合烟扔给他，正好扔在前沿地带的边缘上，中国老头俯身去拾烟时，士兵前他开了枪。）
还有另一次类似事件。卫兵从了望塔上扔下几发子弹，命令一个囚犯去拾起来。犯人去拾时，士兵开枪把他打死了。
后来还发生过用达姆弹朝着从选矿厂下工回营的囚犯队伍开枪的轰动事件，使十六人受重伤。（还有二十来人隐瞒了自己的轻伤，没敢去登记，怕受到处分。）
这一次因犯们没有忍气吞声，埃克巴斯图兹的历史在这里重演了：肯吉尔第三劳改点三天没有出工（但还照样吃饭），要求惩办肇事者。
派来一个委员会，答应依法惩办肇事者，囚犯这才同意出工。（其实，审判时囚犯能够去旁听并亲自确认吗？！……）
但是，一九五四年二月间木材加工厂又有一个人被枪杀了。肯吉尔营的囚犯都记得这个“福音派教徒”（好像是叫亚历山大·瑟索耶夫）。这人刑期十年，已经服完九年零九个月了。他的工作是涂焊条，在前沿地带附近的一个小屋里干活。当时他是要到小屋外面去小解，被卫兵从了望塔上开枪打死了。岗楼里立即跑下来几个卫兵，企图把死者拖到前沿地带的边上去。造成他已越出界线的样子。别的囚犯忍无可忍，抄起十字镐、铁锹等把杀人凶手们从死者身边赶开了。（在这整个过程中，行动特派员别利亚耶夫大尉骑的马一直拴在木材加工厂营区旁边。这个人左脸上有块痣，外号叫“小黑痣”，为人非常残忍、暴虐，所以，安排这一类凶杀事件非常合乎他的胃口。）
木材加工厂所在的整个营区都骚动起来了。囚犯们打算用肩膀把死者抬回劳改点去。劳改营的军官不允许抬。“为什么打死他？”——囚犯们高声质问军官。但是，统治者的答案是现成的：“怨死者自己，是他首先朝了望塔扔石子来着。”（他们大概没有来得及看看死者的登记卡片！他们知不知道死者的刑期只剩了三个月，而且他是个福音派教徒？……）
返回生活区的路是阴森森伪，人们提心吊胆。两边雪地里埋伏着许多严阵以待的机枪手。（肯吉尔人懂得，这些机枪手都已充分作好射击准备……）警卫队驻扎的村镇的屋顶上也布置了机枪手。
这件事又是发生在曾经一次造成十六名重伤人员的第三劳改点。虽然这次只打死一个人，但人＊越来越感到生命没有保障、注定死亡、毫无出路。斯大林死去已经快一年了，可是他的鹰犬却丝毫不见收敛。而且。总的说来什么也没有改变。
天黑了，晚饭后发生了这样的事：我们单元的电灯突然熄灭了，这时不知是谁站在门口对屋里大声说：“弟兄们，咱们在劳动，在建设，可得到的报酬是吃枪子儿，这要到什么时候算个头儿？明天我们不出工啦！”就这样一个单元一个单元、一个工棚一个工棚地传下去了。
给隔壁的第二劳改点隔墙扔过去一张纸条。在这方面已经有些经验，过去也多次考虑过这种作法，所以那里也立即宣布了罢工。第二劳改点里关押的是各种民族的人，大部分人刑期十年，许多人即将满刑。尽管如此，他们还是采取了一致行动。
第二天早晨，关押男囚犯的第二和第三劳改点的人全没有出工。
罢工，但却不放弃公家发给的一份粗劣的口粮，这种作法越来越为更多的囚犯所理解，但统治者却越来越不理解了。于是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让大批不带武器的看守和警卫士兵涌进罢工的劳改点，涌进工棚，两个人架一名囚犯，连推带拉地把囚犯赶出工棚去。（这种作法岂不是过于人道了吗？！对窃贼们倒可以这样照顾，但对人民敌人总不能这样呀！然而，在贝利亚被枪决之后没有一个将军或上校敢于命令机枪手向营区扫射了。）主人们的这种“劳动”是白费力气：被推出的囚犯或者上厕所去，或者在生活区内闲逛，就是不到派工地点去。
人们这样坚持了两天。
应该惩办那个枪杀福音派教徒的警卫，这难道不是十分简单的道理吗？然而在统治者眼里这道理既不简单，也不正确。倒是在罢工的第二天深夜，一个从卡拉干达来的、带着大批随员的、因而对自身安全确有把握的上校来到各个工棚叫人了。他粗鲁无礼地叫醒所有的人，口里不住地重复着一句话：“你们耍无赖耍到什么时候？”他谁也不认识，却用手随便指指这个人说：“你，出去！”再指指另一个人说：“你，出去！”“你也出去！”这位勇敢而坚定的长官就是这样把一些碰巧被点中的人送进了监狱，他认为这是对“耍无赖”的最合理的答复。一个叫维尔·罗森贝格的拉脱维亚人看到这种毫无理性的迫害，便对上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