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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人，而是只有三千人……（后来我们得知：乌克兰人的领袖们是一些年轻人，还不懂得真正的政治，他们当时认为乌克兰有自己的命运，它与所谓的“莫斯卡理”——即俄罗斯人——的命运不同。当初他们是那么热心共同事业，现在却离开我们退去了。这么说来，我们不是五千人，而只有三千人。）
第二天夜晚、第三天早晨和白天，饥饿的魔爪一直在撕裂我的肠胃。
但是，当第三天早晨人数更多的契卡工作人员来到工棚，又把班长们叫到门口去，而我们这些满心愤怨的、不可理解的、对一切都感到厌倦的人们又挤到两边走廊里的时候，我们的一致决定仍然是：不让步！我们的斗争已经产生了惯性。
主人们今天却只是给我们增添了力量，新来的一位长官是这样对我们说的：
“彼斯强特种劳改营管理局请求犯人们用饭。管理局接受你们的一切申诉。它会查清这次行政部门和犯人之间的冲突的原因并将采取措施消除这些原因。”
是不是我们的耳朵不中用了？请求我们用饭！只字不提劳动！我们冲击了监狱、打碎了玻璃和路灯、拿着刀子追赶看守，这一切原来都不是暴动，而是平等的两方，两个平等的方面，行政部门和犯人之间的冲突！
看来，只须我们两天两夜团结一致，就足以使那些主宰我们一切的人们改变腔调！我们一生中，不仅是身入囹圄之后，甚至身为自由人、身为工会会员的时候，也从来没有听见过主人嘴里说出这样的甜言蜜语啊！
但是，我们的人却慢慢地、不声不响地散去了。因为谁也不能在这里做出决定，甚至不能应允要做出决定。班长们也低着头走开了，虽然特别劳改点的首长叫着每个人的名字想留住我们，但我们还是头也不回地走开了。
这就是我们的回答。
工棚又销上了。
主人们从外面看＿这些工棚仍然是沉默而绝不退让的。但在其内部，各作业班之间，正在展开一场十分激烈的讨论。诱惑力太大了！主人们和善的语气远胜于威胁，深深感动了这些质朴而从不苛求的人们。有些声音主张让步。的确也是，还能争取到什么更好的结果呢？！……
我们疲倦了！我们想吃饭！把我们的情感联结起来并使它上升到高处去的那一神秘法则现在仿佛颤抖起来，开始往下沉了。
但是，有一些几十年来紧闭着的口、生来就一直沉默或许本来要沉默到死的口，这时却张开并开始说话了。人们倾听着他们的话，当然，那些尚未被杀死的眼线也在听。这个刚刚开始发音的喉咙（在我们屋里是德米特里·帕宁），这条喉咙发声了，只说了几分钟，可是日后它却不得不为这几分钟的讲话付出重大代价：要加判刑期，要在那为自由而颤动过的喉咙上套上绞索。但是，不管怎样，这条喉咙里的声带总算第一次尽了它的天职。
现在让步？这等于凭口头保证而投降。谁的口头保证？是监狱看守的，劳改营鹰犬们的口头保证。有多少座监狱，有多少座劳改营啊！难道这里面的人曾经履行过哪怕一次诺言吗？！
多年沉积在心底的痛苦、委屈、受人戏弄的往事的沉渣一齐翻腾上来了。是啊，我们刚刚第一次走上正确的道路，难道这就退让？我们才初次感到e已是人，难道马上就要投降？仿佛一阵炙人的、凶恶的旋风使我们打了一个寒战。必须坚持下去！坚持下去！他们还会说得更好听呢！他们还会让步I（可是，到底该在什么时候相信他们的哪一句话呢？这一点仍然不明确。被压迫着的命运就是这样；他们最终不可避免地要相信、要让步……）
苍鹰）。我们全室二百人的情感凝集成的这只苍鹰。似乎又击翅高飞了！它又翱翔在晴空！
我们又全都躺下了。为了节省自己的力气。我们尽量减少动作，不说闲话。我们还有许多事情要做，还要思考。
工棚里剩下的一点食物早已吃完。谁也不再煮东西吃了。屋内一片宁静，谁也不动，只有几个俯身在窗口担任观察任务的年轻人时而说一两句话：向大家报告营区内的动静。这几个刚二十出头的年轻人激情满怀，战胜饥饿，宁愿在刚踏进生活之门时死去，也不肯屈服。他们这种决心引起我们的爱戴和钦佩，我们羡慕他们，深感自己的头脑理解真理太迟，自己的脊梁骨已经僵化于弯曲状态了。
我想，现在可以举出其中几个年轻人的名字了：亚涅克·巴拉诺夫斯基、沃洛佳·特罗菲莫夫，还有钳工博格丹。
突然，第三天傍晚，当夕阳快要沉入地平线的时候，观察员们用遗憾的激动的声音向大家报告：
“九号工棚！九号工棚投降了！……九号的人正朝食堂走去！”
大家立即从床上跳起来。对面一排房间的人也挤到这面来。我们趴在上下层床铺上，隔着前面人的肩膀、透过窗上的铁栅栏往外看，一声不吭地看着这支队伍的可悲的行进。
二百五十个本来已经是黑暗的、在夕阳反照下显得更加黑暗的人影，排成一支可怜、驯顺、屈辱的长队，斜穿过营区朝食堂鱼贯走去。他们的身影一个个在夕阳的余辉中闪过，像是一根连结得不牢固的没有尽头的链条，像是后面的人抱怨前面的人走去，因而才无可奈何、满心不快地跟着走去似的。有一些严重衰弱的人由别人扶着或拉着走。他们那蹒跚的身影，就像许多引路人牵着许多盲人走去一样。不少人手里拿着小锅或茶缸。拿着这可怜的劳改营餐具，是指望今天的晚餐对于已经收缩的肠胃来说将过于丰盛，吃不下去，所以要把剩下的带回来。因此，像乞丐讨饭盆一样伸到面前的小锅和茶缸使人看了尤其感到奴隶般屈辱，尤其令人痛心。
我感到眼泪夺眶而出。我擦掉它，往旁边瞟了一眼，同伴们的脸上也挂着泪水。
第九号工棚的意见是决定性的。他们那里被打死的人从星期二晚上开始已经在工棚里停尸四昼夜了。
他们向食堂走去，这就是说，为了一份口粮，为了一碗粥，我们决定宽恕那些杀人犯了。
九号工棚是个饥饿的工棚。那里的作业班都是干各种杂务劳动的，他们很少有人收到邮包。那里有许多干瘦得快死的人。也许是因为怕工棚里增加新的尸体才投降的吧？……
我们默默地离开窗户。
这时发生的一件事使我真正懂得了什么叫波兰人的骄傲，懂得了他们历史上那些充满自我牺牲精神的起义是怎么回事。前文提到的那个波兰人工程师尤里·文格尔斯基现在在我们班里。他的十年刑期已经到最后一年了。他平常总是彬彬有利，和蔼可亲，甚至在他当施工员时也从未听到他对谁高声说过话。
可是现在，他的脸突然变色了。一看见这个走去请求施舍的队伍，他愤怒地、轻蔑地、痛苦地扭过头去，挺起胸膛满腔愤恨地高声喊道：
“班长！不要叫醒我去花晚饭，我不去！”
说着，他爬上“小车厢”躺下，转脸朝墙……再也没有起来。我们晚上也去食堂吃饭了，可他没有起来！他从来没有收到过邮包，他孤独一人，经常吃不饱，可是，他没有起来！对他来说，热气腾腾的稀粥的影象遮不住无形的自由的高大形象！
假如我们所有的人都这么骄傲而坚强的话，世界上哪个暴君还能够维持住他的宝座呢？
第二天，一月二十七日，星期天。可是并没有赶我们去劳动以弥补耽误了的工作（劳改营头头们肯定在担心完不成计划），只是给我们吃饭，发给前两天的粮食，让我们散步。大家在工棚间串来串去，互相谈着这几天是怎样度过的，总的情绪是欢乐的，似乎我们赢了，而不是输了。何况已变得温和些的主人还答应满足我们的一切合法要求呢！（但是，什么是合法的？这由谁来判断？……）
这时发生了一件小事，但它预兆不祥：有一个叫瓦洛吉卡·波诺马廖夫的“母狗”逃跑到岗楼里去了。这些日子这个家伙一直和我们在一起，他听到了许多人的谈话，看到过许多人的眼神。那就是说，他是去出卖我们的，而且想留在生活区外躲过我们的刀子。
波诺马廖夫的逃跑使我彻底认清了刑事犯的本质。他们那虚假的义气，实质上不过是他们帮派内部彼此应尽的义务。而当他们被卷进革命旋涡时，他们肯定要干出卑鄙勾当。他们只能理解力量，而不可能理解任何原则。
可以预料，正在准备逮捕肇事者。但是宣布的却恰恰相反，当局宣布：已从卡拉干达、阿拉木图、莫斯科派来专人组成的委员会。要对这次事件调查处理。在滴水成冰的严寒里，营区中部摆起一排桌子，几个穿白色短大衣和毡靴的军官端坐桌旁，听取囚犯们的申诉。许多人去了。申诉了。记录下来了。
星期二早点名之后，又把班长们全召集去“提意见”。其实，这不过是一个卑鄙的新花招，是另一种方式的侦讯：他们知道犯人们憋了一肚子活，所以先让人们把话说出来，然后便可以更准确地进行逮捕。
这是我当班长的最后一天。我身上的肿瘤近来生长很快，我一直拖下来没去动手术，总想等到一个比较“合适”的时间。一月间，特别是绝食的那些不幸的日子，肿瘤几乎每日每时都在增大。这样，它本身就替我作出了决定：现在是最合适的时刻。所以，绝食刚结束，各工棚一打开，我马上去看病，医生决定立即给我动手术。现在我就是作为班长去参加这最后一次“提意见”会的。
会场设在浴室的脱衣间，这里比较宽敞。一排理发椅子前面摆了一张长桌作为主席台，在主席台就座的有内务部的一名上校，几名中校，还有几名下级军官，我们劳改营的长官坐在他们背后的第二排，根本不显眼。第二排还有记录人员，整个会议期间他们都在紧张地写。第一排有个人专门向记录员重复发言者的姓名。
主席台上比较突出的是特别处或是机关里来的一名中校，此人聪明伶俐、思想敏捷、善于抓住问题，是个奸诈的、干练的坏蛋。他那高高的额头、狭长的面孔和敏捷的思路，说明他远远不属于这群昏庸无能的官僚之列。
作业班长们都不愿意讲话，他们几乎是从密密麻麻的会场里被硬拉起来讲话的。每当他们开始讲到自己的“案情”，主席台上就打断他们，请他们解释：为什么这里的囚犯们要杀人？罢工的目的是什么？……假如某个倒霉的班长试图认真回答这些问题，说明杀人的原因和囚犯们有些什么要求，那么，主席台上的几个人就会一起扑向他：你怎么知道的？那就是说你也和匪徒们有联系喽？请你说说他们是谁！！
他们就是这样“正大光明地，以完全平等的态度”来判定我们所提的要求是否“合法”的……
最经常打断囚犯班长们发言的就是那个高额头的坏蛋中校。他能言善辩，而且他与我们不同，他是处于不受惩罚的优越地位的。他善于用一些尖刻的话打断人们的发言。已经形成了这样一种局势：似乎他们在指责我们，而我们则在为自己辩护。
我禁不住怒火冲上心头，下决心要挫败他。我请求发言，报了自已的姓名（有人立即像回声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