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迫害者们并没有跟着我们进工棚，而是把门反锁上了。他们在营区继续搜捕并殴打那些来不及跑回工棚的人，大约二十多人受枪伤和被打伤。有些人隐瞒了自己的伤，有些则被送到医务室去，这些人下一步的命运就是；监狱、追查参加暴动的经过。
但是，这都是后来才知道的。当天夜里工棚一直锁着，第二天，一月二十三日早晨，也没有允许各工棚的人在食堂见面：担心我们互相串联、摸清情况。有几个工棚里无人受伤，他们也不了解打死人的事，所以这天旱晨便又去上工了，包括我们这个工棚在内。
我们出工了，但在我们之后没有一个作业班出来。工厂的生产线上空空的。派工员也没有来派工，我们受骗了！
这一天我们在机械制造厂里根本没有心思干活。伙伴们在机床之间串来串去，或者坐在一起猜测昨天发生的事。同时也在讨论：我们这样当牛作马、忍气吞声到底何时是尽头。可是，已经被永远地压弯了腰的老囚犯们却反问道：不忍受又能怎么办？难道从前没有人被摧毁压垮过吗？（这是一九三七年被捕的那些人们的人生哲学。）
傍晚我们下工回来时营区里也是空荡荡的，没有人走动，探子们很快就从其它工棚的窗下探回了消息：第九号工拥有二人被打死，三人被打伤，他们和旁边的工棚今天从早晨就没有出工。主人们把我们出工的事告诉了他们，指望他们明天能出工。但是，现在很明显：明天我们也不会出工了。
给墙那边的乌克兰人也扔过去几个纸条，把这个消息告诉他们，希望他们支持这一行动。
一次没有准备的、甚至在思想上也还没有考虑成熟的绝食罢工就这样在没有指挥中心、没有商定联络信号、发育不全的状态下开始了
后来，其它劳改营的做法是先掌握食品仓库，然后拒绝出工，那当然比我们的做法聪明多了。我们的做法虽说不甚明智，但却显得更有气魄：三千人同时拒绝了面包，也拒绝了工作。
早晨，没有一个作业班派人到面包房去取面包，没有人去食堂吃现成的粥和菜汤。看守们完全莫名其妙，他们三番五次地跑来催促我们去吃饭，一会儿威胁着赶我们去，一会儿又好言相劝：暂时只要求先去吃饭，只字不提出工劳动问题。
但是，谁也没去。大家全都穿着衣服和鞋躺在各自的床上，沉默不语。只有我们几个当班长的（在这火热斗争的一年我当了班长）不得不回答两句，因为看守的话全是冲班长说的。我们也躺在床上，只是从床头无可奈何地回答他们：
“长官，你看，不行啊！……”
这种不声不响的一致抗命，抗拒一个从本原谅过任何人和任何事的政权的命令，这种长时间的顽强的不服从，看来要比在枪弹纷飞之下奔走呼号更加可怕。
最后，看守们停止了劝告，锁上了工棚的门。
后几天进出工棚的只有值日人员，他们出去倒马桶，拿饮水和煤来。公众讨论决定，只允许那些躺在医务室的人不绝食，只允许担任医务工作和卫生员工作的囚犯本停止工作。伙房做好了饭，没人吃，倒掉了；又做好，又倒掉了；于是伙房也就不再做饭。各处的杂役、帮手们似乎第一天去找过劳改营头头，说明他们没有办法再干活，然后就走开了。
这样，主人们就再也无法看到我们并了解我们的真实想法了。监工们和奴隶们之间出现了一道真正的鸿沟。
一生中的这三昼夜是我们每个绝食参加者所永远不会忘记的。我们并没有看见其它工棚的同志，也没有看见陈在那里等待掩埋的尸体。但是，却像有一条钢铁链条穿过空荡荡的隔离区把我们各个工棚的人紧密地联结在一起了。
宣布绝食的不是有皮下脂肪储存的饱食终日的人。这全是些瘦骨嶙峋、体力衰竭、长年忍饥挨饿、勉强维持着某种体内平衡的人，是失掉一百克食物立即会感到身体不适的人。而且那些干瘦得快死的人也跟大家一起绝食了，尽管明明知道三天的饥饿就足以无可挽回地把他们推向死亡。我们拒绝接受的食物，我们过去认为是叫化子饭的食物，如今在我们惊扰不安的饥饿的梦中却变成了丰美的佳肴。
宣布绝食的这些人几十年来所受到的是一条无情的、强者生存的法则的教育，一直认为“今天你死去吧，我还要活到明天！”乃是天经地义。可是，现在他们完全变了，他们爬出了那个腥臭的个人泥塘，结成同心，相信：今日大家一起死去也胜似明天这样的苟活。
各工棚、各房间里人与人之间出现了某种庄重而友爱的关系。不管谁保留下来的一点点剩余食物，特别是那些常收到邮包的人，现在全都交公了，全放在一块铺开的破布上，根据小组的决定，有些东西今天分吃，有些要留到明天。（个别常收到邮包的人可能还在私人食物储藏室里存有一些食品，但是，一则去储藏室要通过营区，现在无法过去；再则并非所有的人都愿意把全部积蓄拿出来：有人还指望绝食结束后好好“补养”一下呢。所以，和任何监狱一样，绝食也并非对每个人都是同等的考验，那些没有任何储存、没有日后补养希望的人们这时才是表现了真正的英勇精神。）如果有大麦，就拿来煮成粥，用羹匙分着吃。为了把炉火升得更旺，就从床上拆木板烧。既然自身的生命都不一定能延续到明天，难道还舍不得公家的床板？
主人们将会采取什么对策，谁也无法预料。说不定还会从了望塔向工棚开枪呢。他们让步的希望很小。我们一生中从来就没有见过他们作出过任何让步。我们的绝食罢工使人感到某种绝望的痛苦。
但是在这绝望中也有某种令人宽慰的东西。我们迈出的这一步的确是无益的、冒险的，它不会有什么好结果。这样倒也好。我们的肚子饿，胸部疼痛，但是却有另外的、某种更高的要求得到了满足。在这饥饿的、漫长的三个白天和三个夜晚，三千人都在暗自思忖全体三千人的刑期、三千人的家庭和某些人的家破人亡，思忖着过去发生的事和将来可能发生的事。尽管在这许许多多的胸腔中可能有各种各样的感情，也可能有后悔和失望，但压倒一切的感情是觉得：就该这样！就得跟他们干！没有好结果就没有好结果吧！没有好结果才好呢！
这又是一条没有研究透彻的规律——群众的情感违反通常理智而普遍升腾起来的规律。我自己就十分明确地体验了这种感情上的升腾。我的刑期只剩一年了。似乎我应该为自己被卷入这次事件而愁苦悔恨才对，因为参与这种事件之后是不会不重新判刑的。可是，实际上我却没有感到丝毫的遗憾：狗养的！随你给我再判一次刑吧！……
第二天，我们从窗户里看到几个军官从一个工棚走到另一个工棚。值班看守打开工棚门，从走廊这头走到另一头，把身子探进每个房间招呼人（态度变得十分和蔼，不像从前吆喝牲口那样了）；“班长们！出来广
我们开始讨论了。决定问题的不是班长，而是全班的人。人们从一个房间到另一个房间去互相商量。当时我们还处于不稳定状态：虽然确实清除了几名眼线，但还有几个可疑的人，甚至可以肯定还有眼线，大胆而狡猾的汽车修理班班长米哈伊尔·格涅拉洛夫很可能就是其中的一个。而且，生活经验告诉我们：许多今天为自由而绝食的罢工者，明天就有可能为了过安静的奴隶生活而分化、分裂。因此，那些领导罢工的人们（当然有这样的人）并不公开露面。他们没有脱离秘密状态，也并不公开掌权。班长们这时也拒绝负责任了。所以，表面上看，这似乎是没有人领导的自发罢工，而且是听其自然发展的。
最后，不知不觉中在某个地方作出了决定，于是，我们六七个当班长的便走到工棚人口的过道处去见耐心地等在那里的劳改营长官们。（这里就是前些时候挖地道的二号工棚惩戒室的人口处，他们的地道是从离这里几米远的地方挖起的。）我们几个人挤在墙角，眼睛望着地板，像石头人似的一声不吭。我们往下看，是因为谁也不愿意再用以前那种阿谀的眼光看主人们，而如果在这时换成一副造反者的目光，则是不明智的。我们站立的样子就像被叫到学校教导处的淘气学生一样：有气无力地歪扭着身子，两手插在裤袋里，歪着头，面向一旁：无法教育，蒸不熟煮不烂，拿他毫无办法。
可是，人口两旁的走廊里这时已经挤满了人，被前面人遮住的、站在后面的人你一言我一语地大声说出了我们要说的话：我们的回答和各种要求。
戴蓝边肩章的军官们（有几个熟面孔，也有几个新人）假装作只看见几个班长，只同他们说话的样子。他们讲话矜持而又克制，已不再威胁恐吓了，但也还没有完全变成同等相待的语调。他们说，复工和停止绝食似乎是符合我们的利益的，如果复工，他们不仅把今天的口粮发给我们，而且可以补发昨天的口粮。这可是古拉格群岛有史以来未曾有过的事！（他们根据自己的经验知道：饥饿的人是容易收买的！）他们根本末提惩罚二字，但也没有回答我们所提的要求，就像我们并未提出什么要求似的。
看守们站在军官两旁，都把右手插在衣袋里。
走廊里有人大声喊道：
“依法惩办开枪的罪魁祸首！”
“工棚的门不要上锁！”
“拿掉身上的号码布！”
其它工棚有人提出了对特别庭判决的案件重新进行公开审判的要求。
而我们这些班长们则像站在校长面前的顽皮学生一样，心想：他要罗嗦到什么时候呀。
主人们走开了。工棚又上了锁。
尽管饥饿严重折磨着许多人，他们的头脑已不能思维，终日昏昏沉沉，但是工棚里没有一个人说要让步，没有一个人流露出后悔的情绪。
我们在猜测，关于我们闹事的消息会传到多高的一级？内务部当然已经知道了，或者至迟今天应该知道。但是那个小胡子呢？要知道，这个屠夫可会毫不犹豫地下令把我们五千人统统枪毙呀。
傍晚，我们听到不远处传来飞机的轰鸣声，虽然这一天云层很厚，不适于飞行。大家猜想，一定是飞来一位更高级的人物。
古拉格的儿子、有经验的老囚犯尼古拉·赫列布诺夫已在劳改营呆了十九年，他一直和我们几个班相处得很好。现在他是伙房里的一名杂役。这天，他竟穿过营区大胆地从窗户给我们塞进一小口袋黍米来，足有十来公斤。我们七个班把它平分了，为了不让看守撞见，只好等到夜里才煮成粥吃。
赫列布诺夫还给我们带来一个沉重的消息：“长城”那边的第二分部的乌克兰人没有声援我们，他们昨天和今天都若无其事地照常出工。毫无疑问，他们收到了我们隔墙扔过去的纸条，他们也会听到两天来我们这边鸦雀无声，从工地的塔式吊车上可以看到自从那天夜间枪声之后我们营区内已经两天无人走动，他们已经两天没有在野外遇到我们上下工的队伍了、知道是知道，但却没有声援！那就是说，我们不是五千人，而是只有三千人……（后来我们得知：乌克兰人的领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