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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长们经常要为各种小问题去生产计划处或会计室：商量给谁减不减口粮，把谁派到什么地方干活等等。他们自然而然地把这种新空气、某种朦胧的严肃性、责任感和某种新的意义传染给了在那里工作的杂役们。
那些杂役们（尽管还远远不是全部）也受到这种气氛的影响。当年他们到特种劳改营来的时候，曾强烈地希望在这里抢到一个杂役的职位，现在终于抢到手了。那怎么反而不像在普通劳改营那样过得舒服了呢？现在他们不是可以关在小屋里做油焖土豆吃、和其他杂役住在一起、离开那些干活的人吗？不！现在他们认识到：这些并不是主要的。为什么？那么什么是主要的？……他们已经不好意思像在普通劳改费那样夸耀自己怎样吸别人的血，怎样靠别人过活了。杂役——这些看守的帮手们也开始在干活的人们中间交几个朋友，有时竟会把自己的干净新棉衣和别人的脏衣服构在一起，愉快地同干活的人们躺在一起聊天，度过星期日。
从前，普通劳改营的囚犯可以粗略地分为几大类；杂役和干活的人；普通刑事犯和犯第五十八条的人。现在却不同，分类更复杂、更有趣了：同乡，信仰同一宗教的人，饱经世事的人，有学问的人等等。
劳改营当局是不可能很快发现并理解这种情况的。可是派工员们已经不再带着那一米长的打入木棍，甚至不像从前那样吼叫了。他们现在是和和气气地同队长们讲话，例如：喂，科莫夫，该叫人们上工了吧！（并不是派工员的心灵上起了什么变化，而是因为空气中似乎出现了某种令人不安的新东西。）
但这一切都只是一个缓慢的过程。一点点变化要经过多少岁月，多少岁月啊！它比季节的更替还要缓慢。而且这些变化并未波及所有队长和杂役，它只影响了心灵深处多少还保留着一点盖满了灰土的良心和友爱的那一部分人。而甘心当坏蛋的人仍旧可以顺利地当他的坏蛋。认识上的真正进步，思想上的震动，英勇的向前迈进，还都没有发生。劳改营依然是劳改营，我们照旧受压迫行无可奈何。一我们的出路仍旧只有钻过层层铁丝网朝草原逃跑、而他们则是用冲锋枪扫射我们，放出军犬咬我们。
勇敢的思想，不顾一切的思想，逐步前进的思想，这就是要考虑：怎样才能做到不是我们从他们那里逃跑，而是让他们从我们这里逃跑呢？
这个问题一旦被提了出来，一旦有多少人想到了这个问题并把它提了出来，有多少人听到了它，劳改营的逃跑时代也就从此结束，一个骚乱的时代便宣告开始了。
但是，怎样来开始这个时代？从哪里开始？我们已被束缚住，被许多触须缠住，没有行动自由呀！到底该从哪里入手呢？
看来像最简单的事情，在实际生活中往往是很不简单的。早在普通劳改营的时候似乎就．已经有人想到过应该把眼线们干掉。那时候也曾有人安排过：从木材垛上滚下一报原木把眼线砸到涨了水的河里去、这类事在这里也不难想到呼！那么，该首先剁掉哪些触须呢？好像大家都知道，但却谁也不真正知道。
实然，有人自杀了。在“第二号”惩戒工棚发现一个人上吊了。（我是根据埃克巴斯图兹劳改营的情形叙述这个过程的各个阶段的。在其他特种劳改营里，经过情形也大致一样。）劳改营当局并没有感到什么麻烦，把死人从圈套里卸下来，拉出去扔掉完事。
队里的人们却互相传说着。那人是个眼线，不是自己上吊的，是把他吊死的。
警告！
劳改营里有很多卑鄙的家伙，其中吃得最饱、最粗暴、最无耻的要算食堂管理员季莫费·斯某。（我不是要隐瞒他的姓氏，实在是忘记了。）他甚至有自己的卫队——一伙吃得肥头大耳的炊事员，还豢养了一批家奴，打手，是那些经常在食堂打零工的人。他和这批打手对囚犯们拳打脚踢已是家常便饭了。有一次，他毫无道理地打了一个矮小黝黑的“小鬼”。平常，他打的是谁，他向来是不放在心上的。可是，在特种劳改营里长大的、受到近年来新气氛熏陶的这个“小鬼”可不是普通的孩子，他是个穆斯林。劳改营里有很多穆斯林。这些人可不比普通刑事犯。常常可以看到他们在日落前在营区西部把额头贴在地上或高举双手作祈祷（普通劳改营还有人嘲笑他们，这里却没有人笑）。这些伊斯兰教徒有自己的领袖，而且在近来的新气氛中仿佛也组成了自己的代表会议。于是，教徒们作出了决议：报复！
星期日大清早，当那些家伙还赖在热被窝里的时候，被打的“小鬼”和另一个北高加索的印古什族人悄悄潜入了杂役们住的工棚，找到斯某住的房间，两刀子就迅速结果了这个体重足有九十多公斤的家伙。
但是，当时人们还多么不成熟啊！这两个人竟没有企图遮盖一下自己的脸，也根本没想逃跑，而是离开尸体，拿着带血的刀子，怀着已经尽到义务的满意心情，坦然走去向看守自首了。他们将要受到审判。
这都是摸索前进中的探索。这一切在普通劳改营或许也还是可能发生的。但是，堂堂正正的公民却在继续向前探索：这是不是那需要抓住的主要一环啊？是不是就应该通过这一环打断整个锁链？
“打死眼线！”对，就是它，就是这一环！把刀子捅进眼线的心窝！制作刀子，杀死眼线——对，就是它！
现在，当我写到这一章的时候，墙上书橱里的一排排人道主义书籍正在威严地注视着我，它们那灰暗无光的陈旧书脊，像透过薄云闪烁的星光一样，不住地向我投来责难的闪光，似乎在说：世界上一切东西都不应该用暴力获取！一旦我们拿起剑、刀、枪，我们便会很快地同那些杀害我们的刽子手和暴虐者同流合污了。那就会没有止境……
会没有止境！现在，在这里，在温暖而洁净的屋里，我坐在夏邑的写字台旁，我也完全同意这一点。
但是，应该自己试试无辜地被判上二十五年刑，身上缝上四块号码布，两手经常要背在身后，早晚两次受到搜身，在劳动中累得筋疲力尽，由于别人的小汇报而被拖进强管制工棚，永远地被踩进泥坑里，……试过这一切之后，从那里，从那个泥坑里，你才会感觉到所有伟大的人道主义者的全部说教统统是那些脑满肠肥的大闲人们的废话！
会没有止境！？……那么会不会有开端？我们的生活会不会因此产生一线希望呢？
被压迫人民得出的结论是：仁慈是无法根绝凶恶的。
眼线们也是人？？……劳改营看守们向每个工棚宣读了必须传达到整个彼斯强拉格所有囚犯的恐吓命令：关押女囚犯的某劳改点有两个姑娘（其出生年月表明她们都很年轻）进行了反苏谈话，因此，经过由……组成的法庭判处……
这两个姑娘都是已经判了十年刑的，她们曾躺在床上小声谈心。是哪个死畜失去给她们告密的呢？这个告密的畜生不也是被判了刑的吗？眼线们还算得上什么人？！
没有怀疑了。可是，要开始最初几次打击毕竟不那么容易。
我不知道从什么地方怎样开始的。（所有特种劳改营里都开始杀人了，甚至关押残废的斯帕斯克营分部也开始了。）我们这里是从杜波夫卡押来一批犯人之后开始的。这批囚犯基本上是西乌克兰人，是“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分子”。他们在各地对整个运动作出了很大贡献，是他们推动了这辆大车。是这批杜波夫卡来的囚犯给我们带来了骚乱的杆菌。
从游击队员的小路上直接被抓到劳改营的这些身强力壮的年轻人，关在杜波夫卡的时候就已经认清了环境。在押囚犯们的冬眠状态和奴隶般驯顺的态度使他们感到惊奇，他们决心自己拿起刀来。
在杜波夫卡，他们）的觉醒带来了骚乱、火灾和劳改营的解散。但是，过于自信的、瞎了眼的劳改营主人们（这也难怪，他们已有三十年未曾遇到过任何反抗，已经习惯于无人反抗他们了。）甚至没有想到该把转押到这里来的骚乱者同我们隔离开。他们反而把这批人分编进全营的各个队了。这是普通劳改营采用的办法。把人分散开就可以使抗议的声音湮没掉。但是，在我们这个已经开始自我净化的环境中这种办法却只能有助于火舌尽快地吞噬整个劳改营。
新来的人们跟着各个作业班一起出工，但是他们根本不干活或者只是做做样子，他们躺在有阳光的地方（正是夏天I）小声谈天。这时候、从旁看去，他们很像那些合法地这样做的刑事犯：他们也同样年轻、养得很好、身体健壮。
但是有一条法规越来越清楚了，不过这是一条新的、令人吃惊的法规：“谁混灭了天良，谁今夜去见阎王！”
如今，杀人的事接二连三地发生，比逃跑最多时期的逃跑还要频繁。这些谋杀事件的作案者都很有把握，而且做得神不知鬼不晓：谁也不拿着带血的刀子去自首。人们保存着自己的生命和刀子还要去做别的事呢！他们最喜欢的时刻是清晨五点钟。每天这时候看守们便来打开工棚的大门，打开之后走去开下一个工棚，这时囚犯们几乎还全在睡觉。于是戴着面具的复仇者便悄悄溜进早已看准的房间，走近那张早已看好的床，准确而万无一失地杀死那个已经醒来并尖声嚎叫的或者尚在睡梦中的告密者。在确信他已经死去之后。复仇者们才在重大方地离去。
他们是戴着面具的。看不见他们在眼上的号码，号码布撕掉
或者盖起来了。但是，即使被杀者旁边床上的人根据体形或面部
轮廓认出了是谁，他们非但不会急于主动去报告，而且在审讯时，
甚至在监狱“教父”的威胁之下，也不会投降，他们会坚持说：
“不，不，我不知道，我没看见！”而且这已经不单纯是根据那条
为一切被压迫人民所掌握的古老真理——“一问三不知。神仙怪
不得”——在行事了，这也是在保全自己！因为谁要是说出来，谁
也就会在下一个早晨五点钟去见阎王；行动特派员对他表示的好
感丝毫也帮不了他的忙。
这样．杀人（虽然才发生了不到十起）便成了一种常规，成
了一种通常现象。囚犯们早晨去洗脸和领早饭时往往互相打听：今
天又干掉了谁？在这个令人不寒而采的体育项目中，囚犯的耳朵
听到了在地下后起的正义的战鼓声。
这事是完全秘密进行的。只要某个人（一个公认的权威人
士）在某处向某人提出一个名字：干掉这个家伙！至于由谁去干，
哪一天干，从哪里弄到刀子，这些他就不必管了。至于管这些事
的战斗队员们，他们也只知道自己必须执行法官的判决，但不知
道法官是谁．
必须承认，在眼线们并无正式文件任命的情况下，这个没有
建制的、不合法的、无形法院所作出的判决却远比我们所知道的
一切法庭、三人小组、军事审判庭和特别庭所作的判决要准确得
多，错误少得多。
囚犯们把这种杀人叫作“屠宰”。这种屠宰准确无误，后来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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