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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在灌木丛里，扔掉汽车，坐小船渡过额尔齐斯河，以后就分成小组，各奔前程了。现在正是征购粮食的季节，到处路上都有许多汽车通过。
挖掘工作计划在十月六日完成。在这之前两天，十月四日，两名参加者，腾诺和一个小偷瓦洛佳·克里沃舍因，突然被编到另一批犯人中间去，准备押到其他地方。他们原想耍个花招，想法生病，争取留下来。但是行动人员威胁说不服从就给他们戴上手铸，哪怕半死也得押走。他俩担心过分坚持可能引起怀疑，所以也就只好服从了，为了朋友们作出了牺牲。
起初，腾诺执意要加入这个挖地道小组，现在他的愿望完全落空了，他没能成为第十三个人。倒是被他拉进来的、他所庇护的、过于散漫和缺乏自制力的日丹诺克成了第十三名。当初是斯捷潘·科诺瓦洛夫和他的朋友们最后向腾诺让了步，才把秘密告诉他的。
挖掘完成了。出口恰好：穆吉亚诺夫没有计算错。这时下了一场雪。所以他们把行动时间推迟了两天：等地面干一干。
十月九日晚上，一切都按原来的设想准备妥当。第一批四个人是科诺瓦洛夫、雷日科夫、穆吉亚诺夫和他那个经常的技术助手波兰人。
接着就是倒霉的小个子科利亚·日丹诺克爬出坑道进入壕沟了。这时，当然不是由于他的过错、他听到沟上面不远处有脚步声。他本该沉住气，趴下不动，等人们走过去再往前爬。而他却过分机伶了：他探出头去想看看是什么人在走路？
俗话说得好：跑得快的虱子总是先被篦子梳掉。但他这个“跑得快的虱子”却毁掉了一组逃跑者，毁掉了一组难能可贵地配合得这么好而又计划得这么周密的逃跑者！毁掉了在这次逃跑中交织在一起的十四条漫长而复杂的生活道路！这次逃跑对其中每个人的生活都有着特殊的、使过去和将来都具有意义的重要作用，他们中间每人都有另外一些人——一妇女们，子女们以及尚未出世的孩子们——在某个地方等待着他们呢！这个“虱子”一抬头，这些人的一切就全都陷入了十八层地狱！
原来，上面走的正是警卫队副队长。他看见了这个“虱子”，喊了一声，开了一枪。于是，他的那些卫兵们，那些连想也没有想到这个逃跑计划，因而根本不配同它作斗争的卫兵们，竟然成了抓获这些逃跑者的“大英雄”。而我的读者，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却还在用平尺敲着书页傲然地、一字一顿地对我说：
“是啊！……可你们为什么不逃跑呢？……你们为什么不起来反抗呢？……”
这时，所有逃跑者都已经钻进地道，取下了窗上的铁格子，把护墙板钉好在那块活地板上了。现在他们一个个只好向后爬去，向后！向后！
谁能真正完全理解这绝望的懊恼？理解这对于自己辛勤努力的蔑视？
他们爬回去了，熄灭了地道里的灯，又把走廊窗上的铁格子装上去。不一会儿，整个惩戒工棚里挤满了劳改营的军官，警卫营的军官，卫兵和看守们。开始按档案卡片点名了，然后把所有的囚犯全都赶进了石砌的监狱。
小屋里的坑道入口始终没被找到！（如果一切都能按原来的设想实现，看守们还不知道要寻找多久呢！）不过。他们在日丹诺克“露馅儿”的地方发现了一个半堵塞的窟窿。但是，即使顺着地道来到工棚下面，也还弄不清人们究竟是从哪里进入地道的？把挖地道的上藏到哪里去了？
他们只是发现了那个有文化的房间里少了四个人。现在只好狠狠地殴打剩下来的八个人了——殴打便是蠢人探求真实情况的最简单的办法。
现在为什么还要隐瞒它呢？……
后来，当局组织了全体警备人员和看守人员到这个地道里来参观。埃克巴斯图兹营的负责人马克西缅柯少校还曾在总局的会议上向其他劳改营的负责人夸耀说：
“是啊，我们营里有过地道。是的，那简直是一条地铁！但是，我们呢……我们有高度的警惕性……”
其实，只不过是由于一个“虱子”……
立即响起了警报。已经逃出的四个人自然不能再逃往铁路道口。计划全打乱了！他们跳过大路对面的围墙，进入无人的工区，穿过工区，又跳墙出去，向草原跑去。他们不敢留在村庄里拦汽车，因为村庄里已经布满哨兵了。
就像一年前的腾诺一样，他们立即失去了前进的速度和逃脱的信心。
他们朝东南方向的塞米巴拉金斯克前进。他们既没有路上吃的食物，也没有力气，因为最后几天为了早些挖通地道已经累得筋疲力尽了。一逃跑的第五天，他们进入一个蒙古包想向哈萨克人要点食物。不出所料，哈萨克人拒绝给东西吃，并且用猎枪向要饭的人开枪。（这难道是草原上放牧人民的传统吗？如果这不是他们的旧传统，那么这个传统是从哪儿来的？……）
斯捷潘·科诺瓦洛夫用刀子对付了猎枪，刺伤哈萨克人，夺了猎枪和食物。他们继续前进。但是，哈萨克人骑马追寻他们，在他们快到额尔齐斯河岸的时候追上了。哈萨克人叫来了行动人员小组。
后来，逃跑者被包围起来，打得血肉模糊。再往后……再往后就不言而喻了。
如果现在谁能对我们说，十九世纪或者二十世纪的俄国革命者们的逃跑也曾遇到过这么多困难，曾是这么缺乏外部支持，曾处在这样敌意的环境中，被捉住之后曾受到过这样非人的惩罚，那么，就请他给我们举出实例来吧！
给我们举出这样的实例之后，再指责我们没有进行斗争也不迟！
北极星书库（ebook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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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拿冲锋枪的孩子们
穿黑袖口长大衣的士兵守卫过我们。红军战士守卫过我们。自卫队员守卫过我们。预备队的老兵也守卫过我们。最后，是身强力壮的、出生于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的、没有见过战争的孩子们拿起新式冲锋枪来守卫我们了。
我们与这些孩子们之间只有一条沉默的、死神的纽带联系着：他们中间的任何人都可以随便打死我们中间的任何人。每天早晚两次，各一小时，我们和他们拖着沉重的脚步一起走路：每天早晨，我们都无精打采地走向我们和他们都不需要去的地方，我们走在路中央，他们走在路两旁；每天傍晚，我们打起精神往回赶路，我们奔向自己的畜圈，他们也奔向自己的畜圈。双方都没有自己的真正的家，所以，这些畜圈也就等于大家的家了。
走路的时候，我们根本不看他们的短大衣，也不看他们的冲锋枪，那些东西对我们有什么用？可是，他们却始终盯着我们这黑色行列。按照规定，他们是应该总盯住我们的，他们接受了这样的命令，这是他们的职责所在。他们有责任用射击阻止我们的任何未经允许的举动和多跨出的一步。
我们身穿黑色厚棉衣，头戴用“斯大林毛皮”制的灰色棉帽．脚上是歪扭的、不像样子的、已经穿过三期、换过四次底的破毡靴，衣服上缝着一块块号码布。我们这种样子在他们眼里像什么呢？他们怎么能像对待真正的人那样对待我们呢？一
我们的样子使人望而生厌。这奇怪吗？不。当局就是有意使我们的样子叫人讨厌的。我们的队伍被武装士兵押解着走在宽阔的街道中央，村庄里的自由居民们，尤其是中小学校的女教师和学生们，从人行道上斜视着我们，目光里充满恐惧。据说他们生怕我们这些可惜的法西斯余孽会突然四散开来，冲垮押解队伍．跑到村里去抢劫、强奸、杀人、放火。像这样一些野兽般的家伙除了干这些之外不可能有别的念头。警卫部队正是保护村里人不受我们的侵害的。警卫部队多么高尚啊1在我们建造起来的村庄俱乐部里，警卫部队的中全邀请女教师跳舞的时候完全可以以英雄自居。
这些孩子们从警戒线上，从了望塔上，总是在盯着我们。但是。人们却不允许他们对我们有丝毫的了解。只给他们一项权利：不须事先警告即可直接用冲锋枪向我们射击！
唉！假如他们能在傍晚到我们工棚里来看看，坐在床边听听我们的谈话，听听这个老头儿是为什么被关进来的，那位叔叔又是为什么，那么，那些了望塔上，那些岗楼上，就不会再有人了。冲锋枪也就不会再射击了。
但是，这个制度的全部力量和狡猾性就在于：这些人与我们之间的死神联系是建立在不了解的基础上的。如果他们对我们表示同情，就会作为背叛祖国的行为而受到惩罚，他们想同我们谈话的愿望本身就等于对神圣誓言的违背。本来嘛，何必同我们谈话呢？J政治指导员不是会在规定的时间同他们进行谈话l吗？！政治指导员会把他们所守卫的这些人民敌人的政治情况和精神面貌告诉他们。他会详细地、不厌其烦地向他们解释这些丑八怪们多么危险，多么有害，给国家造成多大负担（这样就更能诱使他们拿这些活靶子试试枪法了）。政治指导员有时也会在腋下夹来一大包卷宗，说这是囚犯档案，是特别处只借给他看一晚上的。他会从中抽出一张打字文件来，读读那上面列举的罪行。就凭这些罪行，把奥斯威辛集中营的所有炼人炉都用上也不解恨。然后，他会说，这些罪行就是那个修理过电线杆上的电灯的电工干的，或者是那个管某些不谨慎的朋友们做过一个小柜的木匠干的。
政治指导员不会自相矛盾，他也不会失言。他绝不会告诉孩子们这些人被关起来只是因为他们信神，或是因为他们追求真理，主张正义，还有一些人甚至是什么也不因为。
这个制度的全部力量就在于：在这里，哪个人都不能和另一个人随便交谈，而必须通过军官和政治指导员。
这些孩子们的全部力量则在于他们的无知。
而劳改营的全部力量就在于这些孩子，在于这些戴红肩章的士兵，在于了望塔上的杀人凶手和追捕逃跑者的人们。
下面是当时内罗勃拉格的一个警卫人员关于政治指导员的一次训活的回忆：“萨穆京中尉是个窄肩膀、身体瘦长的人，脑袋扁平，活像一条蛇。他长得很白，几乎看不出他有眉毛。我们知道他从前经常随便开枪打死人。现在是他给我们上政治课。他用毫无变化的语调说：‘你们所看守的这些人民敌人就是法西斯分子，是坏蛋！我们体现祖国的力量和手握惩罚之剑。因此，我们必须坚定。不应该有任何温情，不应该有任何怜悯！’”
那些一定要朝着倒在地上的逃跑者的头上踢几脚的孩子们，那些从戴着手铐的白发老人口里踢掉面包的孩子们，那些眼看着一个被铐住的逃跑者在满是木刺的车厢里滚来滚去、脸上出血、头被撞破，而丝毫无动于衷的孩子们，就是在这种教育下成长起来的。是啊，他们是祖国的惩罚之剑。
斯大林死后，我这个被永久流放的人曾有些日子躺在塔什干的“自由人”的医院里。忽然，我听到一个乌兹别克族年轻人在向病友们讲他在军队里服役的情况。他说，他们的部队“是负责看守刽子手和野兽的”。这个乌兹别克人承认，看守人员也吃不饱，因此，他们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