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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着我的时候，他才直起身来又跑。边跑边哭，他以为我被打死了。他一口气跑到原先那间小屋外，踢破窗户，进去就找墙上那支猎枪。他摸到了猎枪，还有子弹袋。把枪上了膛。他说：“我当时想：去报仇？朝他们打一梭子，替格奥尔吉报仇？但是，又想了想，不行！”他找到了自行车，找到了斧头。他从里面破开门，往口袋里装了些盐，（是觉得盐最重要呢？还是没有时间考虑？）然后就骑上自行车顺大路直奔村子，又穿过树林，就从士兵们的旁边骑过去。（士兵们根本没有想到。）
我读绑着装上大车。两个士兵坐在我身上，把我送到两公里外的国营牧场。牧场里有电话，方才同送煤油的浮标工班长一起坐在舱里的护林员就是用它通知了红肩章士兵，所以他们来得那么快。我却没有估计到会有电话。
同这个护林员还有一个小小的插曲。谈这个插曲虽然不愉快，但它对于被捕获的逃犯来说却有典型性。我想解小手，因为我的手被捆在背后。需要别人用手给我一种十分阴私的帮助。拿冲锋枪的士兵当然不屑于做这种事，于是就叫那个护林员陪我出去。我们离开士兵们。当他在黑暗中帮我解手的时候，小声请求我原谅他的出卖行为：
”我的职责所在嘛！我也没有别的办法。”
我没有回答。这里的是非曲直由谁来评判呢？出卖我们的人有的由于职责，有的没有职责也出卖。一路上所有的人都出卖我们，只有那个白发老汉例外。
在大路旁的一间小屋里，我光着上身被捆绑着。口里干渴得很，但是不给我水喝。红肩章士兵们像一群野兽似地看着我，谁高兴就用枪托给我一下。但是，到了这里就不会那么轻易被打死了：在他们人少的时候，没有证人的时候，他们会打死人。（他们的这种恨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们多少天来一直排着队在河岸上，在芦苇丛里寻找我们，得不到休息，吃不到热饭，只能吃罐头。）
这间小屋里住着一家人。小孩子们用好奇的眼光盯着我，但不敢走过来，有的吓得打战。民警中尉坐在椅子上，同主人一起喝着优特加酒，他为这次成功和将会得到的奖赏而高兴。他向主人夸口说：
“你知道他是什么人？还是个上校呢，有名的美国特务，大土匪！他想往美国大使馆里逃。他们在路上杀了人，吃人肉。”
说不定他自己是真的相信这些话呢。内务部一直在散布关于政治犯的这类谣言，这样可以容易抓到人，大家都会去报告。他们只靠政权、武器、机动迅速这些优越条件还不够，还需要借助于造谣中伤！
（就在这个时候，科利亚骑着自行车，背着枪，若无其事地从我们的小屋旁驶过。他看到了照得很亮的小屋，几个坐在门口边抽烟边说笑的士兵和面对着窗户光着身子被绑住的我。他蹬车朝鄂木斯克猛跑。在抓住我的地方，还有士兵们一整夜守在草丛里，等待天亮进行搜索。这时还无人知道邻近的浮标工的枪和自行车都不见了，那个年轻的党员浮标工大概也是喝酒、吹牛去了。）
民警中尉充分享受了这猎获物的快乐之后，（对于地方民警来说这可是个不寻常的猎获物啊！）命令把我带进村里。我又被扔进大车。进村后，关进了临时羁押室，（这种地方在苏联到处都有，每个村苏维埃都附设一个临时羁押室！）两个冲锋枪手在走廊警戒，两个守住窗口！美国特务上校嘛！把我的手解开了，但命令我躺在屋中间的地上，不许靠近任何一面墙。就这样，我光着身子躺在地上度过了十月的一个夜晚。
第二天早晨，来了一个大尉，他的两眼狠狠地盯着我，把我的一件制服上衣扔给我（别的东西他们都卖掉喝酒了）。他不住地用眼睛嚼着门口，小声地向我问了一个奇怪的问题：
“你怎么认识我？”
“我不认识你。”
“那你怎么知道沃罗比约夫大尉领导搜捕工作？你这个坏蛋！你知道你把我置于何地了吗？！”
他也姓沃多比约夫！他也是大尉！那天夜里，当我们装成行动人员小组的时候，我确实提到过一个沃罗比约夫大尉。是我发了善心放掉的那个劳动者去如实报告了。现在这个大尉却遇到了麻烦！如果领导追捕的人和逃跑者有联系，那么，三个星期没抓到人就一点也不奇怪了！……
又来了几个军官，他们大声对我嚷嚷，同时也询问关于沃罗比约夫的事。我告诉他们：这是偶然的巧合。
又把我的手用铁丝捆起来，把鞋带抽掉，白天带我到村里的街上去示众。大约有二十名冲锋枪手押着我。全村的人都出来了，女人们不住地摇头，孩子们跟着跑，喊叫着：
“他是土匪！是带去枪毙的！”
两手被铁丝紧紧勒住，每走一步鞋就要掉。但是，我昂起头来，用骄傲的眼光望着群众，我想让大家都看看：我是个好人！
带我出来示众，是为了让这些妇女和孩子们记住。（关于我的神话很可能还要在这里流传二十年！）一直走到村口才把我推进一辆卡车的破旧木板车厢里。五名冲锋枪手靠在驾驶室旁目不转睛地盯着我。
就这样，我们逃出劳改营后曾经怀着无比喜悦的心情走过来的全部路程，如今我又得一步一步地往回走了。而这段路程，要顺着弯弯曲曲的汽车路走的话，足有五百公里。给我戴上了手铐，铐得非常紧。两手倒剪着，没有办法保护自己的脸。我不是像一个人，而是像一口被捆住的猪似的卧在车厢里。他们就是这样惩罚我们的。
道路坎坷木牛，雨下个不停，汽车在坑坑洼洼的路上颠簸摇晃。随着车身的摇动，我的头和脸就在车厢底板上来回磨蹭。头和脸被木刺划伤，木刺扎进肉里。手不但护不了脸，而且也随着车子的摇动被手铐咬得剧烈痛疼，像是被锯掉似的。我试图跪起来爬到车帮旁边，靠着车帮坐下。但是，白费力！因为没有东西支着，车一摇晃就又把我摔倒了，我只有在车厢底板上滚来滚去，有时候弹起来又撞到板子上，疼得好像五脏六腑全要震出来似的。仰面朝天，不行，压得背后的手吃不消。侧着身子，不行。趴下，也不行。我想弯着脖子，把头抬起一点来，免得老撞脸，不行，脖子支持不了一会儿，头便倒下去又撞在底板上……
五个押解兵看着我的痛苦，丝毫无动于衷。
这押解的旅程对他们也将是一次思想教育呀。
坐在驾驶室里的中尉亚克夫列夫每当车停下来的时候就往车厢里看一看，咧着嘴说：“嗯！没跑掉吧！”我请求他给我摘掉手铐，他笑笑：“我可不是那个让你钻铁丝网的小伙子。痛？你痛死才好哩！”
头一天晚上我还曾高兴过，心想：这次殴打还算轻，倒还不算“按罪受罚”。现在，我才明白：既然有卡车的破车厢会惩罚我，他们何必让自己的拳头受累呢？我身上没有一处不被擦伤撞肿的。两手剧痛，脑袋像是要裂开。满脸撞伤，扎了许多木刺，皮擦破了。
车走了一整天和大半夜。
当我已经不再同车厢作斗争而只是麻木地听任脑袋往车帮上撞来撞去的时候，一个押解兵实在看不下去了，把一个口袋垫在我的头下，并且偷偷替我松了松手铐，弯腰的时候悄声说：“没关系，快到了，再忍一会儿吧。”（这小伙子怎么会说出这样的话？他是什么人教育出来的？大概可以肯定地说不是马克西姆·高尔基教育的，也不是他们连队的政治指导员教育出来的。）
埃克巴斯图兹。士兵们把车围起来。“出来！”我站不起来。（即使能站起来，他们也会让我在兴高采烈的士兵们的拳打脚踢下通过的。）打开了车帮，我被拖到地上。看守们集拢来，大家都想看看，嘲弄一番。不知谁喊了一声：“哈！你这个侵略者！”
把我拖过岗楼，拖进监狱。没有把我塞进单间，而是立即关进一般牢房，为的是让那些喜欢“争取自由”的人看看我的模样。
在牢房里，囚犯们把我小心地抱起来，放到上层铺上。只不过要到明天吃早饭时他们才能给我点吃的东西。
那天晚上科利亚骑车走在去鄂木斯克的路上。一看见远处的汽车灯光，他就急忙拐进草原，放倒车，躺下。后来，他看到地里有一家孤零零的农户，宅旁有个鸡窝，又燃起了希望，于是他摸进去，扭断了三只鸡的脖子，装进口袋。别的鸡叫起来，他这才赶紧跑了。
自从我们犯了几个大错误之后他就感到缺乏信心，而现在我已被抓回，科利亚心里更没有底了。他不坚定，神经过敏。只凭某种拼命的心情往前跑，已经不能很好地考虑对策了。他已经不能判断一个极简单的道理；自行车和枪支的丢失现在肯定已被发觉，因此这两件东西已经不能再帮他伪装了，他应该无一亮就尽早把这两件过分明显的标志丢掉；同时，他不应该从这面的大路进鄂木斯克，应当远远地绕个大圈，到另一面，从小路进城。枪支和自行车应该尽快卖掉，这样还可以弄到点钱。这些他都没有想到。他在额尔齐斯河边的草丛里藏了大半天，但又没有忍到晚上，就在天不黑时顺着河边小路走去了。十分可能这时已经通过电台把他的特征广播了，在西伯利亚并不像在苏联欧洲部分那样回避公开广播此类事情。
他骑车走近一所小房，进去了。家里只有老太婆和她一、三十来岁的女儿。家里有收音机。巧得出奇的是收音机播送的歌曲正是：
流浪人逃出了库页岛，
沿着野兽走过的小道……
科利亚一下子百感交集，眼泪夺眶而出。妇女们问他：
“什么事使你这么伤心啊？”
听到她们这句同情的问话，科利亚忍不住放声哭起来。两个妇女都尽力安慰他。他解释说：
“我现在是孤零零一个人，全把我抛弃了。”
“那你就娶个妻子吧，”老太婆不知是开玩笑，还是认真地说：．“我这闺女也是一个人过。”
科利亚更是被感动了。不由得朝这个待嫁的姑娘望上几眼。姑娘却一本正经地转过脸来说：
“有钱买伏特加酒吗？”
科利亚把最后的几个卢布搜了出来，看样子不够。
“嗯，我一会儿再添上点。”姑娘说着就出门去了。
“对呀！”科利亚想起来了，“我这里还打了几只沙鸡呢。丈母娘，您去把它炖炖，不是一顿节日晚餐吗！”
“你这都是母鸡呀！”老太婆抓起鸡来一看，不对头。
“那就是我夜里打的时候没看清楚。”
“那怎么鸡脖子都拧断啦？……”
科利亚想讨支烟抽。老太婆却为了马合烟向新姑爷要钱。这时科利亚把便帽摘了下来。老太婆一看，更是慌了神：
“看你这头剃得光光的，该不是个逃犯吧？别找麻烦，赶快给我走开！等我闺女回来，我们给你报告去！”
科利亚总是在想：为什么我们在额尔齐斯河上可怜了自由的人们，而自由的人们却一点也不可怜我们呢？他把墙上挂的一件莫斯科式短上衣取下来（天已经凉了，可他身上只有一件衣服），穿上一试，正合身。老太婆在喊：“把你交给民警去！”这时科利亚已经从窗户看见老太婆的闺女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