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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长同志！我们昨天可看见两个人，简直像土匪一样。我们要知道的话，非把他们抓住不可，两个坏蛋！”
“听，怎么样？你可怜他们吗？”科利亚问我。
我没有吭声。
就从那天晚上起，从我们进屋取暖的时候或者从看到那只小白猫的时候起，我们的整个逃跑计划就被打乱了。我们似乎失掉了某种东西——是信心？果断？分析判断能力？两人和谐的决定？在这里，在即将到达鄂木斯克时，我们开始犯错误，两人开始不往一处想了。而这样的逃跑者就注定逃不远。
没等天亮我们就弃舟上岸了。白天睡在草垛上，但很不放心。天黑了，肚子饿，应该煮点肉吃。可是跑的时候把水桶丢了。我决定用火烤。找到了一个拖拉机上用的破座子。就把它支起来烤吧。土豆可以扔到灰里烧。
旁边有一个草窝棚，是割草人搭起来休息用的。我这天不知怎么那样糊涂，竟决定在窝棚里点火烤肉，我以为这样别处就看不见火。科利亚根本不想吃晚饭，他说；“咱们赶路吧！”老是意见分歧，合不来。
我在窝棚里点起火来。但是，草放多了，火一下子就上了窝棚顶，我好容易才爬出来。火顺着风势，把旁边的草垛（就是我们白天睡觉的那个草垛）也烧着了。我倒忽然心痛起这些干草来：多好的草啊，白天我们还在上面睡觉呢！我急忙把着了火的干草扔开，在地上滚动，企图把火扑灭，不让它蔓延。科利亚坐在一旁，气得鼓鼓的，一点也不想帮忙。
我们又留下了一个多么明显的痕迹呀！看，这照得满天通红的火光！几公里之外都能看到。这还要算敌人的破坏行为哩！对逃跑犯还会判原来的刑期二十五年，再加上放火烧农庄草垛的“破坏行为”，高兴的话，可以判你“极刑”（死刑）了！
主要的是，每犯一个错误，它又会引起新的错误，因此也就更失去信心，失去对环境的判断能力。
窝棚烧掉了。土豆倒也烧熟了。拿草灰当盐，我们把它吃了。
夜里继续走。绕过一个大村子。抬到一把铁锹，我们便拿着它，心想：会有用处的。我们沿着额尔齐斯河走，不久就遇到一个河湾。要绕过去吗？太费劲了。我们在附近找了找，发现一只没有桨的船。没关系，铁锹也可以当桨使。我们渡过河湾。我在这里用皮带把铁锹绑住，背在身后，揪把向上，从远看像是背着一支猎枪。在黑暗中人们会把我们当成猎人的。
没走多远，从旁边过来一个人，问了一声：“彼得罗？”“认错人了，不是彼得罗！”
我们走了一夜，白天又是睡在草垛里。轮船的汽笛声惊醒了我们，钻出来一看：不远处就是码头。几辆汽车正往码头上运西瓜。鄂木斯克市就在眼前。鄂木斯克就在眼前！该是刮刮胡子，弄一点钱的时候了。
科利亚不断折磨我：“这回我们该完蛋了。既然可怜他们，咱们为什么还要逃跑呢？正在决定命运的关头，你却发起慈悲心来！这回我们该完蛋了。”
他说得有理。现在想起来那是多么没有意义啊。现在我们没有刮脸刀，没有钱；本来是两者都已经到手了的，可我们却没有拿。我们为了逃跑，想啊，盼啊，多少年。耍了多少花招，作了多少戏。铬铁丝网，随时等待着子弹穿过后背，六天六夜滴水不进口，在草原上挣扎两个星期——而到最后，却没有拿那已经到手的东西！像这样满脸胡子怎么进鄂木斯克？到哪里去弄钱从鄂木斯克坐车到远处去？……
白天我们还是躺在干草里。当然，睡不着。下午五点左右日丹诺克说：
“现在趁着天还亮的时候出去看看情况吧！”
“那可不行！”我说。
“跑出来快一个月了。你可真是个保险主义者！我去，我一个人去。”
“你敢！我捅你一刀！”当然，我是不会捕他的。
日丹诺克不说话了。躺着。突然，他爬起来，钻出去，走了。怎么办？就这样分手？我也只好出去，追上他。我们在大白天顺着额尔齐斯河边的大路走。走到一个草垛旁坐下来商量：如果再遇到一个人，就不能放走他了。天黑之前绝不能让他去报告。科利亚不小心跑出去（想看看路上有没有人），被一个小伙子看见了。只好把小伙子叫过来：
“朋友，请过来！来一支烟解解闷儿吧！”
“你有什么可发愁的啊？”
“这不是嘛2我跟大舅子找个星期天出来划船玩玩。我是鄂木斯克人，他是巴夫洛达造船厂的，是个钳工。你看。夜里船脱了碇，漂走了，我们就这样留在岸上。你是干什么的？”
“看管浮标的。”
“你看没看见我们的船？说不定漂到芦苇丛里去了？”
“没看见。”
“你的岗位在哪儿？”
“那就是！”小伙子指指附近一间小屋。
“那就到你那儿去吧。我们带着肉，咱们煮点吃。我们也刮刮脸。”
我们三个人走去。原来这间小屋是另一个浮标工住的，我们这个小伙子住的那间离这里还有三百米。又不是一个人！我们刚进屋，邻居就骑自行车来了，还背着一支猎枪。他用眼睛嚼着我的满脸胡子，问起鄂木斯克的生活来。向我这个政治苦役犯打听鄂木斯克自由人的生活！我只好连猜带编，反正少不了什么住的地方太挤，食品供应不好，工业品质量差之类。我想，这大概不会错吧。谁知这个人不以为然，他撇着嘴反驳我，原来他是个党员。科利亚这时正在煮肉场，我们应该多吃点准备着，也许到达鄂木斯克之前再吃不到东西了。
到天黑这一段时间真难熬。这两人一个也不能放走。可是，如果再来第三个呢？天色黑下来，两人都要去点浮标灯。我们也要求跟去帮忙。那个党员拒绝说：
“我只要点两个浮标就行了，点完还得进村给家里送柴火去。我还要回来的。”
我暗示科利亚盯住这个党员，情况不妙就拉进草丛。并暗示他会面的地方。我自己跟另一个人去点浮标。我从船上留心观察附近岸上的地形，一边向他打听去附近城镇的路程。我看到那个党员和我们同时往回走，有些放心了：他还没有来得及去告密。不一会儿，他果然拉来一车柴火。但他却把车放在屋旁，不往家里送，坐下来喝科利亚煮的肉汤。他不走，有什么办法呢？那就对付他们两个？把一个弄进地窖，另一个塞到床下？……他两人都有证件，其中一人还有猎枪和自行车。是吗？啊！逃犯的生活啊！人家只是接待了你，你还嫌不够，还要强夺他们的……
突然，我听到吱拗一声，是桨架的声音。往窗外一看，三个人坐小船来了。这样就是五比二了。小屋的主人出去了一下，立即返回来取小铁桶，一边说：
“是班长来送煤油。奇怪，怎么他亲自送来，今天是星期天啊？”
星期天！我们都忘记星期见了。对我们来说星期见都一样。我们是星期日晚上逃出来的。那就是说已经过了三个星期。劳改营里怎么样？……猎犬们大概绝望了。认为再也抓不到我们。如果当初坐汽车跑，有这三个星期的时间我们大概早在卡累利阿自治共和国或者白俄罗斯共和国安顿下来了，已经有了居民证，找到工作了。顺利的话，也许还能往西走得远些……现在，经过三个星期之后，要是再投降可太遗憾了！
“喂，科利亚！差不多了吧，该打起精神整理行装了吧？”我们两人出去，蹲在草丛里观察着：小屋的主人从船上取了煤油，他的邻居。那个党员，也凑过去，小声在说什么，我们听不见。
送煤油的人走了。为了不给他们单独谈论我们的机会，我叫科利亚赶快回小屋去。我自己悄悄摸到主人的船旁，为了不弄响铁链子，我使了很大力气才把木桩子拔了出来。我估计了一下时间：如果浮标班长去报告，到村里约有七公里的路程，大约需要四十分钟，如果村里有武装人员，他们集合起来乘汽车赶到这里，也还得十五分钟。
我回到屋里。邻居还没有去送柴火，两人还在聊天。奇怪。那就不得不对付两个人了。我对日丹诺克说：
“喂，科利亚，睡觉前咱们到河里去洗洗罢？”（我们俩总得商量一下呀。）
我们刚刚出屋，就听到黑暗中传来皮靴的声音。我们弯下腰，借着灰暗的天空反光（月亮还没有升起）看到几个人影鱼贯地从树丛旁跑过去，把小屋围起来。
我对科利亚小声说：“上船去！”说着就向岸边跑。我从陡岸上滚滑下去，正好落到船旁边。生命攸关，分秒必争。可是不见科利亚跟上来。唉呀！他到那儿去啦？可我又不能扔下他。
终于，看见黑暗中一个人影顺河岸朝这边跑来了。
“科利亚，是你？”
火光！嗖的一声，子弹迎面打来！我翻身两手向前扑到船上。陡岸上冲锋枪接连打了几梭子子弹。人们喊道：“打死了一个！”有人俯身问：“受伤啦？”我呻吟着。人们把我拉出去，拖着走。我一跛一跛地走（如果受了枪伤，他们会殴打得轻些人黑暗中我偷偷把两把刀子扔在草里。
岸上的红肩章士兵问姓什么。我回答：“斯托里亚罗夫。”（还指望着万一能想法混过去。不想说出自己的真姓，因为那就意味着自由的结束呀！）
人们狠狠地往脸上打：“报你的姓名！”“斯托里亚罗夫。”他们把我拖进小屋，扒光上身的衣服，用铁丝把两手捆在背后，铁丝直吃到肉里。几把刺刀对着我的肚子。其中一把从刀尖上往下滴着血。抓到我的那个民警中尉萨博塔什尼科夫用那干式手枪往我脸上直捅，我看到手枪的扳机是扳起了的。“报你的姓名！”唉，抵抗已经没有用了。我说出了自己的姓名。
“另一个在哪儿？”
眼前的手枪晃动着，对着我的刺刀又往里扎了一下。
“另一个在哪儿？”
我为科利亚没被抓到而庆幸。我重复说：
刚才还在一起，大概被打死了。”
来了一个戴蓝箍帽的行动人员，哈萨克人。我的两手倒剪着，被他一把推倒在床上，半躺半卧，他就左右开弓打起嘴巴来，两只胳膊像游泳一样轮流摆动，每一巴掌都打得我的头往墙上撞一下。
“武器在哪儿？”
“什么武器？”
“你是背着武器的！夜间有人看见了！”
噢，路上遇见的那个猎人也去报告了……
“那是一把铁锹，不是武器。”
但他不信，继续打。突然，我觉得轻快了——这是开始失去知觉了。等醒过来的时候，我听到：
“好，你等着！要是我们的人受了伤，就地打死你！”
（他们像是有预感，科利亚确实弄到了一支枪！后来我才知道是怎么回事。原来，我告诉科利亚“上船去！”可是科利亚却向相反的方向跑去，他钻进了草丛。他后来解释说是没听懂我的话……其实，不是的，他那天一直想要同我分开，这时他就跑开了。他记住了放自行车的地方。听到枪声后他拼命地朝河岸的相反方向跑，后来朝着我们来的那个方向爬了一段路，藏在草里。等天完全黑下来，一群人围着我的时候，他才直起身来又跑。边跑边哭，他以为我被打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