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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什么？”
“特瓦尔多夫斯基的诗。《瓦西里·焦尔金》。”我坚定地回答。
（我和特瓦尔多夫斯基两人的生活道路在这里是第一次相交。）
“特瓦尔多——夫斯基！”上上含着几分敬意说，“你写它作什么？”
“这里没有书看。我就这样凭记忆写下来，有时候读上两句。”
我的武器——半片破刮脸刀片——被没收了，把那小段诗还给了我。他本来可以放掉我。那我就会赶紧去寻找我的《砌石工》。但是，这时已经过了点名时间，囚犯们已不能在营区随便走动了。所以看守亲自把我送回工棚，锁上了门。
我一夜没有睡好。外面的风刮得很猛，我的《砌石工》会被刮到哪里去呢？尽管那上面有不少略字和横线，但诗的大意还是清楚的。而且根据内容就可以断定作者是建造加强管制工棚的砌石班的人，而在砌石班那些西部乌克兰人中间是不难找到我的。
因此，现在在营区某处或草原上无可奈何地被大风吹着到处滚动的不只是那个小纸团，而是我多年来的写作，是已经写出的，更重要的是计划要写出的全部东西。我呢，只有祷告上帝保佑。每当处境不佳的时候，我们向来是不以信奉上帝为耻辱的。只是在我们顺利的时候，才耻于信上帝。
早晨，五点钟，刚一听到起床命令我就冒着使人窒息的寒风跑到昨天扔纸的地方去找。狂风卷起砂石扑打着我的脸。哪里去找呢？风从这里吹向营部方向，再远就是惩戒室（那里也有很多看守来来往往。还有几道交叉的铁丝网），再往前就是障碍地带，是小村镇的街道了。在天大亮前我弯着腰来回找了整整一小时，毫无结果。我已经绝望了。谁知天刚亮，我看见就在离我扔纸团的地方三四步远处有一个白东西——风把小纸团吹到旁边，恰巧夹在地上的两块木板中间了。
我至今仍然认为这是一个奇迹。
我就是这样写作的。冬天，在工间休息取暖的时候写。春天和夏天在林子里，坐在石头上写。趁着两次抬灰浆的间隙，我把纸片放在砖上用铅笔头（还得不让旁边的人看见）偷偷写下上一次抬灰浆时想好的一两行诗。我像是生活在梦中。坐在食堂里吃那神圣的烂菜汤时，我常常确实“食而不知其味”；我听不见周围人的谈话，我总是在沿着自己诗句的山峰向上攀登，就像把一块块砖砌成墙一样砌造我的诗篇。人们搜查我，点名，报数，跟着队伍一起走向工地——而我却只看到我写的戏剧的场面、幕布的颜色、布景中的家具摆设、一排顶灯照在台上的光圈、演员的每一个动作。
别的小伙子乘汽车冲出去，把铁丝网偷偷剪断，在大风雪里从一个雪堆爬向另一个雪堆。对我来说，这些铁丝网似乎并不存在，我仿佛始终处于自己的长久的、遥远的逃跑之中，但是，看守们发现不了这一点，他们只知道数数人头。
我知道，我并不是唯一这样做的人，我知道，我已经接触到一个伟大的秘密。在古拉格群岛分散的一个个小岛上，在同我一样的孤独的胸腔中，这个秘密正在人不知鬼不晓中成长起来，为的是在未来的年代，也许是在我们死后，显露出它的威容，汇成整个狂涛怒吼般的俄罗斯文学。
一九五六年，当时已经出现“私下出版物”（萨姆依兹达特）了，我在那里读到了瓦尔拉姆·沙拉莫夫的第一本诗集，它使我感到由衷的激动。就像会见了多年不见的亲兄弟一样。那里写道：
我自己知道：这不是游戏，
这意味着死亡——枪毙。
但是，像阿基米德一样，
即使为了获得生命，
我也绝不放下这支笔！
这张已经展开的纸，
我绝不把它揉弃！
他这诗也是在劳改营写的！这也是背着所有的人向黑暗发出的孤独而没有回声的呼喊：
那长长的一排坟墓
是我所记忆的全部。
我本应也赤身露体躺进泥土，
但我曾发誓；要把我的歌儿唱完，
要走完自己的路，
不吐出最后一个字，
绝不停止哭诉；
仿佛在我这死人的生活里
也还有过什么最初……
当时有多少像我们这样的人呀？我想，其数字要远比在这交替的年代泅出来的人多得多。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有幸能活到今天的。有些人只好把写出的诗篇装到瓶子里埋在地下，但却没有把埋藏地点告诉任何人。有的人交给别人保存起来了，但是交到了一些漫不经心的人手里，或者，相反地，交到了一些过于谨慎的人手里。有些人则根本没有来得及写下来。
即使在埃克巴斯图兹这个小岛上，难道我们会那么容易彼此相识，互相鼓励几句，互相表示支持吗？我们在劳改营里是像狼一般躲避着所有人的，我们彼此也互相躲避。不过，即使这样，我还是在埃克巴斯图兹营里认出了其中几个。
我完全意外地（通过洗礼教派信徒们）认识了一位宗教诗人阿纳托利·瓦西里耶维奇、西林。当时他已经四十多岁。相貌平庸，毫无特色。棕黄色头发已经被剪掉、剃光，眼眉也是棕黄色的。他对谁都谦让、温和，但也是矜持而审慎的。我和他已经谈过很多话，每逢不劳动的星期天，我们有时就在营区内长时间地散步。只是在这种时候，他才把自己写的宗教性叙事诗读给我听（他也和我一样，在劳改营里作诗）。这时我便一次又一次地感到惊奇：人的相貌真是多么不足为凭啊！一个平庸的外貌下面可能隐藏着多么不平庸的灵魂啊！
西林自幼流浪，在保育院里长大，是个无神论者。他被德国人俘虏后接触过一些宗教书籍，被这些书迷住了。从那时起，他不仅成了一个虔诚的宗教徒，而且成了哲学家和神学家！正因为“从那时起”他就一直生活在监狱和劳改营里，他作为神学家的道路也是自己独自走过来的；别人在他之前早已发现的东西，他要重新去发现，或者重新走入迷途，因为“从那时起”他就既未看到过宗教书籍，也未遇到过可以谈心的人。目前在埃克巴斯图兹劳改营里，他当的是壮工和掘土工。他努力完成那不可能完成的定额，每天归来时累得腿都直不起来，两手颤抖着。但是，不管白天黑夜，他的脑海里充满了诗篇的抑扬格，四韵的自由诗。全部诗篇都是在脑子里默默写成的。我相信，到我们相识的时候他头脑里大概总装有二万行诗句了。他也把写诗看作自己的一种神圣职责，他有自己的记忆方法和向别人传递的方法。
他体验到一个“大自然宫殿”，这使他对世界的认识变得美丽而温暖。每逢他看到在我们这不毛之地“非法地”生长出来的一棵小草，他便会俯身对着那小草高声感叹：
“看，大地上的青草有多美！创世主甚至把它也送来给人当铺垫了。那就是说，我们，人，更应该多么美好啊！”
“怎么能说‘你不要爱这个世界和世界上的东西’呢？”（这是教派的信徒们常说的一句话。）
接着，他便抱歉地笑笑。他善于用这种微笑同别人和解。
“是啊，甚至在尘世间肉体的爱里也表现出我们向往统一的伟大愿望啊！”
按照他的“神正论”，也就是他为神的正义所作的辩护，对于世界上为什么应该存在罪恶这一问题的解释，是用下列诗句表达的：
尽善尽美的创世主
允许有非尽善尽美的——
灵魂的痛苦，是因为没有它
人们就不会了解幸福。
…………
…………
法律确是严酷，
但只有靠了它
那些微末的俗子凡夫
才能踏上伟大的永久和平之路。
西林对于耶稣在肉体上遭受的苦难也作了自己的大胆解释：他认为这不仅是出于智人间赎罪的需要，而且也是出于上帝自己想重新体验一下人间痛苦的愿望。西林勇敢地断言：
“上帝一直是了解这些痛苦的，但是在这之前从来没有亲身体验过它！”
同样，关于将在所谓世界末日前出现的耶稣的敌人，即那个
歪曲了人的自由灵魂
对伟大光明的追求，
而把它局限于对今生光明的追求的人，西林的描写也使用了清新的、富有人情味的语言：
这伟大的天使抛弃了
赋予他的幸福，
因为他没有受过人间痛苦。
甚至他的爱也不会完美，
假如其中没有哀愁苦楚。
西林自己的思想十分自由，他的广阔胸怀中可以容纳下基督教的所有教派，他说；
……它们的实质是：
即便在基督的教义中
每个天使的形象也互不相同。
唯物主义者会怒气冲冲地提出疑问：精神怎么会产生物质？对此，西林置之一笑，他说：
“这些人并没有想认真地思考一下：粗糙的物质怎么会产生精神？如果是粗糙的物质产生了精神，那岂不是奇迹吗？那应该是更大的奇迹才对！”
我的脑海已经被我自己的诗句占满了，所以在我听到的西林的长诗中只保留了这么一些片断。我真担心他自己或许什么也保留不下来。在另一篇叙事诗中，他使自己最喜欢的主人公（他给这个主人公取了个古希腊人的名字，我把它忘记了）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了一篇假想演说——宣读了一篇为全人类制定的精神纲领。这位诗人的胸膛中，这个身上挂着四块号码布、疲惫不堪、只有死路一条的奴隶的胸膛中，拥有许许多多话需要向活着的人们诉说。他的话比在杂志社、出版社和广播电台里牢固地占据着自己的职位的、除了对自己之外对谁也不需要的整群人所讲的话还要多。
战争开始前夕，阿纳托利·瓦西里耶维奇·西林毕业于师范学院文学系。现在，他和我一样，大约再过三年就可以被“释放”到流放地去。他唯一的专长是在中学教文学。可是，像我们这些坐过牢的人，再去教书的可能是极少的。但是，万一呢？谈到这个问题时，他说：
“我总不能再向孩子们灌输谎言吧！我要对孩子们讲关于上帝、关于精神的真话。”
“那么，刚上完第一堂课就会把你解雇掉！”我对他说。
西林低垂着头，轻声回答说。
“让他解雇好啦！”
很清楚，他到那时候也是不会心慌的。他绝不会为了抓住教师的教学日志，为了不去挥动十字搞，就昧着良心讲课。
我久久地望着这个满头棕黄发、其貌不扬的人。他不知道谁是他的父母，谁是他的导师，他的整个生活道路是那么艰难，就像用铁锹来刨这埃克巴斯图兹的多石的地层一样。我望着他，心里又是可怜，又是赞叹。
西林和浸礼派教徒们吃一个锅里的饭，一起分面包和菜汤。当然，他需要有感激他的听众，他必须跟什么人一同阅读和解释福音书，并且收藏这本小书。但是，他倒并不去找那些东正教教徒们（大概是担心人们会把他看作旁门左道而拒绝接近吧）。也许只是没有发现他们，因为在我们营里除了西部乌克兰人之外很少有东正教徒。要么就是因为这些人事事循规蹈矩，很不突出。浸礼派教徒们似乎很尊重西林，认真地听他讲话，甚至把他算成自己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