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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可是个确实令人无法忍受的严厉的时代呀！雅尔塔市一家照像馆的修像师B·K·亚诺夫斯基画了一幅反映枪决奥恰柯夫起义水兵的画，并把它挂在照像馆的橱窗里了。（比如说，就像现在把描绘新切尔卡斯克镇压行动的图画展览在莫斯科铁匠桥大街一样。）对于这件事，雅尔塔市市长怎么办了呢？因为沙皇的庄园——里瓦基亚近在咫尺，所以他对此事的处理也特别残酷：首先，他冲着亚诺夫斯基大发雷霆，喊叫了一通；其次，他烧毁了……烧毁了亚诺夫斯基的照像馆吗？不是的，也没有烧毁那张描绘枪决事件的原画，而是烧毁了那张画的复制品。（人们会说：亚诺夫斯基真机灵！可我们还应该指出：市长也并没有命令当场砸碎照像馆的橱窗呀！）最后，亚诺夫斯基受到了最严厉的惩罚：虽然允许他继续住在雅尔塔，但在皇族成员路经此地时禁止他到大街上来。
民粹派评论家布尔采夫侨居国外时，甚至曾在一家侨民办的杂志上诋毁过沙皇的私生活。可是当他回到祖国俄罗斯（一九一四年，那正是爱国主义高潮时期）以后，他被沙皇枪毙了吗？没有。只不过蹲了不到一年的监狱，而且狱中还对他优待：他可以得到书看并从事写作。
阿布拉姆·戈茨在那次战争期间则被流放到伊尔库茨克……并且在那里领导着一份齐美尔瓦尔德派即反战派的报纸。
既然让斧头任意欲，斧头就会砍到自己人身上。
“工人反对派”领袖，世代的金属工业工人什利亚曾尼科夫一九二九年第一次被流放（到阿斯特拉罕）时，可就“没有与工人来往的权利”了，甚至没权利担任他想干的工人的职务。
大闹第二届国家杜马（辱骂俄国军队）的孟什维克祖拉博夫都没被赶出会场。然而他的儿子从一九二七年以后就没有走出过苏联的劳改营。这就是两个时代的比较。
当图哈切夫斯基将军像现在一般人所说的那样受到苏维埃政权的“镇压”的时候，当局不仅摧毁了他又己的家庭，把他全家人都关进监狱（更不必说他女儿被大学开除了），而且还逮捕了他的两个兄弟和弟媳，逮捕了他的四个姐妹和姐夫、妹夫，还把他的甥男侄女统统赶到保育院去，强迫他们改了姓，有的改姓托马舍维奇，有的改姓罗斯托夫，等等。图哈切夫斯基的妻子在哈萨克斯坦集中营里被枪杀，他的老母亲在阿斯特拉罕沿街乞讨，倒毙街头。另外几百名被处死的知名人士的亲属也都遭到相同的命运。这才叫做迫害呢！
沙皇时代的迫害（其实是“非迫害”）的主要特点，大概就是革命者的亲属丝毫没有受到牵连。娜塔利娅·谢多娃（托洛茨基的妻子）一九O七年还能够自由地回到俄国来，当时托洛茨基已是被判刑的罪犯了。乌里扬诺夫（列宁）一家的任何一个成员（他们在不同时期几乎全都被捕过）任何时候都可以拿到出国护照。当列宁因号召武装起义而被“通缉”时，列宁的姐姐安娜还能够合法地按期给列宁往巴黎汇款，汇到“里昂信贷银行”他的户头下。列宁的母亲和克鲁普斯卡娅的母亲两人的丈夫都曾是沙皇政府的三等以上的文官或军官，所以她们两人都曾终身领取沙皇政府的高额抚恤金。对她们进行迫害在当时简直是不可想象的事。
正是在这种条件下，列夫·托尔斯泰才形成了一种信念：认为似乎不需要政治上的自由，需要的只是道德上的完善。
当然，对于那些已经享有自由的人来说，自由是不再需要的。这一点，我们也同意，因为归根结底并不是为了政治自由嘛！人类发展的目的并不在于某种空洞的自由。甚至不在于某种成功的社会政治制度。对吗？问题当然在于社会的道德基础。但是，这到最后才是如此。那么，开始阶段呢？第一步呢？托尔斯泰的庄园雅斯那雅…波良纳在当时成了公开的思想俱乐部。可是要把这个地方也像列宁格勒的阿赫马托娃的住宅那样用军警包围起来，检查每个人的身份证件；或者让那些人们也受镇压，像我们在斯大林时期所遭受的那样，使得三个人不敢集在一间屋子里谈话的话，那么，大概托尔斯泰也会起来要求政治自由的。
在“斯托雷平恐怖政策”最猖獗的时候，自由派报纸《罗斯》还能够毫无阻碍地在头版用大字标题刊登：“五名处死！……在赫尔松二十人被处死刑！”看到这些消息后，托尔斯泰号陶大哭，声称：活不下去了，没有什么比这更加可怕的了！
还有前面提到的《往事》杂志上的统计表：六个月中处死刑者九百五十名声
就以这一期杂志为例吧。我们注意到，它的出版日期（一九O七年二月）正是在为期八个月（自一九O六年八月十九日至一九O七年四月十九日）的斯托雷平“军事司法”统治最猖狱的时期中，而它的统计所依据的资料则是俄国电讯社的铅印资料。想想看，假如一九三七年莫斯科的报纸登出了被枪决者的名单并发行一个资料汇编的话，内务人民委员部那双从不杀生的素食者的眼睛大概就得眨巴眨巴了吧。
其次，俄国历史上空前的、持续了八个月的这个“军事司法”时期之所以未能继续实行下去，归根结底还是因为那所谓“没有实权的”、“唯命是从的”国家杜马没有批准这种司法制度的缘故。（斯托雷平甚至没敢提交国家杜马审议。）
第三，当时提出实行这一“军事司法”制的理由，是因为前半年中发生过“无数起由于政治原因杀害警察官员的事件”，许多官员遭到袭击，直到在阿普切卡尔岛上发生爆炸事件，自由斗士们在那里一次就炸死和重伤了60入。因此“如果国家不对这些恐怖行动及时予以还击，那就不成其为国家了。”斯托雷平政府忍无可忍了。它又不满于实行陪审制的法院那种从容不迫的迂阔之论和律师力量的无限强大（当时的法院和律师们可不像我们现在的州法院或军区法庭那样接到某人一个电话指示就会俯首听命），因此。政府就急于要通过语言不多、直截了当的战地法庭来制止那些革命者。（简直就是土匪——他们竟向客运列车的窗口开枪，为了三五个卢布杀死普通居民。）（即使如此，也还是有些节制：只有在处于战时状态或实行非常保卫措施的地区才能成立战地法庭，而且只有在罪行刚刚发生后不久，即在不超过一昼夜的时间内，在犯罪行为有确凿见证的情况下才能开庭。）
既然这种作法使当时的人们感到十分震惊和愤慨，那就是说这种作法对当时的俄国来说已经是很不寻常的了！
在一九O六—一九O七年的情势下，很清楚，对于出现那段“斯托雷乎恐怖时期”的责任应该由内阁和实行恐怖主义的革命者们共同担负。
今天，在俄国的革命恐怖诞生了一百年之后，我们可以毫不犹豫地说：采取恐怖手段的念头和这类行动都是革命者犯下的极严重的错误，是俄国的灾难，它除了混乱、痛苦和超过必要限度的牺牲之外，没有给俄国带来任何东西。
让我们把同一期杂志再翻几页看看吧。这里刊载着一八六二年最早期的一张政治传单。一切就是由此开始的。传单上写着：
“我们要求什么？要求俄国的福利和幸福。要获得新的生活，更美好的生活，没有牺牲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没有时间拖延，我们需要快速的，急剧的变革！”
这是一条多么错误的路线啊！当时那些热心者没有时间拖延，因而他们就想用牺牲（可不是他们自己的、而是别人的牺牲）来加速普遍福利的到来！他们没有时间拖延，因此我们。他们的曾孙辈们，今天，在经过一百零五年之后，却不仅不是在（解放农奴的）原地踏步不前，反而是大踏步倒退了。
我们应该认识到：恐怖主义者是斯托雷平战地法庭的超前的伙伴。
在我们看来，斯托雷平时期和斯大林时期两者不能比拟之处只有一点，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残杀是单方面的——仅仅因为某人长叹一口气，甚至连叹气都算不上的一点小事，就可以砍掉他的脑袋
托尔斯泰不是惊叹“没有什么比这更加可怕的了”吗？其实，比这更可怕的事是一点也不难想象的。有比这更可怕的事，那就是：不是时而在某个众所周知的城市中处死一些人，而是每天到答都在处死人；不是一次处死二十人，而是二百人成批地处死；关于这些事，报纸上非但不用大字标题受，也不用小字标题登，报纸反而在报道“生活比以前更美好了，生活比以前快乐了”！
这是打烂了别人的嘴脸，还要硬说：他原来就是个烂嘴脸。
不，原来不是这样的！完全不是这样的。尽管当年公认俄国在欧洲算是最压迫人的国家。
本世纪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的科学发展，使人类对于进行压缩的可能性有了进一步认识。我们的祖先曾经认为地球表层，我们脚下的大地本身，已经是被极度压缩的了。可是，现代物理学家却把地表解释为几乎好像是一个多孔的筛状物。放在一百公尺见方的空旷处的一小粒霰弹——这就是原子的模型。人们又发现了奇异的所谓“核填装”：就是把这些霰弹的孩从一切空旷的一百公尺见方的地方驱赶到一起去。这样填装起来的顶针那么小的东西就会有火车头那么重。但是，即使这样的填装也还是很像一根绒毛那么松的，因为由于阳质子的关系我们不可能把核完全压实。而如果能单纯地把中子压缩在一起的话，那么像一枚邮票大小的这种“中子填装”就会有五百万吨重！
不，当局甚至根本无须借助什么物理学家的研究成果，就对我们进行了压缩。
他们通过斯大林的口，向全国发出了一个永不更改的号召：不要发善心！可是，“善心”这个词在达里的俄语详解辞典里的解释却是：“心地的良善、心灵的友爱本性、仁慈、对共同福利的关注。”看吧！这就是斯大林号召我们必须丢掉的东西，我们确实也就匆匆忙忙地把善心丢掉了：丢掉了对共同福利的关注！我们变得只满足于守着自己的饲料槽。
本世纪初，俄国的社会舆论曾经构成一支惊人的力量，构成了自由的空气。沙皇专制制度的被粉碎，不是在彼得格勒发出二月怒吼的时候，而是比这早得多！俄国文学中早已形成了一种定见，认为：勾画一个宪兵或警士的形象时多少带一点点同情，就等于是黑帮分子的阿谀奉承。早在这种定见形成的时候，沙皇制度实质上已被无可挽回地推翻了。当人们认为不仅同宪兵和警察握手、和他们相识、在街上向他们点头致意是自己的耻辱，而且连走在人行道上衣袖被他们擦一下都是耻辱的那个时候，沙皇制度实质上就已被推翻了！
如今，在我国，那些失业的刽子手们竟被特别委派来领导……文学和文化工作了！他们下令歌颂他们自己，把他们歌颂成传奇式的英雄。不知为什么这一切在我们这里竟称为……爱国主义！
社会舆论！我不知道社会学家给这个概念下的定义是什么，但我清楚地知道，它只能是由能够自由地表达、完全不受政府或党的意见左右的、能够互相影响的个人意见所组成。
只要我国国内一天没有独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