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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上也是很宽裕的，他要的东西都能给他寄去。不可能有比列宁在其唯—一次流放中的生活条件更好的了。当时的物价极其低廉，发给他的钱足够买到有益健康的各种食物，有充足的肉食（每周一只羊）、牛乳和蔬菜，可以尽情地去狩猎。（列宁不满意自己的猎犬，人们就认真地考虑从彼得堡给他另送一只猎犬去。打猎时有蚊子咬，他就可以定制一副细软羊皮手套。）列宁在这里医治好了他的胃病和青年时期落下的其它疾病，很快就发胖了。他没有任何必须尽的义务，不承担工作和劳役。甚至他的妻子和丈母娘都不必劳累，因为每月付出两个半卢布就雇到了一个十五岁的农村姑娘把他家的全部粗活包下来了。列宁不需要靠任何稿酬生活，所以彼得堡方面几次邀请他担任一项有偿的文字工作，他都拒绝了。他写的文章和发表的作品都只限于那些能够树立他的著作家声望的东西。
他服满了流放刑期（他本可以毫无困难地“逃跑”，但为慎重起见他没有逃跑）。是不是自动地延长了他的刑期？改判他终身流放了吗？为什么要这样呢？这是违法的。期满后他被批准住在普斯可夫，只是不许他去首都彼得堡。但他可以去里加，去斯摩梭斯克，并没有派人监视他。于是他便同他的朋友（马尔托夫）一起，带着一篮子秘密印刷品到首都去了，而且他们干脆取道检查特别严格的沙皇村（这是他和马尔托夫过于自作聪明了），结果，他又在彼得堡被逮捕。不错，这时他身边已经没有那只篮子了，但他还带着一封用隐影墨水写的给普列汉诺夫的信，信里谈到筹办《火星报》的整个计划。但是宪兵们似乎不想自找麻烦：被捕人在牢房里呆了三个星期，信一直在宪兵们手里，可却没有把它显影出来。
那么他擅自离开普斯可夫这件事怎样了结的呢？像我们现在这样判了他二十年苦役刑？不，只有这三个星期的拘留就完事了；之后就彻底释放了他，他随即乘火车到俄国各地去，筹备推广《火星报》的地点。然后又到国外去筹备《火星报》本身的出版工作。（警察局发给他出国护照时也“没有看到有什么障碍！”）
而且，不止这些！他从国外的侨居地点也照样把关于马克思的文章寄交俄国百科全书（格拉纳特兄弟编的）编辑部，而且这篇文章居然被刊用了。还不只是这一篇呢！
最后，他在离俄国边境不远的奥地利的一个小地方进行反对沙皇政府的活动，而沙皇当局也没有秘密派遣一些“好汉”去把他偷偷活捉回来。其实，这是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办到的。
沙皇对任何一个重要的社会民主党人的迫害也都表现了类似的软弱无能和不坚定性（在对待斯大林的问题上尤其如此，不过，这里又有其它疑点了）。例如，一九O四年在莫斯科搜查加米涅夫时没收了他的一些“诋毁性信件”。审讯时加米涅夫拒绝说明这些信的情况。也就完事了。于是，作为惩罚，把他遣送到……他父母居住的地方去了。
的确，对社会革命党人的迫害要严酷得多。但到底严酷到什么程度呢？难道格尔舒尼（一九O三年被捕）和萨温科夫（一九0六年被捕）的罪行还轻吗？他们组织领导了对俄罗斯帝国最显要人物的谋杀。但是，并没有处死他们。玛丽亚·斯皮里多诺娃打死的仅仅是一名五品文盲（而且整个欧洲还掀起了一场保卫她的浪潮），那更是如此了——不敢处死她，只好把她流放了。假如一九二一年唐波夫省（又是唐波夫！）农民起义的镇压者被一个十七岁的女中学生打死了，那么在“回击”的红色恐怖浪潮中不经审判而就地处决的中学生和知识分子会有几千呢？
俄国海军基地（斯维亚堡）的暴乱造成了几百名无辜士兵的死亡，为这件事枪毙了三十八人，另有八百人被判刑。（其中几个人二月革命时在传说得神乎其神的泽林图伊苦役地获释——这次革命时在那里总共才发现了二十二名政治苦役犯。）
那么对一九O一年在彼得堡举行大规模游行示威的大学生们是怎样惩罚的呢？据伊万诺夫…拉祖姆尼克回忆说，当时彼得堡的监狱里简直就像大学生们在举行郊游野餐一样，学生们笑语喧腾，一起唱歌，随便在牢房之间串来串去。伊万诺夫一拉祖姆尼克竟然要求监狱长准许他去看一场艺术剧院的巡回演出：他说，不然，票就白白浪费了啊！后来判他“流放”，流放到什么地方？根据他自己的选择到辛菲罗波尔去，这样他就可以背着背包在克里米亚到处游逛了。
阿里阿德娜·特尔科娃在回忆这同一个时期时写道：“对我们这些受侦查的人，管制并不严格。”宪兵军官们向受侦查人提供从最好的“多顿饭店”’买来的午餐。另一位喜欢深入钻研的民意党人评论家布尔采夫证实：‘彼得堡的监狱比欧洲的监狱要人道得多”
列昂尼德·安德烈耶夫曾起草号召书，号召莫斯科的工人们举行武装（！）起义以推翻（！）专制制度。为此他被……关在牢房里整整十五天！（他本人也觉得太少了，所以他自己加了刑；三星期。）我们来看看他当时的一段日记吧。
“单身牢房！不过，没什么，也并不十分糟糕。我铺好了床，把小板凳挪过来，摆好灯，放好香烟、梨……边读书，边吃梨，完全和在家里一样……满有意思。确实有意思。”“先生！喂，先生！”狱卒这样招呼他吃饭。他手头有许多书，还有从邻室传来的条子。
总之，安德烈耶夫承认，从居住条件和饮食方面来说，牢房的生活并不比他当年的大学生活更差。
这个时期，高尔基在特鲁别茨要塞监狱里写完了他的剧本《太阳的孩子》。
一九O五—一九O七年革命退潮以后，许多活动分子，如季亚奇科夫…塔拉索夫和安娜·拉克之流，并未坐等逮捕，纷纷出了国，——二月革命以后他们一个个英雄似地回来，主宰国内的新生活了。这样的人有好几百。
布尔什维克的领导部门以“格拉纳特”百科全书第四十一卷的形式出版了一套相当厚颜无耻的自我吹嘘，题为“苏联及十月革命的活动家们——自传和传记”。随便把其中哪一篇拿来一读，用今天的尺度来衡量，你都会感到惊奇：他们既然进行革命工作．怎么竟然会逍遥法外？特别奇怪的是他们在狱中的监禁条件怎么会那么好？！例如，关于克拉辛的条目里写道：“他回忆起在塔甘卡监狱里的情景总是感到满意。经过最初几次审讯之后，宪兵们就不再麻烦他了。（可这是为什么呢？——作者注）于是他把这不自由的闲暇时间全部用来顽强地做一件事：他学会了德语，读完了席勒和歌德的几乎全部原版著作，读了叔本华和康德的书，认真研究了穆勒的逻辑学、冯特的心理学……”等等。克拉辛自选的流放地是伊尔库茨克，即西伯利亚的首府，西伯利亚文化最发达的城市。
拉迪克在一九o六年被投入华沙监狱，“他被关了半年，日子过得非常好。他学习俄语，阅读列宁、普列汉诺夫和马克思的著作。在狱里写了他的第一篇文章……而当他（在狱中）收到一期刊有自己文章的考茨基主办的杂志时，感到十分自豪。”
或者，举个相反的例子吧。关于谢马什科的一条里有这样的话：“监禁（在莫斯科，7八九五年）是非常令人痛苦的”：蹲了三个月监狱之后，他被判流放三年，流放到……自己的故乡叶列茨去！
是那些在监狱里骨头变软了的人们，诸如帕尔武斯之流的政客，为了向沙皇专制报复，才会以那种充满感伤主义美丽辞藻的夸张的回忆录描写沙俄的监狱，在西方制造了所谓“恐怖的俄国巴士的狱”的美名。
从数以千计的小人物的单独传记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同样的情况。
例如，我手头就有一部百科全书，不过，它不很合适：是一部《文学百科全书》，比较陈旧（一九三二年版），里面还“包含着错误。’现在，趁着这些“错误”还没有被清除掉的时候，我姑且取一个“K”字母为例，举几个以“K”字母起头的人名看一看吧。
卡尔片科·卡雷。他是伊丽莎白格勒市的市警察局（！）的秘书，可他却向革命者提供护照！（把这句话译成现在的语言，就是：护照科的工作人员替非法组织弄护照。）为此他……被处绞刑了吗？没有。他被判流放……五（！）年，流放到……他自己的田庄去了！也就是说等于到别墅去了。后来他成了作家。
基里洛夫·B·T。他参加过黑海舰队水兵的革命运动。枪毙了吗？判了他终身苦役吗？没有。他被判流放到乌斯特…塞索尔斯克三年。他后来也成了作家。
卡萨特金·H·M。他在监狱里服刑，同时在写短篇小说，而且报纸上居然发表这些小说！（我们这里连刑满释放者写的东西也一概不予发表。）
卡尔波夫·叶夫季希曾经被流放两次（！）。后来却还是委以重任，让他领导亚历山大皇家剧院和苏沃林剧院。（如果在我们这里，第一，不允许他在首都落户；第二，恐怕特别处连个在剧院提示台词的角色也不会让他当吧。）
克日扎诺夫斯基在斯托雷平反动时期的最高潮中，从流放地回来（他仍然是秘密的中央委员会的委员），立即毫无阻碍地展开了他作为工程师的业务活动。（在我国，如果他能在农机站当个钳工就算走运了！）
虽然《文学百科全书》没有把克雷连科作为一个条目收进去，但既然说到用“区”字母起头的名字，提一提克雷连科总是公正的吧。他曾经热情地从事革命活动，曾先后三次“幸运地逃脱了逮捕”，而其余的六次逮捕总共坐了十四个月的牢。一九0七年（又是一个反动年头！）他被控在军队中从事煽动并参加军事组织，结果被军区（！）法庭……宣告无罪释放了！一九一五年克雷连科被控“逃避服军役”（当时正在进行战争，而且他是军官呀），可是他这个未来的军事统帅（和想“谋杀”另一位军事统帅的凶手）受到的惩处是……把他派往前线部队（可绝非惩戒营！）去了！（沙皇政府指望这样既可以战胜德国人，又可以扑灭革命……）就这样，在他那未被剪断的检察官羽翼的保护下，在多次审判中许多应该被判脑后吃一颗子弹的人竟然能够苟活了十五年之久。
在同一个“斯托雷平反动时期”，库塔伊斯的省长B·A·斯塔罗谢利斯基曾经直接向革命者提供护照和武器，把警察局和政府军队的计划泄露给革命者。可是他为此只被监禁两星期就完事了。
谁有足够的想象力，就请把这个情况翻译成我们现在的语言吧！
就在这“反动”时期，布尔什维克的哲学和社会政治刊物《思想》却可以合法地照常出版。而“反动的”《路标》论文集里也可以公然登载这样的话：“病入膏肓的独裁制度”，“专制和奴隶制的罪恶”。没有什么，这类话我们今天能说！
那可是个确实令人无法忍受的严厉的时代呀！雅尔塔市一家照像馆的修像师B·K·亚诺夫斯基画了一幅反映枪决奥恰柯夫起义水兵的画，并把它挂在照像馆的橱窗里了。（比如说，就像现在把描绘新切尔卡斯克镇压行动